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达空间缺乏制度保障

5.3.1　表达空间缺乏制度保障

从有限的调查数据来看，村民民主意识程度总体不高；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在相对开放的农村政治空间下，村民的民主意识呈现缓慢的增长，有24.4%的被调查对象选择了“愿意当村干部但没有机会”（表5-2）；对财务不真实要求“向上级反映情况”和“向村委会查账”的占被调查对象的24.6%（表5-5）；对“干部失职行为的反映”，有11.1%的被调查对象选择了“联络其他村民要求罢免村干部”（表5-6），等等，这些数字仍可以显示村庄社会民主的孕育。调查发现，村民对经过投票产生的村干部在村庄事务中的行为存在一定的隐性约束力，乡村社会是个熟人社会，村民之间清楚彼此的“家底”，乡村舆论在某些程度上给村干部一定的心理压力。在较为富裕的地方，村庄公共经济有一定的规模，普通村民虽然不能对村庄公共权力的运作施加影响，但并不是所有的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处于完全漠视状态，在调查中他们明确举例质疑“村里的钱哪去了”、“为什么当几年村干部就发家致富了呢？”^[17]但是总体来看，村民民主意识表达缺乏正式制度保证，村民民主愿望的实现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因此，这些民主意识和民主愿望难以在实践中转化为行动。

村民表达民主意愿的正式渠道在乡村中严重缺乏，当前即便是村民有强烈的民主意识，村民合理愿望的实现也不是轻松的经历，村民反映他们遇到的问题没有门路解决。在谈到村民因拆迁问题向上级反映情况时，城镇化中的X村村民反映的情况让调查人员非常吃惊，村民讲述了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事情。

为响应土地集中、村民居住集中、工业区集中的政策，X村大量住户需要动迁，动迁中村民认为赔偿金过低，他们联合起来去镇政府上访，结果镇政府出动警力，拘留了六个上访的农民，并且一个四岁的孩子也要带进入，结果大人进去了，没带进去孩子。几个村民都在质问这样的问题：“农民找政府，政府应该是说服教育，哪怕是农民有过激行为。人民警察是对敌人的，怎么能对农民来呢？”两个小区征地中发生的事情都出动了警察。后来有村民要去市里上访，坐上公共汽车又被截回来了。^[18]

显然，村民民主意识的指向是基层权力，在村民与基层权力之间，个体农民或少量聚合起来的村民是占有各项资源的弱势，因此，村民民主意识的发挥与村庄权力和基层政府权力的行使、释放权力空间密切相关，村民在这个权力空间中的地位决定着他们的民主要求和利益实现方式。村民自治虽然从书面上规范了乡土社会农民新的政治生活方式，鼓励农民通过这种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和维护自身权利。但村民自治的实践处在行政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张力之中，村级组织和村民没有形成与行政权力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更没有成为独立的社会权力主体。

在村民民主意识的表达中，不仅是行政的处理手段，更主要是对上不对下的现行体制安排，决定了对村民民主意识表达的处理流程。山东省阳谷县A镇的村民讲述了村民向地方政府反映问题的处理流程：

你去找县里，县里会给乡里打电话说：你们乡××村村民来上访反映情况，你们处理处理；乡里又会给村里打电话说：你们村××去上访，你们处理处理；结果只能是村民再次被村干部整！村民（的反抗）就被摁下去了，谁还去反映？^[19]

提到此类事情，村民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官官相护”，最多的表情是无奈。村民上访等表达形式主要是由于村庄内部事务在村庄内得不到解决引起的，往往需要村民与村干部之外的第三方力量来协调。从现行行政体制来看，政府或司法系统是协调二者矛盾的第三方力量，但本应代表村民的村级组织事实上是基层政府在乡村社会的延伸，在村庄中扮演着政府的角色，对村庄事务强行裁决。于是，村级组织与村民之间没有一个平衡机制，缺乏有效的、合理的调节渠道和相应的制度保障。结果只能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打压，矛盾得不到适当化解，村民合理的利益、民主意识往往得不到表达和张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