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产业区理论进展

二、新产业区理论进展

（一）新产业区概念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末，经济危机像幽灵一样在西方发达国家上空徘徊。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某些地区，出现了与大势相左的良好态势，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人们发现，这些地区很多都是由中小企业集聚而成，企业之间既竞争又合作，其相互合作不仅有正式的战略联盟，经济合同，投入产出联系，还包括非正式的交流、沟通、接触、面对面的对话，使得中小企业不一定依赖于大企业，而是在平等竞争的同时又共同面对国际市场。这种有效的合作网络产生了一种内力，使当地经济迅速增长，人们称这种现象为新产业区。

新产业区概念是由19世纪马歇尔研究的具有创新环境的小企业集群（马歇尔产业区）的概念演化而来的。意大利的社会学家Bagnasco（1977）首先关注了意大利东北部与中部地区的发展，发现这些专业化区域与当年的马歇尔在英国观察到的“产业区”存在惊人的相似，并提出了“第三意大利”的概念。其后Bacattini（1978）对意大利中部的图斯科（Tuscan）地区的系统考察，将新产业区定义为“具有共同社会背景的人们和企业在一定自然地域上形成的社会地域生产综合体”。这种区域真正引起世界各国学者的注意，是由于美国学者Piore ＆Sabel（1984）的合著《第二次产业分工》（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他们首次对19世纪的产业区再现的现象进行了重新解释，指出其发展模式的特点是柔性专业化（Flexibility plus specialization）。它与当年马歇尔所描述的产业区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柔性专业化的中小企业产业区，运行机制灵活，专业化程度高，企业之间的协同作用强，从而可以更容易地组织生产和适应个性化的市场需求，获得发展的优势。然而这些意大利和德国的区域模式只是本地化的特例，在实际中，生产系统在区域的发展并不是完全封闭的。

尽管这类产业区非常类似于19世纪马歇尔提出的“产业区”，但由于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和全球化的进程加速，这些区域发展的内外环境不断发生变化，使得其外部条件和内部特征与当初马歇尔理论中的产业区概念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包括：其一，马歇尔很少考虑产业区企业的成长和区域外企业的迁入等动态发展变化，其二，新产业区不仅关注产业区的经济特征，同时也注重对产生这一经济特性的社会文化网络的研究，其三，新产业区中广泛存在的高新技术区域大多数由高新技术中小企业集聚而成，在技术复杂程度上与19世纪马歇尔研究的产业区明显相异。因此学者们对这类产业区的研究定义为新产业区是合理的。

（二）新产业区理论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之后大量涌现了关于新产业区研究的文献，其中关于新产业区内在机制研究方面，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类。

欧洲创新研究小组（GREMI）成员在大量调研欧洲一些区域的基础上^[1]，认为区域创新环境和区域创新网络在区域经济包括产业区新产业区的发展中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该理论特别强调区域内部力量对于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作用，强调区域内部整体的系统性的作用发挥与区内资源的整合与创新。在解释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忽略了全球化趋势下全球层面的创新网络与本地创新网络的联结与协同作用，忽视了区域创新网络发展过程中应具有的开放性特点。

Harrison（1992）提出企业易受区外不断变化的条件影响，企业的外部活动日盛，则区内的合作基础不稳固。因此，企业在区域内结成的网络必须根植于当地的社会文化环境。Capello（1999）指出区域内的行为个体在网络联结的过程中不断进行集体学习，促进区域创新网络和区域创新环境的互动，进而实现企业的不断空间集聚和新产业区的持续发展。

对于新产业区认识和推广性文献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类。

Park ＆Markusen（1995）指出新产业区的研究不应局限在欧美，也应包括亚洲，关于新产业区推广至全球的概念，进一步促进了新产业区理论的发展。同时文章也指出，在实际发展中，新产业区内的柔性生产系统与大宗生产系统并存，所以不能将柔性生产系统看作是判别新产业区形成与发展的唯一标准，指出了新产业区中另外的特征，即网络及其根植性。

王缉慈和王缉宪（1998）以北京中关村为例，提出了意大利新产业区概念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意义。并对韩国的朴杉沃等人关于产业区概念一般化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Storper（1997）总结了新产业区研究的主要贡献：

（1）所提出的柔性专业化生产系统替代大批量生产系统的论断是基本正确的。目前这一观点得到了学术和企业界的广泛承认。统计数字也支持了这种观点，例如从1977—1987年，美国经济一体化从30%减少到21%，甚至制造业中的垂直一体化业从30%减至27%，在很多柔性专业化特色明显的部门，这种减少趋势更加明显。

（2）新产业区说明了当代发展最重要的力量，创新和技术学习是一种有特殊地方性的现象，这一观点也普遍被经济学者、实业界人士所接受。

（3）区域经济成功的根本是适当的制度网络，在他们的影响下，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对生产系统的网络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已经从单一企业的分析转向了商品链的分析。

总之，在分析各国各地区的新产业区时，大多数学者主要从区域的柔性专业化和创新网络来解释产业区形成与发展的机制，并将这一概念运用到发展中国家。

（三）社会网络理论的融入

在新产业区理论的发展中，根植性（embeddedness）、创新性、区域创新网络（regional innovation network）等概念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这与社会网络理论的融入不无关系。社会经济网络分析是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新研究范式。该理论认为经济组织是基于正式契约的经济关系，社会组织是基于非正式契约的社会关系。在分工协作中，经济网络与社会网络相互嵌套，相互促进，螺旋上升。美国学者Granovettor（1973，1985）用根植性的概念来描述那些使交易行为主体偏离利润最大化目标的非经济因素的社会影响。以其为代表的新经济社会学者认为，经济行为是根植在网络与制度之中的，这种网络与制度是由社会构筑并有文化意义的。这个论述高度评价了社会和文化对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

网络组织理论将社会经济活动放到了更加现实和更为广阔的背景下进行分析，探讨了导致企业间相互联结的网络安排及其演进的各种要素。分析的重点不是企业的界定、企业与市场之间的最佳组合以及企业内部等级组织的选择，而是企业内部或外部能够诱导和实际存在的各种交互作用的网络关系及其构造。

瑞典学者Hakansson ＆Snehota（1987）提出了网络模型（如图2-1）。并指出活动、行为主体和资源是影响网络组织结构的基本元素，多层次性是网络的基本特征，正是这种网络关系，承担了企业创新活动的组织功能。

社会网络区别于纯粹经济模型的关键在于它所构成的基础既非市场价格信号，又非企业内部权威控制的组织结构。它所强调的非正式性的人际关系，与竞争相伴的合作、信任的关系对新产业区或集群的研究发展发挥了突出的作用。

图2-1　网络模式

资料来源：Hakansson ＆Snehota，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