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销区粮食均衡条件分析

4.2　主销区粮食均衡条件分析

4.2.1　主销区粮食均衡指标体系

主销区粮食供求平衡线＝主销区粮食生产增长率＋净进口（调入）增长率—主销区粮食需求增长率。其中粮食需求增长率包括由人口增长引起的粮食需求增长、收入增长引起的粮食需求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镇人口比重增加引起的粮食需求增长。粮食最低警戒水平线＝人口增长率。

据中国统计年鉴2009年资料，2008年主销区浙江、福建、广东和上海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分别是4. 58‰、6. 60‰、7.25‰和2.72‰，人口总量增加将导致口粮消费增长。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除了福建和广东基本不变外，浙江和上海下降率分别为4. 26%、13. 3%。2010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为50. 6%，2020年将达到65%。由于城市居民人均口粮消费大约只有农村居民人均口粮消费的33%左右，因此人口结构变化将导致口粮消费下降。从趋势上看，口粮消费水平已相对稳定或略有减少，与人口自然增长率基本相抵消。从粮食供求平衡角度看，主销区粮食仅靠自产是存在风险的。粮食安全预警指标体系是由粮食及膳食能量供求平衡状况以及与粮食供求平衡状况紧密相关的系列指标构成的，如粮食生产、需求、进出口、储备、粮食价格等方面的指标。另外，还包括与国家粮食分销能力、居民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相关的指标。

我们分别从粮食总产量波动系数与人均粮食占有量、粮食自给率、粮食储备水平、流通与仓储能力的制约和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等方面分析主销区粮食的供求均衡制约问题。粮食产量变动系数是指受自然气候、自然灾害、农产品价格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粮食产量在年际间的波动幅度。粮食波动幅度的大小即变动系数与一个国家的粮食安全水平成反比。有学者计算了1965年以来我国粮食产量的变异系数（钟甫宁，1995），从中可以得出两点很有意义的结论：从长期趋势看，我国粮食产量变异系数，呈明显缩小趋势，波动幅度大大减弱，周期大大缩短，粮食安全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年变异系数，20世纪60年代为5. 5%，70年代为2.5%，80年代为3. 4%，90年代为2. 2%。目前，我国粮食产量年变异系数基本上在2%以内，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主销区粮食产量变动系数显示了粮食产量的下降波动趋势比较明显。

人均粮食占有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一国的粮食安全水平。显而易见，人均粮食占有量越多，粮食安全水平越高。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人均的粮食占有量呈下降趋势。从1985年到1996年的10多年时间，世界人均粮食占有量下降了32公斤。从现阶段市场有效需求来看，人均粮食370公斤是一个明显的界限，达到这个水平，就能够基本满足目前的食品消费需要^[3]，低于370公斤即感紧缺；而高于390公斤，即感到过剩，卖粮困难，库存积压。

人均占有水平与粮食产量波动系数虽然分别反映供求状况和生产的稳定程度，但其占有量的多少和波动系数的大小同时都取决于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在粮食供给量一定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粮食安全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低收入阶层的粮食需求满足程度，如果一个国家总体上粮食供给有余，而一部分低收入者吃不饱饭或营养不足，不能算是粮食安全，增加低收入者（贫困人口）的粮食供给，可以显著地提高粮食安全水平。在我国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主销区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外流，一方面增加了农户家庭的收入，从而增加了农户的微观粮食获得能力；另一方面，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现有的粮食供求体系构成了较大的压力，原有的供求平衡关系被打破。因此，主销区需要构建粮食现代物流体系，以应对粮食供求平衡的变化。

4.2.2　粮食自给率分析

粮食自给率表示一国（或地区）粮食生产量占总消费量的比重。一国（地区）粮食自给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该国在土地、水资源等方面的禀赋条件，除此之外，交通运输条件、工业化水平、贸易环境等都对一国（或地区）的粮食自给率产生重要影响。一般来讲，粮食自给率与粮食安全水平的高低成正比。也就是说，一国（或地区）的粮食自给率越高（或贸易依从度越低），粮食的风险程度就越低，粮食安全水平也就越高；相反，一国（或地区）的粮食自给率越低（或贸易依从度越高），粮食经济的风险程度就越高，粮食安全水平也就越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研究部部长韩俊认为粮食问题从总体上应主要依靠自己解决，完全自给自足或依赖他人都是不可取的。目前，主销区各省市粮食自给率普遍较低，自产粮食不到需求的一半，粮食自给率是小于50%。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认为：当粮食自给率大于95%时，表明该国家或地区基本实现了粮食自给；当粮食自给率大于90%、小于95%时，即为可以接受的粮食安全水平；若自给率小于90%则为不安全。对于农业资源紧缺的国家或地区来说，要实现粮食自给目标，尤其是追求100%粮食自给目标会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因此不一定是明智的选择。各国对保持怎样的粮食自给率往往十分谨慎，这种谨慎态度除了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外，还因为保持一定的自给率往往需要付出相应的政策成本或代价，确保粮食安全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都要实现粮食自给，相反国家应当更加重视优化粮食生产区域布局，加强对粮食主产区的扶持。应当积极引导和强化市场对粮食供需的调节作用，从各地区追求区域内的产需平衡向全国供需平衡转变。主销区总体粮食消费水平超过温饱线，基本的粮食安全得到保证，粮食问题就主要表现为重要的经济性，在粮食安全的效益与成本之间作出某种权衡是重要的。从主销区经济的角度看，部分或全部进口所需的粮食，可能比自己生产更加有利可图。

4.2.3　粮食流通能力的制约

粮食安全的威胁首先来自粮食市场的区域性分割。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阻碍了粮食市场的形成和区域间的粮食流通，时至今日，中国尚未建立起统一的国内粮食市场。而区域分割的粮食市场将会放大粮食体系中的不安全程度。农业政策体系中缺乏明确的农业区域分工方面的政策设计，其结果是阻碍了农业区域化、专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导致了全面的农业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和粮食安全成本的上升。粮食在全国范围、部分地区范围内流通不畅，政府调控下的市场形成粮食价格机制不健全，市场供求决定价格水平高低还没有扩展到整个粮食市场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粮食市场的正常交易和粮食市场的发展完善。特别是在交通运输和粮食物流能力、主产区地方粮食干预政策等方面都还存在影响粮食分销能力的不安全因素。同时，由于缺乏快速运输大量粮食的能力，将会造成市场分割和限制粮食市场发展，并妨碍粮食生产、市场供应的紧急调整。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使国有粮食企业已逐渐失去了粮食流通主渠道地位，过去各级政府常用的各种粮食行政管理和计划调控手段逐渐失去了强制性、可行性和合理性。粮食安全微观基础的变化，要求我国粮食储备流通体制实现由以前通过行政分配销售储备粮指标的做法向中央储备粮通过市场吞吐的宏观调控模式转变。粮食安全的不可预见性加大，也使防范粮食风险的政府调控难度加大。

粮食流通成本，是指国家与地方为保障粮食安全而在建仓、收购、保管、运输、进出口、销售等环节上所支出的费用。它的核心表现为：（1）确保农民基本收入与粮食平衡增长而按保护价考虑的收购补贴。（2）为适应粮食分级管理体制向垂直管理体制转变与新增粮食入仓难而投资在粮食仓库建设上的费用。（3）粮食进出口与国内粮食调控（吸纳与抛售）过程中产生的逆调节费用与机会成本。（4）因库容不足、粮食品质下降等进行处理的费用。（5）因粮食流通关系复杂、国家财政补贴没有或难以及时到位等许多因素而反映出来的不合理支出、挂账。在粮食购销市场化以后，为了在全国范围内配置市场和资源，主销区如浙江积极构建了动态的粮食储备库——粮食市场，分别从几个省市调入、部分进口弥补，尽可能地让出市场，降低甚至取消“门槛”，与一些粮食主要生产省区如黑龙江省建立了长期稳定的粮食购销合作关系。粮食市场越开放、发育越健全、与粮食生产区衔接得越紧密，粮食流通就越活跃，粮食供给的可靠性就越有保证。主销区产需缺口在今后一段时期内还有上升趋势，以浙江为例，预计2010年产需缺口将达到1111万吨。粮食自给率为41.7%，不到需求的一半。因此，从长远、全局来看，加强与粮食主产区的合作，积极探索与粮食主产省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是平衡主销区粮食供求，确保社会各阶层，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口粮供应的选择。

4.2.4　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从理论上说，粮食安全是个大系统。从粮食经济运行各个环节上看，可以把粮食安全体系分解为生产系统、消费系统、运销系统、储备系统、收入分配系统、进出口系统等子系统。一国（地区）粮食安全的整体水平取决于各子系统的综合作用，粮食安全问题是各子系统矛盾运动的过程，又是各项指标此消彼长的整合过程。影响粮食安全的因素是综合的，有确定因素，也有不确定的因素。

公共危机对粮食安全影响日益突出。近年来公共突发事件发生频率增加，公共疾病及各种自然灾害、生态灾害和人为事故，随时可能引发公共危机。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的发展，又大大加快了公共危机的传播扩散速度。粮食安全不仅要着眼于保证整个社会在正常秩序下的粮食供求总量平衡，还要保证在发生各类公共危机时的粮食应急供应。人们对粮食安全问题的高度关注，是从由粮食价格上涨引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