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报组织的信任和期望

1．1．1　研究的背景

“社会资本”最初在经济学领域中是一个与“私人资本”相对应的概念，重农学派、亚当·斯密和马克思都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过该概念。本研究所要探讨的社会资本是这个词在社会学中演化之后得到的与纯经济学意义不同的概念。在社会学领域，这一概念首先由法国学者Pierre Bourdieu提出，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网络研究的兴起而成为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齐肩的理论概念。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社会资本成为国际学术和其他机构的流行概念之一。美国杜克大学和世界银行在1998年和1999年分别组织了一次非常有影响的社会资本国际讨论会。到今天，对社会资本的研究已经渗入到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行为科学、管理学等诸多学术领域。Baker在出版于2000年的《社会资本制胜》一书中指出，当今的社会正在转向一个可被称为“网络社会”的全新阶段，在这个背景下，“社会资本”的意义比以往更加重要。

Baker提出的网络社会反映了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现实：随着新经济浪潮的到来，企业的生存环境和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一，全球经济一体化愈加深入。二战以后，国际分工不断深化，这在客观上要求国家或地区超越对资源配置的限制，商品、人力、资金、信息等生产要素跨区域地高速流动，国际合作进一步加强。受到这种全球化冲击的企业不得不制定适应性的战略，并且寻求组织模式的新突破。第二，科技创新突飞猛进。这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推动了数字化革命，“信息高速公路”将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技术上为企业与外界行为主体之间的合作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知识总量呈几何级数爆炸式增长，现在，已经没有一家企业能够保证自己长期垄断某项技术，或保证自己在每一方面都出类拔萃，从而也就没有一家企业能够做到真正的独立，那种必须通过击败竞争对手才能获得成功、完全依靠自己力量就会取得胜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第三，竞争环境日益激烈和残酷。越来越多的企业依靠传统的竞争优势来源已经无法适应动态多变的外部环境，成功的企业可能在一夜间就面临破产的危险。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必须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才能够保持并提高市场地位，而提高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途径就是迅速学习外来经验或知识，从而充分利用外部的资源与机会。

在当今世界，有数不清的实例佐证了企业外部网络关系的重要性。位于意大利中北部Modena省的制造中心Emilia－Romagna，被称为“第三意大利”，这是因为它创造了一个经济发展的奇迹，支撑这个奇迹的就是由大量中小企业、中间商、用户、企业协会、金融组织、政府及其他公共机构等构成的复杂网络。虽然理论上这些中小企业不具有规模经济性，但一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Putnam，1993）。在国内，经济活跃的浙江、广东等地也存在着影响广泛的企业网络，这种现象引起了学术界和企业界的极大关注。

在这样的背景下，合作正在日益成为企业面对竞争的一种战略手段。合作是竞争深化后的必然结果，在竞争中寻求合作的机会，在合作中更好地应对竞争成为企业的最终选择。合作和竞争变为相对的概念，两者相互依存，构成一对矛盾的统一体，而“竞合”（co－opetition）更是成为当今企业管理理论界的专有名词。当然，竞争并没有因为合作的潮流而被否定，只是从形式上，单个企业间的直接竞争日趋让位于企业网络之间的竞争，同一网络内部的各组织之间的协作非常广泛和紧密。从这个意义上看，现代企业组织形式正在走向“企业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企业与网络中的各相关经济主体相互依存、相互支持、共同进步。因而，对“组织间关系”的研究成为了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对于中国而言，这一研究有着更为深刻的背景。近年来学术刊物上发表的以“关系”（guanxi）为研究主题的文章发现，华人圈子注重建立“关系”的行为，只是经济转轨期的早期阶段较为适宜的模式^[1]。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基于亲情、交情等的人格化联结，将更多地被制度化的关系所取代。道·诺斯从制度变迁角度概括出了“现代经济所必需的制度转型，即从人格化交换向非人格化交换转变”。他指出，与建立在个人相互了解基础上的人格化交换不同，非人格化交换意味着交易的一方对另一方没有任何个人了解，不能以任何个人形态来区分交易对方^[2]。Pennings和Lee（1999）也指出，简单系统中的信任是一种被齐美尔（G．Simmel）称作“相互忠诚”的个人信任，这种信任存在于授信者和被信者的双边关系中；在具有多重关系的系统中，社会情境则成为核心的要素，它影响着构成该系统的个体之间关系的性质。他们认为，制度化的信任就是这种社会情境的一部分。

当前，中国社会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正在从以往的以人格化联结为主向着更注重非人格化联结的方向转变。习惯于请客、送礼及其他种种建立私交关系行为的国内人士已多少认识到，人际交往虽然可能给当事人（行动者）带来一定的社会资本，但与此同时也使其付出了许多交际的费用、时间和精力，并潜存着社会腐败问题。史晋川（2004）在对温州模式发展状态的考察中发现，人格化交易易于造成地方政府官员介入经济活动中，从而形成“公共权力与私营经济”的相互渗透。张曙光（2004）在对史文的评价中认为，在“今天已经有了现代市场和市场竞争”的情况下，人格化交易“适用的范围已经缩小，也许（只是）在一些社区型企业中，我们还能够观察到这种现象，人格化交易表现为某种与成员权有关的关系”^[3]。王春晓、和丕禅（2003）指出，集群内企业间信任机制的动态变迁的轨迹为：从基于个人信息的信任向基于制度的信任发展。在集群形成的初期，群内企业间的信任多是基于对个人信息的了解，血缘、地缘、业缘成为企业间信任的基础。集群中建立在个人信息基础上的企业间信任机制会由于社会的变迁和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受到冲击，这时基于制度的企业间信任就成为群内企业间信任的主要形式。赵祥（2007）认为，家族企业内的信任机制还停留在以亲缘关系为基础的人际信任阶段，还没有上升到组织和制度信任。基于家族信任的原因，企业集群内部很少发生企业合并的情况，集群内大企业都是通过自身发展慢慢扩大的，但企业一旦变大就会分开，家族信任问题会限制集群企业组织的扩张路径。谭科峰、赵黎明（2006）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市场经济和法治还不够完善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信任存在一定短缺或失灵的情况下，家族信任的忠诚可以独立于社会的法制与道德体系运行。可是，当正式的制度真正成为人们配置资源的有效途径时，社会关系就很少再纳入企业经济活动者予以重视的行动工具箱之中。这就意味着私人信任向制度信任的推进是必然的趋势，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中国社会更需予以重视。

在这样的新型社会结构转变之际，将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个细胞来考察，研究其社会资本的来源及其与员工个人社会资本的关联，是当前人力资源管理和网络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而前沿的课题。

其实，对于网络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它始于学者们对社会关系网络的关注。1922年德国社会学家Simmel在《群体联系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第一次使用了关系网络概念，英国人类学家Brown（1940）系统地分析了人类活动普遍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以他为代表的一些英国学者以结构功能理论为基础，将网络结构作为一种分析方法来描述社会结构以及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社会联系。其中，Bott的著作《家庭与社会关系网络》至今仍被经济社会学界视为英国社会关系网络研究的范例。在这一研究中，她发展出了网络结构的明确测量工具——结点（knit），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4]。

西方经济学把网络理论当作一个重要课题来研究，其对网络的关注始于制度经济学的创立时期（Commons出版于1934年的《制度经济学》是该学科的标志性著作）。被所谓完美的古典经济学体系排斥于经济学主流之外的制度经济学研究集体行动对个体行动的影响，并把对网络的关注点放到了企业的身上，产生了众多有影响的研究成果。从20世纪80年代起，网络理论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新领域，这种网络被经济学家视为现代企业的组织创新，是介于市场和企业之间的一种新型的结构模式。今天，网络概念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从跨国公司到中小企业，从传统制造型企业到新兴高科技公司，从产业集群到供应链管理，从国际经济到地区经济等多种研究领域。

20世纪50年代以来，理论工作者就试图把组织间的关系概念化、系统化。到了90年代已经颇有进展。Christine（1999）指出，组织间的关系（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就是发生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组织之间的相对持久的资源交易、信息流动和联结^[5]。企业组织间的关系还被归纳为三种基本模式：双边关系（dyadic interorganizationalrelationships）、组织集（interorganizational set）和组织间网络（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其中组织网络被认为是近年来发展最为迅速的组织间关系（Hall，1991）^[6]。组织间网络是通过所有的组织间关系构建起来的复杂系统，是网络中组织间关系的总和。而这种网络也被赋予多种名字来描述，比如：准企业（Eccles，1981）、敏捷专业化（Piore ＆Sabel，1984）、网络组织（Miles ＆Snow，1984）、战略网络（Jarillo，1988）、组织的网络形式（Powell，1990）、组织网络（Uzzi，1996、1997）、网络治理（Jones等，1997）、企业网络（Schibany etal．，2000）等等，如图1．1所示。虽然这些术语的含义并不完全一样，但是概括起来指的都是这样一种介于市场和企业科层结构之间的组织形式。本书并不是想在众多的现有术语中再加上所谓的新概念，而只是力图分析隐含在这些相关概念中的最重要的元素——组织间关系。

图1．1　描述组织间关系的词语集合

需要指出，这一领域绝大多数已有的研究成果都是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取得的，而管理学者们对网络的研究一直处于比较落后的地位，直到今天仍然缺乏普遍认同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主要是因为，在传统的管理理论（以Porter，1980，Barney，1986、1991为代表）中，企业的业绩表现最终取决于外部的产业环境或内部的资源与能力。这些观点对管理理论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管理学者们才开始重视组织间关系的研究，并且在研究中比较多地借鉴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已经相应成熟的研究成果。1992年由哈佛商学院的Nohria和Eccles主编的文集《网络和组织：结构、形式和行为》标志着网络研究开始在管理学领域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李新春，2000）。1998年《战略管理杂志》（SMJ）、《组织研究》（OS）等西方权威学术刊物都组织过专门有关网络问题的讨论，同年在欧洲专门设立的关于“欧洲管理与组织结构转型”的研究项目中，讨论最多的也是网络问题（彭文兵，2001）。

由“社会资本”发展而来的“企业社会资本”概念，就是在这样的实践与理论背景下成为组织间关系研究的一个新的着眼点。它为管理学理论工作者尝试着将社会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融合起来并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与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