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经济的“新”表现

第一节　美国新经济的“新”表现

一、创新的集聚

熊彼特所说的“创新”，是指能对经济生活产生影响的“生产手段的新组合”。^[1]以20世纪的信息技术革命为例，从“二战”结束时起，经过50、60年代，直到70年代的30多年里，美国科技本身的发展尚未达到创新“集聚”的程度。80年代出现了一个以个人计算机发展为中心的创新“集聚”时期。被称为信息技术发展的“PC时代”。在此基础上，90年代又开创了一个以互联网发展为中心的创新高峰期。互联网的发展，是整个信息技术发展过程中的又一个重大的“革命性”转变。

80年代和90年代这两个创新“集聚”时期的规模与影响空前巨大。一大批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迅速诞生与崛起。信息技术产业的产业链很长，新企业很容易创建，特别是因互联网而产生的新的虚拟企业形式，由此，产生了巨大的需求，推动了大批新兴中小企业的产生与发展。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信息技术的创新“集聚”，要比熊彼特当年所概括的更加丰富多彩，更加惊心动魄。

二、竞争的加剧

（一）企业竞争加剧

新经济下的竞争，从“创意”开始，就进入了“你死我活”的大浪淘沙过程。特别是新兴企业上市后，更是竞争激烈。一个公司的新产品，若是在市场上站住了脚，这个公司便会兴旺发达；但若其新产品很快被其他公司性能更好的新产品所取代，则它立即面临“死亡”的威胁。在新经济下，企业间的并购、重组异常激烈；企业间的竞争方式，不仅是打价格战，而更重要的是打创新战、速度战、质量战、服务战。

（二）人才竞争激烈

新技术的创新浪潮，正如熊彼特当年所说，将造就出一批“企业家”。他说：“我们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把职能是实现新组合的人们称为‘企业家’。”他指出，在创新“集聚”时期，“新企业成群出现”“企业家成群出现”。在这些“实现新组合的人们”成群出现的过程中，获取高科技人才的竞争是十分激烈的。一些新的创业者，或新企业中的骨干人员，是从原有企业中分离出来的，而新企业的成功，很可能导致原有企业的“灭亡”。在新经济下，对高科技人才的需求不断扩大。

（三）国际竞争加剧

经济的全球化促进了新经济的发展，新经济的发展又进一步加速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技术本身的特性来说，互联网是无国界的，以互联网为技术基础的现代国际金融与电子商务，及其以秒计算的速度，加剧着国际竞争。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的国际竞争中，美国无疑处于极其有利的地位。对于其他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如何加速自己国家新经济的发展，如何在新的国际竞争环境下维护自身的利益，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融资方式竞争激烈

熊彼特在分析创新的实现，即“生产手段的新组合”时，特别提出了“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他强调指出，“新组合”的实现把资本这个新的特殊要素引进经济过程，从而除了消费品市场和生产品市场之外，还会有一个使人感兴趣的第三市场，那就是资本市场。“新组合”创造并且滋养了这个市场。

在信息技术革命的创新“集聚”时期，大批拥有高新技术的中小企业之所以能够诞生和崛起，与其在资本市场上融资方式的创新是分不开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这些高科技中小企业的创业期，新兴的风险资本的投资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二是在这些高科技中小企业的成长期，即其开始上市的过程中，新兴的纳斯达克股票市场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个高科技中小企业，在其创业与成长的过程中，一般有四部分人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一是创业者或技术创新者；二是专业的管理者；三是风险资本家；四是投资银行家。这四部分人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共同策划发展战略，作出决策，并以商业史上前所未有的速度提出雄心勃勃的创业与发展计划。

四、广泛的制度创新

在新经济的发展中，政府的作用不是减弱了，而是更为重要了；政府的直接干预不是减少了，而是更集中于为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为保持经济的持续和稳定增长创造必要的政策与制度条件。

对于美国高科技迅速发展和经济高速增长原因，世界银行发展经济研究部研究主管沙希德·尤苏夫（Shahid Yusuf，2003）提纲挈领地提出了11条：（1）里根时期开始的减税。这对于推动民间投资具有重要作用。（2）金融市场的稳定性。以格林斯潘为主席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起到了重要作用。（3）政府在许多领域的解除管制（deregulation）。（4）金融体系的创新。如各种投资公司、基金等的活跃，为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资金支持。（5）对外来移民的开放性政策有助于人才的流入。（6）企业与研究机构之间的紧密联系。（7）冷战结束后，军事工业向商业与民用的转移。（8）计算机、互联网的广泛使用。（9）对外贸易的开放性。（10）R ＆D的大量投入与效率的提高。（11）美国的海外投资不多，大多投资于国内。这与日本、韩国不同，日本、韩国进行了大量的海外投资，影响了国内产业的发展。以上11条，就有8条涉及政府的政策，包括财政政策、金融政策、解除管制政策、移民政策、军转民政策、外贸政策、科技政策等。新经济是这些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

美国学院克林顿在2000年度的《总统经济报告》中，从政府政策的角度，将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的成功归因于经济政策的三大支柱：其一，财政约束，以利于降低利率和刺激商务投资；其二，积极投资于教育、医疗保健，以及科学技术，以迎接21世纪的挑战；其三，打开国外市场，以便美国人能有更好的机会参与海外竞争。在1999年度的《总统经济报告》中，克林顿将这三大支柱称为美国政府“新的经济战略”。在2000年4月5日“白宫新经济会议”上，克林顿说，关于美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其答案不是单一的。他归结了四条：一是新经济的性质，它以技术为动力，以创意（ideas）为引导，植根于创新和进取心；二是美国企业制度的力量；三是许多传统产业提高了生产率；四是政府的上述三大政策也起到了重大作用，这些政策为新经济的繁荣创下了基础条件。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第一、二条。

五、经济周期波动微波化

信息技术革命以新供给创造了新需求，又以新需求推动了新供给，促进了社会总供求的良性互动，推动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而延长了经济扩张期，减小了经济波动的幅度。信息技术革命以不断创新的新产品丰富了社会的总供给，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总需求，包括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信息技术革命还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总供给与总投资的增长又进一步推动了就业的增加，也推动了股市的上升，从而增加了居民的即期收入和预期收入，扩大了消费需求。美国个人消费支出的年增长率由1991年的0.1%上升到1999年的5.3%，其中，用于耐用商品的个人消费支出，其年增长率由1991年的-6.6%，上升到1999年的11.4%。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旺盛，通过市场机制，又有力地推动了社会总供给的改善与提高。在供求良性循环的基础上，美国经济出现了破纪录的超常增长。

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发展，使商品和服务的供给与需求在时间上、空间上缩短了距离，厂商可根据用户的不同需求进行设计与生产，这样，使“买”与“卖”之间的脱节得以克服，使库存得以减少，甚或实现了零库存。因此，企业就可以避免生产过剩或供给不足，从而有利于缩小整个经济的波动。

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特别是促进了现代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强了经济结构自身的稳定性。一般说来，三个产业由于各自的生产与技术特点不同，而有着不同的波动特点。第一产业由于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其增长率较不稳定；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具有很强的突然跳跃式的扩张力和收缩力，其增长率的波动幅度最大；第三产业以服务为主，服务形态的“产”与“销”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而且一般的对服务的需求本身波动较小，所以，其增长率的波动幅度较小。从经济史上看，当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时，整个国民经济波动的幅度就会增大；而当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时，经济结构的稳定性便会增强。1950年以来，美国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一直在下降，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一直在上升。到1997年，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下降为1.7%，第二产业的产值比重下降为22.5%，而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已上升为75.8%。在第三产业中，比重上升最快的是金融、保险与不动产业、服务业。1950—1980年间，金融、保险与不动产业的产值比重上升了3.8%；而1980—1997年间，又上升了4.3%。1950—1980年间，服务业的产值比重上升了5.1%；而1980—1997年间，又上升了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