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移理论的研究进展

五、人口迁移理论的研究进展

（一）国外的研究进展

国外对人口迁移的研究开展较早，除了理论体系研究较为系统和成熟，相关实证研究也比较丰富。近年来，国外人口迁移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领域：

1.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关系。如Zhang&Song（2003）认为农村至城市的移民对中国城市化率的增加起主导作用。Williamson（1988）通过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分析，指出人口迁移和城市发展的驱动力主要归结于城市内生增长的“制约”，以及城市外在环境的内部事件（土地的稀缺）和外部事件（对外资和国际市场过分依赖）的影响。

2.人口迁移的空间特征。如利用人口属性的相关指标对人口的分布形态进行度量（Shen，1996；Otterstrom，2001）；也有学者对中国人口迁移的流场特征进行描述（Fan，2005）。

3.人口迁移的政策研究。主要就城市流动人口的就业、住房以及户籍政策展开相应研究。如Shen（2002）发现经商、学习培训、医疗活动是中国的省内移民迁移的三大因素，而省际农村移民则倾向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同时还建议借鉴香港地区、新加坡的廉租房制度来改善迁移人口的居住状况。Zhu（2007）通过对福建省沿海城市的问卷调查，指出省内迁入人口多从事批发零售和服务业，而省际迁入人口主要从事制造业；并认为户籍制度改革不应仅仅关注流动人口的居民身份，而应对他们的工作收入及稳定性加以保障。

4.人口迁移的原因及影响因素。从不同的角度，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可分为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以及迁入地的“拉力”作用和迁出地的“推力”作用。多数学者认为地区经济差异的持续扩大是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因（Johnson，2003；Fan，2005）；也有研究指出地区的区位条件、产业结构以及迁移政策等非经济因素对人口迁移也有较大的影响（Shen，1996；Liang&White，1996；Zhang&Song，2003）。在“推力”和“拉力”谁占主导的问题上，Engels（1974）通过曼彻斯特早期城市快速扩展和晚期城市衰退与工业布局的紧密联系，认为“拉力”为主导作用；而Redford（1968）则认为迁入城市的移民是由于农业用地紧缺和圈地运动引起，“推力”是主要因素。

（二）国内的研究概况

国内人口迁移研究起步较晚，始于1980年代，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迁移人口的统计属性和空间分布、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人口迁移与城市化的关系、人口迁移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等领域。

1.人口迁移空间。人口迁移空间格局的研究既包括国家尺度，也有以某个地区或者特定城市为研究对象。在研究单元的划分上，在讨论国家尺度迁移人口的空间格局时，一般以省、自治区、直辖市为最小研究单元；但是也有学者对各地级市流动人口的点格局分布展开研究。研究方法上，包括对人口统计指标空间特征的简单描述以及较为复杂空间分析方法的运用，也有基于迁移流的流场格局的探讨。多数学者集中研究了国家尺度下人口分布特征和人口迁移格局，认为在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相对平均的情况下，人口重心的轨迹可以反映出人口迁移的进程。通过对我国1953—1995年的人口重心计算，发现我国人口重心变化较为稳定，伴有小幅向西南方向移动的趋势。并有学者提取出1996年中国流动人口超过5万的城市节点数据，利用数字高程模型进行内插，生成中国流动人口的三维模型和等值线。

2.人口迁移的流场特征。这种分析是近年来兴起的研究领域之一。通过中国各省区迁移流强度的计算，认为中国的迁移流指向大多从经济落后地区指向发达地区，并且邻近省份的短距离迁移流比重较大。学者们利用“五普”迁移流数据，认为中国人口迁移进入高活性、高能力的新阶段，东中西部人口迁移的不平衡性不断加剧；并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和西部边缘区四大辐合流场以及湖南、安徽、江西、河南等辐散流场。在以特定地区和城市为研究对象的迁移人口空间格局研究中，中国的三大都市圈成为研究的热点。认为长三角都市连绵区南北翼之间在人口流动联系强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上海与北翼苏州、无锡的联系，比与南翼嘉兴、湖州的联系紧密许多。通过对中国三大都市圈迁移流的迁移距离、平均方向和环形方差的考察，衡量三大都市圈对外联系强度和开放程度，从强到弱依次为，京津唐都市圈、长三角都市圈、珠三角都市圈。通过研究河南省人口密度等值线的变动状况和人口分布洛伦茨曲线的变动情况来考察河南省人口分布的集聚趋势。也有的学者构建了县域人口迁移的引力模型，选择县域内独立的居民区片为计算单元来评价乡镇的人口吸引潜力和人口最大可能迁移目的地分布，并以浙江省临安市为例展开了实证研究。

3.人口迁移影响因素。我国学者认为，影响我国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是经济水平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地区经济水平差异对人口迁移具有强烈的影响作用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研究证明，地区的经济增长会促进迁移人口的增加，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他还构建了人口迁移量模型，揭示出GDP增长率与人口迁移规模具有强烈的正相关关系。也有学者利用“四普”数据，建立了广东省人口迁移的回归模型，结果表明外资投入、地区间经济水平对人口迁移存在较强的吸引作用。此外，通过对转型期中国女性的“婚姻嫁娶”和“务工经商”迁移流分析，认为传统女性因社会原因多进行短距离迁移的局面已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以获取经济利益为主的长距离迁移。朱传耿（2001）对流动人口大于5万的中国城市社会、经济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出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投资和消费4个因子，通过相关分析得出流动人口与经济增长和投资关系密切。二是可达性对人口迁移的影响。尽管以往文献中没有明确指明区域通达性对人口迁移的影响，但学者们从交通距离、干线布局等方面对通达性的影响作用展开了研究。认为因“婚姻嫁娶”迁入广东的女性，其原住地大多沿着从广西、四川至广东的铁路线分布。李亚丽（2004）认为河南省交通线路和交通枢纽的布局对人口空间分布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也有的学者通过各种模型验证了距离因子对人口迁移的负面影响，认为人口迁移规模与深圳距各省市的交通距离成反比，大都市的轨道交通促使了沿线人口由高密度地区向低密度地区的转移。三是其他影响因素研究。相对于经济因素，城市的社会发展状况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规模影响非常小，表明中国人口流动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但是，距离的阻碍作用也在明显减弱，由移民传统所构成的网络关系成为影响迁移的首要因素。也有研究表明地区的产业结构和布局对人口迁移也有一定的影响。

4.人口迁移空间模式。应该说，至今为止还没有统一的区域人口迁移空间发展模式，现行的研究大多借鉴都市圈的空间结构变化模式，如大都市圈变化模式、城市发展阶段模式以及小长谷（1981）的生命周期模式等。彭际作（2006）对1850—1970年纽约大都市圈人口空间格局进行了研究，指出其经历了由核心区至内圈再到中间圈、外圈的人口增长阶段。也有学者，比如王桂新（2006）利用“五普”数据揭示出中国长三角地区人口迁移的空间模式，认为长三角区内人口迁移空间上形成了江苏和浙江两个相对独立的迁入目的地选择空间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