办公业选址

办公业选址

随着一国经济结构的升级，生产性服务业的种类和就业人口必将随之增长。这些办事机构包括了金融保险（银行、证券、保险、养老基金等）、信息服务（电信、互联网、计算机、软件、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物流、航运、会展、旅游、中介服务（法律、会计、审计、税务咨询、市场调查以及民意测验、技术咨询、人事、行政管理、设计、广告、经纪等）、房地产、文化、版权、教育培训等等。它们涉及一系列既面向生产企业市场，又面向个人消费者市场的产业，但主要是为企业提供服务。

相对于工业、零售业、娱乐业的选址而言，办公业选址的特点在于：在空间上表现为高度集中化，喜欢集聚在城市CBD地区，与中心的距离越远，其服务集聚度趋于递减；它对其所在国家和城市的地理、文化和经济各种条件要求都更为综合，它要以前者的发展作为前提和基础。更进一步，在很多生产性服务业中，消除管制问题起着关键的作用。与金融业、信息服务取消管制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创新和风险加大的趋势。因此办公业的选址的规模和层级，客观上受到所在地国家综合环境的制约。然而生产性服务业的活力来自创新，它总是千方百计地绕开规则，或是创造出新产品和服务。与分散在四处的制造企业相比，金融和贸易服务中心的重要性正在提高，这是由于创新、风险、数字化和全球化都增加了产业组织的复杂性，因此也就增加了处于高度网络化的金融中心的利益（丝奇雅·沙森，2001）。

办公业选址的高端形式是企业总部选址。由于企业总部是要建立企业帝国中枢神经系统的控制和服务中心，能够满足其选址或布局的条件也就更为苛刻。从全球总部选址的情况来看，2007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中，有50家总部设在东京，东京由此成为拥有500强企业最多的城市；巴黎有26家企业总部，排名第二；纽约和伦敦分别有22家企业总部，并列第三。从区域总部的情况来看，6　000多家跨国公司的区域总部定居新加坡，香港则有3　890家境外公司的地区总部或地区办事处。

下面我们举几个行业办公业选址的例子：

金融业选址。金融服务活动的空间布局，有高度集中化的特点。大家知道，英国的金融业很发达，但金融活动和金融机构在空间上分布并不均衡。其金融活动集中于英格兰南部尤其是伦敦，那里不仅仅是全世界银行最集中的地方，也是引人注目的国际性金融部门的总部集中地，包括世界级的股票和金融衍生产品交易所、保险市场、商品期货市场，以及管理服务部门的支持性基础设施。很自然地，伦敦如同强有力的磁铁一般，其支配力延伸到了英国的各金融部门。伦敦至今仍是世界上外国银行最集中的地区，2001年约有超过470家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支行或者代表处（比较而言，巴黎有214家，法兰克福有320家），占据世界20%的跨国银行贷款、52%的外国证券交易量、31%的外汇交易。因此，伦敦的优势主要依靠其大规模的外汇交易和解除管制的证券市场。相对而言，纽约可称是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市场，同时对国际性的金融业务也有巨大的吸引力，东京的金融系统则更多地表现为国内主导。

金融业选址总是集中在最大的城市，但不一定位于首都。首都不一定是最大城市，也不一定是主要的金融中心，如华盛顿、堪培拉、伯尔尼、渥太华等都是例子。值得注意的还有金融选址的微观空间变化的情况，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金融业发生了技术变化和管制改革。技术变化使银行能够用资本代替劳动力以降低成本，并可利用技术的潜力来减少时空限制；而监管制度变革推动了金融部门的重组，以促使市场策略和组织结构进行调整。银行的分支部门网络是大额或零售金融服务的经销点，其重组计划也让人较为敏感，Rhoades（1998）证实，穷人承担的零售金融改革成本大得不成比例：首先，用电子设施替代分支机构会在技术上对贫困家庭产生很大影响；其次，贫困街区的银行越来越少，而富裕地区的银行却越来越多。

行政办公中心选址。这一类选址可看做是办公业选址的一种特殊领域。中国政府办公中心一般都选址在城市的核心位置，近些年随着城市扩展，这样的核心位置往往成了繁华拥挤的商业中心，因此就出现了行政办公中心迁址的热潮，一来通过土地置换政府可得到一笔建设新址的资金，二来政府也可借此带动新区的开发，因为通常政府行政办公中心地区的公共设施投入和配套是最多的又是最好的。

众所周知，梁思成和陈占祥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提出在北京建立一个新的行政中心的方案，然而有着科学迁址思想的“梁陈方案”却不幸流产了。有人将其归咎为认识问题，认为那时对城市发展的内在规律认识不足，缺少建设大城市的经验；也有人觉着从根本上来讲是经济上的原因，认为即使采纳了“梁陈方案”，在建国初期的历史条件下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可以用以建设。当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土地市场的消失，不可能承认土地是商品，本来开发新城，只要利用土地有偿使用机制很容易做到，但是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却变得完全束手无策。除了经济上的困难，意识形态实际上起了很大的作用。天安门是毛主席向世界宣布立国的位置，它实际上成了新中国政治社会生活的“中心”，它在人们心理上是不可“移动”的。推而广之，北京在全国的“中心”地位，也深刻地影响了许多机构的选址行为。世界上恐怕没有第二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有那么多地方政府在首都设立那么多的“驻京办事处”。据新华社《瞭望新闻周刊》的数据，除52家副省级以上单位的驻京办之外，在北京还有520家市级单位驻京办、5　000余家县级单位驻京办，如果加上各级（主要是省）政府部门设的联络处（或办事处），各种协会、国有企业和大学的联络处，各种驻京机构超过1万家，甚至还出现民营企业在北京设联络处的趋势。这么多驻京办事处粉墨登场要干什么？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说得很明白：“各省市区、地级市甚至县都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有的驻京办目的就是跑‘部’‘钱’进”（李金华，2006），各驻京办有专人负责收集有关部委准备投放项目、资金的信息，进行“公关”；另一个功能是负责“把进京上访者领回去”，维护首都的稳定。同样，中国四大商业银行总部集聚北京，也有历史和政治的原因。随时接触政府管理者、税务官员、海关官员、国家银行和部门政策制定者，尤其是那些靠近首都的单位和企业，通常会因此而带来利润。然而这种集中很少能够产生社会效益，应该逐步减少管制，通过简明的管理改革来避免这种集中，减少政策的不确定性，鼓励地理上的分权，不刺激企业在政府权力中心附近设址。

其他生产性服务业企业选址。这是一个宽泛复杂的领域，企业选址因业而异。比如广告业、会计业由于交易时需要直接面对客户，因而倾向于建立一系列分支办公室，这种广泛的分支机构网络是促进公司总部功能发挥的条件，它们不只是单纯的服务网点，还执行了许多重要的生产功能。而相对来说，管理咨询、工程和建筑服务公司一般不必建立分支和附属机构，只需将所有功能保留在中央区位上，其服务的传送往往采取货物的形式，如一张光碟或是一份图纸，不然就派专家到现场去。今天所有顶尖的投资银行、广告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和咨询公司，基本上都已是全球性的，其优势比起它们的那些本土的或地区性的竞争对手而言非常明显。这种优势，来源于顶尖公司强大的信息和人脉等支持系统，以及经验和商誉。在全球化浪潮中，随着它们的客户在世界各地更多地出售相同的产品并且将其经营业务进行合并，这种优势可能还会继续扩大。这些顶尖的公司倾向于大额交易，因为随着交易量和收入的增加，完成每笔交易的成本并不会按同样幅度增加（亚德里安·J．斯莱沃斯基，1998）。广告业的例子是：IBM公司1994年用1家广告公司替下了40家广告公司，菲亚特、通用汽车、柯达、飞利浦现在只用2家，福特和宝洁公司用3家，雀巢用5家（吉里·约拉姆·温德，1997）。

最后，是SOHO模式或家庭办公选址的模式。它既可以是传统的家庭手工艺，更多地也可以是以高度发达的以技术为基础的新型家庭工作和服务——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它经常由一种框架式的工作班子搭建而成，用以协调许多临时性工作单位的工作。每个单位根据该组织（它在本质上可以只是一项合约）的目标进行柔性组合，类似解决问题小组、设计工作室、突击队等都已经在我们身边频繁现身。这种时刻关注商业环境变化并适时创造商机的框架体制的管理者，要求能够敏于学习和想象，以便理解新环境、新问题，发明新的解决方法。因为他们需要面对和应付的都是“初次”和一次性的问题，无章可循，必须能够行使判断力进行复杂的价值决策，并且愿意周旋于各种各样的任务和组织形式之中，学会与不断变换的同事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