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全球区位优势的变迁

一、跨国公司全球区位优势的变迁

20世纪70年代，邓宁（Dunning，1977）提出了著名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具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共同构成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充分条件。此前海默等学者的垄断优势论与伯克莱、卡森等学者的内部化理论都从某个侧面解释了对外投资的形成原因。然而这两个方面的理论主要解释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投资动机，而对于投资的流向缺乏相应的研究。邓宁的折衷理论不仅对其进行了综合，同时加入了区位的选择变量，用以说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流向。

邓宁最初提出的区位化优势是指某一国家或地区能为在其境内从事生产活动的公司提供的便利条件，也是东道国具有的，跨国企业无法自行支配而只能利用的优势。区位优势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要素禀赋优势，包括劳动力成本，能源成本，原材料成本等。二是政府政策的影响，如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税收政策，外汇管理体制以及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规定等等。三是市场规模、社会文化环境，规模大，开放程度高的市场文化环境有利于发挥和培养跨国公司的竞争力。

应该说邓宁的区位优势相对于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地域分工理论有所突破。地域分工理论主要包括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和要素禀赋理论。绝对优势理论渊源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地域分工理论，将不同国家的同种产品的成本直接比较，认为在某种产品上所花的成本绝对的低，就称之为具有“绝对优势”。比较优势理论渊源于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国际分工理论，将不同国家的产品成本比例同国外同类产品的成本比例进行比较，各国就能生产各自的比较优势产品，并在国家间进行交换，通过贸易增进利益。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解释了导致产品比较成本区域差异的关键原因在于要素比例的不同，因此每个地区应专门生产密集使用其相对丰裕要素而较少使用本地区稀缺要素的商品，以换回其要素比例正好相反的商品。上述理论对导致不同地区比较优势产生的原因做了探索性的科学研究，然而地域分工理论的前提假设是全球资源的不可流动性，而跨国公司作为经济全球化的载体，在世界范围的经营活动中，使要素资源的流动性越来越大。因此在邓宁的区位优势中，政府政策、社会环境等人文因素成为跨国公司对外投资不容忽视的区位变量。

然而从最初的区位优势定义来看，跨国集团不能依赖自身力量改变区位特定因素而增加区位优势的存量，即使是企业获取信息的途径和评估东道国环境的能力，也属于所有权优势的范畴，与地区特定优势无关。因此传统理论认为区位优势独立于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之外，被视为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外生变量。因而，从资源学派的观点来看，区位优势既然是外生变量，则容易被竞争对手所复制和模仿，比如跨国公司进入某区域获取自然资源或低廉劳动力成本的区位优势，很容易为竞争对手的跟随战略所抵消。因此传统理论的区位优势不能成为跨国公司核心竞争力的来源。

20世纪90年代之后，知识取代资本和一般性自然资源成为企业获取区位优势的关键要素。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不仅仅是对母国所有权垄断优势的转移运用或适度调整以适应当地化的需求或特殊的消费者偏好，而更倾向于获取可应用于全球的区域性知识资源和战略性资产。这些区位优势不仅仅提供了当地化的市场机会和地理优势，更重要的是为跨国公司提供了可应用于全球性战略的地方优势。尽管从地理上，区位优势对任何跨国公司是平等的，但是由于不同的跨国公司组织在知识存量和能力上的异质性，从而导致了它们在知识资源和战略性资产上吸收、获取、利用和整合能力上的差异，因而新型区位优势的开发与跨国公司所有权的特定优势彼此相互联系，共同成为跨国公司竞争力的优势源。传统的跨国公司理论所关注的重点是企业具备了哪些优势才能开展跨国经营，而理论发展表明跨国经营不仅是企业具备优势的结果，也是产生优势的手段。Kogut（1992）曾将跨国企业的优势分为“初始优势”和“后续优势”，初始优势是企业在母国建立的优势，后续优势是企业通过国际化经营所带来的优势。其中区位优势作为跨国公司国际化经营的后续优势之一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企业集团的跨国经营与获取优势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跨国经营的实质在于保持和发展优势和寻求新的优势。

在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的区位因素已经在至少三个方面发生了转移，而这三个方面均与集聚经济有关。

（1）战略变化。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与其全球经营战略息息相关。由于全球化的竞争压力，跨国公司的战略已经从简单的一体化转向了复合一体化，这要求跨国公司将资源在其全球性生产体系中重新配置，将其在地理上分散的国外分支机构和不完整的生产体系转向全球性的一体化生产和营销网络，以寻求公司各分支机构的“协同”优势。对于东道国而言，为适应这种战略变化，吸引FDI的重点也在变化。以现代竞争观点来看，倾斜政策、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优势均成为“低阶”优势，而且比较不稳定，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是流动的。集聚经济则因为其在特定空间上经济活动的集中而产生正的外部经济效应，从而成为工业成长和区域发展的重要原因。特别如马歇尔所言，这种集中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对于一个厂商而言是外部的，然而对于一个区域而言却是内部的。这更强调了产业集群对于FDI区位优势的长远吸引力。

（2）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对跨国公司的跨国投资分布有着重要和深远的影响，这一方面在于跨国公司本身就是先进技术的创新者和载体，另一方面又是技术转移和技术扩散的主体。技术进步推动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扩张，但这种扩张又是以其持续不断的创新为基础的，这保证了跨国公司的高的竞争力。然而由于研发密集型活动的增长速度快于技术密集度较低的活动，这对于区位提出了相应的技术要求。即要求除了为使用新技术所建立的各种各样的新技能和基础设施外，还需要为适应技术变化与技术吸收的新的组织和相关产业。产业集群中，由于竞争的强化和有序，使得创新成为竞争的主要手段，新技术、新思维和新工艺在产业集群中的出现和传播大大优于其他区域。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产业集群多是该国技术积淀深厚的区域，不但技术先进，而且具有强的扩张能力。能有效地吸收理解跨国公司的新技术，并快速将其转化为生产能力，这必然成为跨国公司新的区位选择。

（3）自由化的政策。政策环境作为跨国投资的区位选择因素，并不是现在才有的。跨国公司最初为了绕过贸易壁垒而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就与政策有关，然而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跨国公司进行FDI所要求的自由化政策也有了本质上的变化。这一方面源于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情况下，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的迅猛发展已经使跨国公司不必要为跨越关税壁垒或加强现有经营活动中的竞争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从而跨国公司区位选择更倾向于能促其竞争力提高和进行有效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区域。

对此，美国学者邓宁也对自身原有的区位优势理论进行了改进，如表6-1所示。从表6-1分析可知，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区位选择有以下几大重要变化。

（1）知识要素和战略性资产取代传统的自然资源等地理上的优势成为区位选择的主流。区位优势超越了单纯的要素禀赋、东道国政策环境等地理优势。

（2）跨国公司国外分支机构更加根植于东道国，体现在当地价值链的深化，高层次活动的定位等，如现实中跨国公司更多专利来于东道国的分支机构，Cantwell ＆Harding（1997）的研究表明，在1991—1995年，11%的世界跨国型大公司在美国注册的专利可追溯到母公司母国以外的研究地区。

（3）价值链活动属知识密集型时，跨国公司追求的区位特定资产发生变化，如经济、制度结构对投资活动更重要，而更为突出的是空间集群成为重要的区位吸引因素。

表6-1　影响跨国公司价值增值活动区位选择的变量

（续　表）

资料来源：Dunning，1998。

邓宁同时指出跨国公司促进或加剧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集聚是一个研究很少的领域，全世界许多新建立的集群区更多依赖于外资投入的参与。只要稍微回顾一下科技区、出口加工区，研究开发基地，服务支持中心的成员企业，就会发现跨国公司都积极参与到区域集群中，甚至居于领导地位。而集群区域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在区位因素中越来越扮演着重要的作用（Dunning，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