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进行产业革命在思想上层建筑方面的发动

3．英国进行产业革命在思想上层建筑方面的发动

首先要指出，产业革命不单纯是技术革命，不单纯是以机器（包括动力机、传动机和工作机）的生产代替以人力、畜力、风力和水力为动力，而以人手制造的生产，而且是生产关系的革命。没有相应的生产关系的革命，就不可能有技术革命；尤其不可能在社会范围内应用这技术。这一点，前面事实上已作了大量分析。现在论述英国产业革命时，我们根据经济理论不研究技术变革（这是技术科学的对象）的原则，就将着眼点放在生产关系的变革上。而为了变革生产关系，就需要在思想上层建筑方面提出理由。因此，我们就从这两方面进行论述。

关于英国在生产关系方面的变革，前面事实上已谈论过了，现在回过头来补述一下其经济理论是如何为此作舆论准备的。就我所能接触到的经济文献而言，最早在经济理论上指责封建地主的生活方式妨碍经济规律的作用的，是爱尔兰的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龙。他在1730年左右写的《商业性质概论》中说，土地产品中归劳动者的那部分，由于是最必需的，劳动者的消费无大变化，对这些产品的需求也无大变化；归农场主的那部分，由于是利润，其中有多少进入个人消费是可变的，消费的结构也是可变的，但是他认为，这些人的消费行为主要是仿效土地所有者的消费；归于土地所有者的那部分，约占土地产品的三分之一，由于是地租，全部可供挥霍，吃、喝、玩、乐在其中占的比重不同，就要引起土地产品的结构变化，引起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从而引起市场价格的变化。他举例说：土地所有者如果“减少他的家庭仆役数目而增加他的马匹数目，那么，不仅他的一部分仆人将被迫离开……庄园，而且，与之成比例的，为养活他们而工作的一部分工匠也将被迫离去。本来用于养活这些居民的一部分土地将改成草场以饲养新的马匹”，在调整过程中，“对居民的需求而言，谷物就会变得太多，于是，谷物将会降价而干草将会涨价”。^[7]这反映出，这时英国的资本主义还受封建主义的限制，新兴却幼稚的资产者代言人，只能通过价格变动原因的分析，委婉地指责土地所有者阶级。

大约过了40多年，在英国产业革命前夕，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认为等于价值的自然价格，是由具有自然率的工资、利润和地租构成的（这是斯密从由生产中投下的劳动决定价值的正确理论，滑向由交换中支配的劳动决定价值的错误理论的产物），这自然率由自由竞争决定；而行会制度和封建土地制度妨碍自由竞争，都应废除，对内对外都应实行完全的自由贸易政策。他并且强调，他所揭示的经济规律是适应于所有地方和所有时代的，亦即要其他国家都像英国那样，按照经济规律去制定自由贸易政策。从反对封建主义而言，斯密已经不是用坎蒂龙式的委婉语言，而是提出政策主张了。

从这时起，英国开始产业革命。到19世纪初，资产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壮大。但是，英国仍然存在着封建主义的尾巴———谷物条例，即限制廉价谷物进口以提高谷物价格的法律。它有利于地主阶级，不利于资产阶级，是资产阶级要割掉的。李嘉图的经济理论完成这个任务。他在一系列，尤其是1817年的《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从价值由生产商品投下的劳动决定、价值分解为工资和利润（这两者此大彼小，反之亦然）、利润再分解为企业利润和地租（在他看来，这两者也是此大彼小）的正确原理出发，认为这一条例，抬高谷物价格，从而提高名义工资、提高地租、减少利润，对资本积累或发展生产不利；就是说工人因名义工资提高生活不受影响，而对社会毫无贡献的地主占便宜，夹在当中的资本家最吃亏，而他们对发展生产是唯一有贡献的。以发展生产为理由，谷物条例应该废除。这是在正确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对此，马克思予以很高的评价。他说，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在经济上说明了阶级斗争；李嘉图有意识地把阶级利益的对立，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利润和地租的对立，作为他研究的出发点。对于这种评价，美国经济调和论者凯里从反面说明了问题。他指责李嘉图煽动阶级斗争，因而是共产主义之父。李嘉图明确指出：地主阶级是寄生虫，是雄蜂———游手好闲，吃喝玩乐，专职交配。确实是有理有力，无懈可击。这气势和坎蒂龙相比，判若天壤。盖因此时资产阶级已羽毛丰满了。在此理论相助下，英国资产阶级还经过将近30年的努力，才于1846年将谷物条例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