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在华理论的研究进展

第二节　欧盟在华FDI理论的研究进展

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着技术的突破性进步，跨国公司及其对外直接投资（FDI）快速发展，FDI在国际资本流动中逐渐占据主要地位，由此引起经济界及政府政策研究部门的关注，并开始出现了相关的理论研究。由于FDI的主体是跨国公司，所以FDI的理论也被称为跨国公司理论。早期关于FDI的研究主要集中在FDI与国际贸易的关系、FDI的动机和成因方面⁽²⁾，这方面的研究将在本章第三节进行详细的综述。由于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显著，关于FDI对东道国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出口与出口竞争力、政府政策等方面的影响，以及东道国对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的研究也越来越多。本节我们主要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考虑东道国吸收能力的技术转移、FDI与中国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研究进行评述。

一、FDI的技术溢出效应

（一）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研究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基础源于跨国公司的形成与发展理论。海默（Hymer，1976）认为，FDI的主要动机是跨国公司为了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上控制生产和市场营销，以便充分利用公司专有的知识和技能资产。海默的观点意味着拥有专有知识和技能上的所有权优势是跨国公司存在的必要条件，否则跨国公司无法在与东道国企业的竞争中取胜，这是因为当地企业往往具有市场环境、消费者行为以及商业经验等方面的知识优势。然而，在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的频繁接触过程中，跨国公司的专有知识和技能可绕过市场交易，直接转移到东道国的本地企业当中，即发生技术溢出效应⁽³⁾。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理论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和产生的原因、FDI技术外溢对东道国的影响等方面。

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讨论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麦克杜格尔（MacDougall，1960）在分析FDI对东道国福利效应的影响时，第一次把技术溢出效应视为FDI的一个重要现象。凯夫斯（Caves，1971）在考察FDI对最佳关税、产业模式和福利的影响时，也多次提到了溢出效应。根据技术扩散对当地厂商的不同影响，凯夫斯（Caves，1974）第一次比较全面地把技术扩散可能存在的外部性分为三类：（1）原来具有强大行业壁垒的产业，由于跨国公司的强行进入，垄断扭曲受到遏制，资源配置得到改善；（2）由于跨国公司不断增加的竞争压力或带来的示范效应，刺激当地厂商更加有效地使用现有资源，推动当地技术效率的提高；（3）由于竞争、反复模仿或其他原因，跨国公司的进入将加快技术转移及其扩散速度。

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原因，早期的理论（Koizumi＆Kopecky，1977；Findlay，1978）主要研究跨国公司母公司向国外子公司的技术转移，并且假定母公司向东道国的技术转移是自然发生的。小泉和科佩基（Koizumi＆Kopecky，1977）首次建立了关于FDI和技术转移的研究模型，分析了在跨国公司内部由母公司向子公司的技术转移。在他们的模型中，技术溢出被假设为是外围公司所拥有的资本量的增函数，外围技术向本地的溢出被认为是“自动的”，并且跨国公司的专有知识被当做是公共物品。结果表明，两个具有相同生产函数的国家能从不同的时间路径达到不同的均衡状态。芬德利（Findlay，1978）研究了FDI与后进地区的技术变化的关系。先进地区的技术进步率被假定按照一个固定的速率增加，后进国家的技术扩散速率被假定取决于两个因素：（1）按照格申克龙（Gerschenkron，1962）的假设——在欠发达地区与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发展水平越不一致，追赶的速度越快——芬德利也假设落后地区的技术发展速度是其与发达国家地区之间技术差异的增函数。对于给定数量的外资存量，本地公司与外资公司之间的技术差距越大，溢出效应越明显。（2）芬德利按照阿罗（Arrow，1971）的研究模式，认为技术扩散和传染病的扩散类似，当人员的接触越密切时，技术创新的扩散就越有效率。在此基础上，芬德利分析了外国公司技术和本地企业技术之间相对增长速率的决定机理，以及在稳定状态下各种参数发生变化给本地企业技术进步带来的影响。然而，这个模型未能解释影响先进地区向后进地区技术溢出力量的因素究竟有哪些。

新增长理论（Lucas，1988；Romer，1990）出现以后，通过贸易和FDI产生的技术转移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王建业（1990）建立了一个两国间的动态模型来研究增长和资本运动的相互作用。模型同样采用了芬德利（1978）关于技术溢出的假设，即欠发达国家的技术溢出速度是当地外资数量的增函数。在资本可以自由流动的前提下，模型预测了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间的收入差距会随着欠发达国家中人力资本和技术扩散的增加而缩小。这表明来自发达国家的FDI对发展中国家非常有利，能够促进当地技术进步，提高当地收入增长的速度。瓦尔茨（Walz，1997）将FDI纳入到一个内生增长模型当中，扩展了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Helpman，1991）关于贸易性国际技术溢出的理论。研究结果表明，跨国公司在欠发达国家的生产活动提高了当地的创新效率，跨国公司的活动带来的知识溢出使得低工资国家的创新变得有利可图，从而导致东道国经济出现更快的增长。

以上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假设是跨国公司向当地公司的技术溢出是自动发生的，而实证研究却发现并非如此，一些学者对这种“自动发生”的技术溢出提出了质疑（Wang＆Blomström，1992；Kokko，1992）。王建业和布隆斯埻（Wang＆Blomström，1992）将技术溢出视为跨国企业分支机构与当地企业间策略性竞争的内生现象，并构建了关于双方企业博弈的基本模型。模型假定跨国企业分支机构和当地企业均能意识到技术溢出的存在，在互为约束的前提下求得双方各自的动态最优解。结果表明，跨国企业分支机构为维护技术上的比较优势，不断引进和开发新技术，从而导致新一轮的溢出，而当地厂商的学习行为也因此增强。科克（Kokko，1992）则将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原因系统地归纳为示范—模仿效应、竞争效应、人员培训效应以及关联效应。首先是国内企业通过模仿外商投资企业的新技术、新产品和生产工艺、流程和管理经验，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由此产生模仿效应；然后外商投资企业特别是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会加剧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促使国内企业加大人力资本和研发的投入力度以及对生产技术和生产设备的升级，从而产生了竞争效应；与此同时，外商投资企业对企业内部当地人员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理念的培训也提升了当地人力资本的存量，技术管理人员的流动则带来了技术扩散，产生人员培训效应和人员流动效应；另外，外商投资企业针对上下游企业的技术指导、质量监测、售后服务等带动了上下游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了前向和后向的关联效应。

（二）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及其对东道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在理论上已经得到普遍认可，然而对于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却依然没有一致的结论。

支持溢出效应存在的研究有：（1）凯夫斯（Caves，1974）分别检验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他选用这两个国家1966年的制造业行业横截面数据，发现在加拿大制造业中，当地企业的利润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正相关，而在澳大利亚制造业中劳动生产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也呈现正相关。由此他认为，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制造业中存在着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格洛伯曼（Globerman，1979）采用加拿大制造业1972年的横截面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2）布隆斯埻和佩尔松（Blomström＆Persson，1983）选用墨西哥1970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将劳动生产率作为技术水平的评价指标，同时选用行业资本密集度以及劳动力绩效作为影响特征变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FDI对东道国存在技术溢出效应。布隆斯埻和沃尔夫（Blomström＆Wolff，1989）又选用墨西哥1965—1984年间的行业层面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某些特定产业内外资的进入对当地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地企业的生产率水平与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生产率水平存在趋同现象，同时当地企业生产率水平提高的速度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呈正相关关系，从而也得出了FDI对东道国存在溢出效应的结论。（3）伊布利亚尼和雷加纳蒂（Imbriani＆Reganati，1997）、布兰斯特（Branstetter，2001）等人对一些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的检验结果均表明，外资企业会对当地企业产生明显的溢出效应。

但有些学者的实证研究却不支持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甚至认为FDI存在负的溢出效应。（1）艾特肯和哈里森（Aitken＆Harrison，1999）通过研究4000多家委内瑞拉公司的年度普查数据，发现FDI存在负溢出效应。他们认为这种负溢出效应源于市场的替换效应，因为海外竞争可能会促使国内企业降低产出，并因此放弃规模经济。（2）与艾特肯和哈里森的研究类似，哈达德和哈里森（Haddad＆Harrison，1993）曾对摩洛哥制造业1985—1989年间的企业和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了考察，也没有发现存在明显的正溢出效应。（3）吉尔玛等（Girma et al.，2001）选用英国制造业1991—1996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研究后发现，从总体上看没有证据表明有技术溢出效应产生，但在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中却存在溢出效应；同时，当地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技术差距越大，溢出效应越小。（4）达米扬等（Damijan et al.，2001）运用静态面板数据对8个转型经济国家（保加利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1994—1998年间的制造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上述国家的制造业都不存在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或者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只在一定条件下才成立。（5）在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大量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假设在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的不同行业，也都没有得到一致验证（秦晓钟，1998；沈坤荣，2000；Jefferson，2001；潘文卿，2003；冼国明，2005）。

二、考虑东道国吸收能力的技术转移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在东道国的传导机制及其具体影响因素的研究比较少，对FDI技术溢出效应实证检验的差异性结论也未得到统一的解释。1989年，科恩和列文托（Cohen＆Levinthal，1989）在分析微观企业研发作用时首次提出“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的概念。他们认为企业的研发投入对其技术进步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发成果直接促进了企业的技术进步；二是企业研发投入增强了企业对外来技术进行吸收、学习及模仿的能力，使得企业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去吸收外部技术扩散。借鉴科恩和列文托的这一思想，学者们开始尝试从东道国吸收能力的视角来研究FDI技术溢出假设检验结果的差异性。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于东道国技术水平的吸收能力研究

基于东道国技术水平吸收能力的研究，主要是考察东道国技术水平或者东道国与跨国公司母国的技术差距对东道国FDI技术溢出的影响，以此来解释FDI技术溢出检验结果的不一致性，并找出具体的影响因素。巴罗和萨拉—伊—马丁（Barro＆Sala-i-Martin，1997）建立的技术扩散模型认为，在国际技术溢出过程中，技术溢出效应与东道国的技术差距成正比，技术落后国可以利用技术水平这一后发优势实现对技术领先国的赶超，这种赶超效应称为技术收敛效应。然而，实证研究并不支持这一观点。科克（Kokko，1994）对墨西哥和乌拉圭以及伊布利亚尼和雷加纳蒂（Imbriani＆Reganati，1997）对意大利的研究均发现，如果外资企业技术水平显著高于国内企业技术水平，则几乎不存在技术溢出效应。

1992年，韦尔斯巴根（Verspagen，1992）在科恩和列文托（Cohen＆Levinthal，1989）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技术的“条件收敛”假说，即技术落后国对技术领先国的技术模仿行为是有条件的，其中技术落后国是否具备有效吸收发达国家技术溢出效应的足够的技术能力就是一个重要条件。与巴罗和萨拉—伊—马丁（Barro＆Sala-i-Martin，1997）的技术“绝对收敛”观点相比，韦尔斯巴根（Verspagen，1992）提出的技术“条件收敛”更好地解释了以往一些学者对FDI技术溢出效应实证检验结果的差异性。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由于这些国家的企业大多数自身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具有足够的技术学习能力去吸收外资企业的新技术，因而对发达国家的实证检验大多支持技术溢出假设。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企业自身研发能力都较弱、技术水平较低，导致其不具备足够的技术学习能力去吸收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众多学者的研究支持了韦尔斯巴根的技术“条件收敛”的假说，并发现东道国技术水平对吸收FDI技术溢出效应至关重要。如坎特韦尔（Cantwell，1989）对欧洲的美国投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表明，当地企业的现有技术能力是决定技术溢出效果的关键因素。格里菲斯等（Griffith et al.，2004）对OECD国家技术收敛假设的研究结果也表明，用研发投入作为代理指标的技术能力是决定国际技术扩散的关键因素。

（二）基于东道国人力资本的吸收能力研究

东道国获得FDI技术外溢效应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拥有经过良好训练的人力资本，因为人力资本素质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国对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早期研究，如尼尔森和费尔普斯（Nelson＆Phelps，1966）认为，一个国家引进和使用新技术的能力来自国内的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越高，技术进步的速度往往越明显。根据科克（Kokko，1992）的总结，FDI技术溢出效应可分为示范—模仿效应、竞争效应、人员培训效应以及关联效应，而这些效应基本上都要通过人力资本来实现。

本哈比和斯皮格尔（Benhabib＆Spiegel，1994）在研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用C-D生产函数所推导出的简化公式，以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作为解释变量，发现人力资本的确影响经济增长率：一方面，人力资本直接影响国内的技术创新；另一方面，人力资本存量会影响向国外学习先进技术的能力。也就是说，一国的人力资本决定了其吸收跨国公司技术转移的能力。

伯仁斯坦、格雷戈里奥和李（Borensztein，Gregorio＆Lee，1995；下文简称BGL模型）运用人力资本作为吸收能力的代理指标，对东道国的吸收能力进行了具体量化。他们构造了包含人力资本和FDI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对FDI从工业化国家流向69个样本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FDI的交叉项回归系数远远大于FDI的系数，这意味着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密切相关，FDI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结合起来才能对经济增长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他们的进一步研究显示，FDI流入并不直接导致技术外溢效应，而是要受东道国人力资本临界值的影响。仅当东道国的人力资本达到一个最低限度（即成年男性接受中学以上的教育年限达到0. 52年）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才会对东道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起到实质性作用。

凯勒（Keller，1996）的研究表明，当东道国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转型相匹配时，东道国的增长效应才能产生。相对较高的初始人力资本水平对获取新技术有利，而且当一个经济体推行外向型经济政策时，由于此时新技术的可获得性增加，就要求人力资本水平也必须相应提高，只有这样才能维持技术进步和经济的较高增长。凯勒还通过列举朝鲜和巴西的例子来具体说明人力资本对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影响。这两个国家同时实行外向型经济政策，但是结果却大相径庭。朝鲜在实行贸易自由化4年后，经济增长率从之前的年均12. 3%增长到22. 3%，而且保持着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但从巴西来看，增长率虽从之前的年均3. 83%增长到10. 3%，但很快又降到5%以下。分析原因后发现，朝鲜不仅具有较高的初始人力资本水平，而且加大了人力资本的再投资，正是由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差距导致了这两国技术吸收效果和经济增长率的差异。

徐斌（Bin Xu，2000）以全要素生产率（TFP）作为被解释变量，以成年男性接受中学以上的教育年限代表人力资本，运用20个发达国家和20个欠发达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发达国家技术转移效果比较明显，而欠发达国家技术转移效果不太明显，其原因就是欠发达国家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本来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对于以人力资本为衡量吸收能力的“临界值”，徐斌提出，只有当东道国的人力资本达到1. 9年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才能对东道国的劳动生产率提高起促进作用。许多欠发达的国家符合BGL模型的绝大部分条件，但不符合徐斌（2000）提出的条件。以上实证研究突出了人力资本存量对吸收跨国公司技术外溢的重要作用，即东道国要想利用FDI所溢出的新技术，必须要增加与新技术相适应的人力资本投资。

（三）基于东道国其他因素的吸收能力研究

除了对东道国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对技术外溢吸收能力的影响的研究外，也有学者从外部环境视角出发，对市场体制、空间距离、融资体系、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对吸收能力的影响进行研究，进一步丰富了吸收能力的研究内涵。（1）巴格瓦蒂（Bhagwati，1985）和小泽（Ozawa，1992）等考察了东道国市场体制对溢出效应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只有在东道国完善的市场体制下，外资企业才能通过竞争效应迫使东道国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以提升自身技术能力；若东道国产品市场存在严重的垄断现象，则外资企业的进入反而会强化垄断情况。（2）邓宁（Dunning，1992）和科克（Kokko，1996）发现，外资企业趋向于进入那些原本市场集中度较高的行业，这也是人们往往会认为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距离越小，则技术溢出效应发生的可能性越大的原因；贾菲等（Jaffe et al.，1996）、韦尔斯巴根和斯高马克斯（Verspagen＆Schoenmakers，2004）的研究，则强调了在技术模仿过程中东道国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近距离接触及交流的重要性；奥德里奇和菲尔德曼（Audretsch＆Feldman，1996）的研究也认为技术扩散成本随着地理距离的扩大而增加。（3）阿尔法罗等（Alfaro et al.，2004）研究了金融市场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机制，认为东道国的金融市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即：融资方便与否对本地企业利用新技术至关重要，而外部融资受限于本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程度；金融市场不发达还会抑制潜在企业的成长；缺少发达的金融市场，FDI创造后向关联的潜力就会严重受阻，而跨国公司的后向关联是溢出效应的重要渠道。赫米斯和伦辛克（Hermes＆Lensink，2003）、钟等（Choong et al.，2004）的研究也都证明了东道国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对FDI技术溢出的重要影响。（4）李和曼斯菲尔德（Lee＆Mansfield，1996）、莱瑟（Lesser，2001）、斯马尔泽尼斯卡（Smarzynska，2004）等则从知识产权保护角度考察了东道国的技术溢出吸收能力。

三、FDI技术外溢与我国经济发展

FDI技术外溢对东道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是研究国际直接投资领域的学者们重点关注的问题。我国是引入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对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大量引入FDI是否促进了我国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学术界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仍然存在着诸多争论。关于FDI技术外溢与我国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FDI技术外溢的经济增长效应；（2）我国吸收FDI技术外溢的影响因素；（3）FDI技术外溢与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关系。

（一）FDI技术外溢的经济增长效应

大部分研究成果认为，FDI技术外溢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如沈坤荣和耿强（2001）的研究认为，FDI可以通过技术外溢效应，使东道国的技术水平、组织效率不断提高，从而提高国民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魏后凯（2002）利用中国1985—1999年间的数据对FDI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之间GDP增长率差异的90%是由FDI引起的。欧阳志刚（2004）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的回归模型表明，FDI对我国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1980—2002年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 48%，其中FDI年均贡献率为0. 127%。同时，结果还显示，FDI对国内资本存量、劳动投入量和产业结构优化都有显著的影响；周燕和齐中英（2005）检验了FDI对中国制造业的溢出效应，并区分了产业内和产业间的溢出效应，结果发现，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外商分支机构和上游产业的当地供应商之间，而在相同产业内部产生的溢出效应相对较弱。

但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见解。黄建宏和蒲云（2004）从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角度分析了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他们认为，不是所有外资都能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如果某些行业被外资企业长期垄断和控制，则会对东道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造成障碍。沈桂龙和于蕾（2005）从经济可持续发展角度反思外资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提出了外资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被夸大、外资使用成本过高，外资加剧国内区域和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利于增强经济自身的内生增长能力、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刘振林（2009）选取1983—2005年间我国FDI与GDP的时间序列资料，描绘了FDI与经济增长的运行轨迹，并做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1994年以后FDI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下降。FDI在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其负面效应日益凸显。因此，如何合理引进FDI和优化FDI产业结构将是未来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二）我国吸收FDI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

东道国的吸收能力是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国内学者的研究认为，影响我国FDI吸收能力的因素主要有国内技术水平、人力资本、市场开放程度和金融体系效率等。

吕世生和张诚（2004）利用天津市103家企业的时间序列数据，用R＆D投入与行业FDI总量的交互项表示吸收能力对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提高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R＆D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远大于创新性R＆D；当地企业R＆D投入越高，与FDI企业的技术差距就越小，技术溢出效应就越显著。黄凌云和刘夏明等（2007）采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与基于技术水平的东道国吸收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东道国技术水平的提高对FDI的技术溢出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当东道国技术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则会开始减弱，即东道国吸收能力与溢出效应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沈坤荣和耿强（2001）对我国1987—1998年间分地区数据的研究发现，对我国经济有增长效应的、能够带来技术扩散效应的FDI一般要求当地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存量，我国中西部地区的FDI技术扩散效应还没有完全显现。刘厚正和刘正良（2006）对中国分地区数据的检验也表明，中国存在吸收FDI效应的最低人力资本门槛，高于这个门槛的地区才能吸收来自FDI的溢出效应。王成岐等（2002）、张海洋（2005）、王剑武和李宗植（2007）、郭英（2007）也以我国各地区每年的高校在校学生数占该地区当年年底总人口比例为人力资本指标进行相应研究，结果发现，各地区人力资本差异是造成FDI区域分布与溢出效应差异的关键原因。

赖明勇等（2002）的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的外商引资政策、经济开放度、政府研发支出、基础设施水平会影响FDI的技术扩散，进而影响我国吸收FDI技术外溢的能力和FDI的经济增长效应。任永菊和张岩贵（2003）、王永齐（2006）、阳小晓和赖明勇（2006）等则考察了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对我国FDI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认为发达的金融市场促进了FDI经济增长效应的发挥，而金融体系效率的相对低下不利于企业充分吸收外资企业的技术外溢。

（三）FDI技术外溢与我国企业自主创新

对FDI技术外溢的直接利用有助于东道国的短期经济增长，而FDI技术外溢引致的东道国企业自主创新则能从根本上提高当地的技术进步水平。国内学者主要通过实证分析，来研究FDI技术外溢对我国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

冼国明（2005）利用1998—2003年间28个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定量评估了FDI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作用的影响。结果发现：FDI会对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积极影响，但内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会激发外资企业进行更强的技术创新，内资企业在与外资企业技术创新的竞争中很难占据上风；在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较小且外资主要集中在市场寻求型的行业时，外资企业的技术创新会促进内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而在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较大且外资主要集中在出口导向型的行业时，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创新几乎没有影响。侯润秀等（2006）从技术创新的角度，利用1998—2002年间大中型工业企业的数据分析了FDI对我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FDI的流入对我国企业（包括三资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存在显著的正面效应，但如果只考察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溢出效应并不明显。甄丽明和唐清泉（2008）利用中国全部工业企业中37个行业的数据，研究了FDI对我国民族企业自主创新产生的促进作用。结果表明：随着外资进入程度的加强，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也越来越有利于民族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且这种促进作用因行业技术差距而异；此外，政府的援助程度越强，越有利于内资企业的自主创新，且这种促进作用随着内外资企业之间技术差距的扩大而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