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斯林海上贸易对宋代经济的影响

五、穆斯林海上贸易对宋代经济的影响

宋代，与海外通商的口岸主要有广州、泉州、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密州（今山东诸城）、秀州（今浙江嘉兴）、温州等，其中以广州、泉州为最盛。早在公元8世纪初期，唐朝已在广州设立市舶司，对外贸易经验丰富。宋代重视海外贸易，开宝四年（971年）在广州设市舶司，负责对外海上贸易之事。其执掌检查进出船舶蕃货、征榷、贸易诸事。后又在杭州、明州、密州等地设市舶司，负责检查进出船只商货，收购专卖品，管理外商。市舶司的职能是管理商船，为了防止走私，商船离开中国之前，必须在市舶司登记，所带出境的货物，均需检查，领取许可证后方可起程；返回中国的时候，也要到市舶司办理手续。对来华船舶的管理，规定输入货品种类，发出凭证。市舶司对来华商船所带的货物，也有检查的规定，香药、珠贝、象牙、犀角等贵重物品，全由政府专卖，名为“抽买”；所有货物，必须依法抽税，称为“抽解”。市舶司的收入十分可观，利润丰厚。宋英宗时约有六十万贯，到南宋高宗期间，竟增至两百万贯，成为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

宋初，对入华蕃商的贸易基本是由官府控制的，民间与蕃商交易是要论罪的。同时，还规定有“禁榷”物品，也是绝对不允许私自交易的，就连官府要员亦不得违禁。此类规定旨在保证朝廷的赋税收入，使珍奇异货的交易作为“官榷”的重要内容。这类物品运抵中国的数量很大。以宋熙宁九年（1076年）计算，杭、明、广三州市舶司从榷易和抽买中净收入三十余万贯。因此，宋朝视之为重要的财源，竭力地加以保护和优待。尽管高宗出于养兵之策的需要而拒绝支付蕃商进贡珠玉宝贝之费，但仍给蕃商以赏赐，以示答谢。并在以后的形势中窥见了市舶之大利，遂大兴市舶之贸易，以助国用。“招徕远人，阜通货贿”的政策在宋代世代相袭，基本未曾更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