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的主要理论进展

有关威胁、机会和危机的研究一般基于“特征分析模型”，认为人们依据事件、趋势或变化的特征来识别组织内外部不确定性变化，遵循一定的认知模式，形成“类型化”或“标签”，如“威胁”和“机会”等。本研究遵循“特征分析模型”的研究传统，提出企业高管对组织不确定性变化的感知也是一种基于组块化、关键效价特征及关系特征、快速感知且有图式参照的“专家式”的认知过程。与以往研究有所不同的是，本研究发现，企业高管不仅仅基于关键特征，还注重关键特征之间的内在联系（即关系特征），并且对这种联系的判断对战略选择有重要影响。

以往有关组织危机感的概念多是基于威胁—机会的特征分类，通常将威胁定义为难以控制、消极和可能导致损失的情景，将机会定义为容易控制、积极和可能带来收益的情景。这种定义较为狭窄，概念中排除了具有一定可控性的消极、可能导致损失的情景和具有一定不可控性的积极、可能带来收益的机会情景，难以全面刻画现实商业实践中复杂多变的组织情境。此外，传统的组织危机感概念一般将机会和威胁视为连续体的两端，认为组织危机要么是个机会，要么是个威胁，否认了机会与威胁并存的可能，而现实商业实践中的组织往往是机遇与挑战并存。这些研究有意无意地窄化了组织危机感的含义（或情境的复杂性），并内在假定企业高管是基于研究者设定的组织危机感概念进行决策的。最后，组织危机感受到文化和行业等背景因素的影响，将基于西方社会文化和商业背景提出的组织危机感概念应用于中国社会文化和商业背景中也可能是不合适的。

本研究在对特定行业高层管理者访谈内容分析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了组织危机感的概念结构，发现中国文化背景中企业高管除关注不确定性变化引发的威胁—机会的效价特征（威胁与机会的水平，如损益与波动），还关注了威胁与机会之间的关系特征（威胁与机会的关系，如复合与转化）。问卷调查检验了该概念构思，验证了组织危机感的二阶四因素模型。该模型包含了以往组织危机感的大部分含义，并融入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新要素，拓展了组织危机感的内涵，并使之中国化，以适用于中国文化背景下特定行业的研究。

以往研究较多探讨组织危机感对组织行为的影响，缺乏对组织危机感本身的形成过程的深入分析（Anderson等，2007），且较多采用定性分析方法，缺乏定量分析。此外，以往一些研究组织危机对组织行为的影响中往往采取主观测量的方法，但结论却是基于组织危机而非组织危机感，默认主观测量方法获取的数据真实反映了客观的组织危机水平。本研究则证实，组织危机感是客观情境与企业高管相互作用的结果，融入了企业高管自身的理解，企业高管的认知和行为因素也是组织危机感的重要影响变量。

在回顾创业理论的机会评价研究文献基础上，本研究从认知的视角，运用定量方法初步探讨了组织危机感的认知和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发现企业高管的信息搜索和警觉性影响了他们对组织危机的认知。信息搜索能够提高企业高管的转机识别和威胁识别水平，警觉性不仅能够直接促进企业高管的转机识别，部分维度还通过促进信息搜索间接地促进了转机识别。

创业理论中有关警觉性的研究表明，警觉性是创业者识别机会的关键，而本研究则论证了警觉性对识别威胁以及威胁与机会之间的关系也有重要作用。本研究的相关结论与创业理论一起构成了有关警觉性的更为全面的知识图景，深化了对警觉性的理解。

本研究在拓展组织危机感概念结构的基础上，检验了组织危机感对组织转型战略选择的影响。揭示了组织危机感对战略选择的影响模式，论证了本研究所提出的组织危机感新维度——转机识别——对战略选择有重要的影响作用，转机识别维度与威胁识别维度以交互模式促进了组织转型的网络构建行为（协作开发和协作探索），这一发现是以往机会—威胁的传统组织危机感概念下的研究所忽视的。

通过实验研究，进一步清晰地证实了转机识别在组织危机感对战略选择的效应模式上起到关键作用，转机识别决定着威胁识别是被用作解释框架还是参照框架，进而决定了威胁识别是起到同化效应还是对比效应。除了以往研究所提出的情境—靶子类似性、独特性和尺度关联性之外，转机特征也是影响情境框架效应模式的重要变量。实验研究进一步清晰地说明了组织危机感对战略选择的作用机制，证实了组织危机感通过影响决策者对战略选项的理解进而影响了战略选择。此外，还分析了组织危机感的绩效机制，检验了组织转型策略的效能。

Wang（2000，2003）提出了“适应—选择—发展”（adaption-selection-development）的组织变革和适应三阶段模型，本研究则从战略选择的微观视角为ASD模型提供了实证支持。

在战略选择的视角下：①适应阶段（a）是企业高管对组织处境信息的认知框定过程，警觉性和搜寻信息是框定的关键，不仅影响企业高管是否能清晰地识别出处境中的机会和威胁，还影响了对机会和威胁的可控度和转化度的评价与理解，进而影响到后续的行为选择。②选择阶段（s）是企业高管对应对不确定性变化的组织行为策略的选择，选择结果受到适应阶段形成的组织危机感的影响。威胁识别是作为策略选项的解释框架还是对比框架，其关键是转机识别水平：低转机、高威胁的组织危机感将导致对比效应，企业高管倾向于冒险；低转机、高机会的组织危机感将导致对比效应，企业高管倾向于保守；高转机、高威胁的组织危机感将导致同化效应，企业高管倾向于保守；高转机、高机会的组织危机感将导致对比效应，企业高管倾向于冒险。就组织转型而言，高转机、高威胁组织危机感将导致组织选择更活跃的网络构建行为，如通过协作开发和协作探索创设环境。③发展阶段（d）是组织收益和成长的阶段（即组织转型中的修复阶段），组织与环境的匹配度将发生变化，选择阶段的行为策略决定了组织是获得发展和发展的程度（组织成功）还是衰退和衰退的程度（组织失败）。

在战略选择视角下，适应阶段是组织的认知适应阶段（cognition adaption），选择阶段是行为的策略选择阶段（stratigies selection），发展阶段是组织的效能发展阶段（efficiency development）阶段，如图6.1所示。企业高管（组织）在认知和行为上的异化导致了企业发展的阶段演进。“认知适应—策略选择—效能发展”是“适应—选择—发展”模型的微观决策机制，深化了ASD模型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