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斯·埃伯斯塔特

美国企业研究所　尼古拉斯·埃伯斯塔特^①

其他的全球老龄化危机

过去的15年里，在早已富裕的OECD社会，人口老龄化的现象已经成为政策分析和关注的一个惯常主题。^②它得到人们的关注——和忧虑——其理由是显而易见的。

按照诸如中位数年龄或年龄在65岁以上的全部人口的比例之类的指标，现在每一个老年社会事实上要比1950年以前进行过调查的任何人类社会明显更老。而现在每一个发达社会都受到谴责，认为其将在不久的数十年内经历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在所有富裕的OECD社会，通常所讲的退休年龄的人口（65岁的年龄或更老）比例将不断地增大，而其中膨胀最为迅速的将发生在那些80岁及以上的人口。与此同时，工作年龄的人口——同龄群，按照尽管是不完全合理的习惯，被定为15－64岁——对退休年龄人口的比例将残酷地萎缩。在工作年龄分组内，年龄更小的成年人占全部人力中的份额将稳定缩小。

这些国家人口结构的革命性变革是否对工业化世界的经济和社会构成了危机，我们要强调，这仍旧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人们熟悉的人口金字塔——直至昨天还是全人类的特征——的文字上的颠倒，肯定会对世界上比较富有的社会的经济制度和结构产生直接影响，并可能对其宏观经济绩效有着潜在性的重要影响。

尚未指出的是，现在富裕的OECD社会的人口老龄化将对年金费用、保健支出、财政纪律、储蓄水平、人力可利用性和劳动力的获得产生不断增长的压力，对生产力和经济增长只会有相反的国内含意，还不用说其对全球在创新、企业制度和竞争力方面的前景的负面作用。但是，一些可能的政策干预和现存制度安排中的有序变化，为现在的富庶国家提供了“维持老龄化社会的繁荣”——从OECD引用的一个词组甚至是稳定地为不断变老的人口增加繁荣的可能性。现在富裕国家可能会成功地迎接即将来临的挑战，并把握人口老龄化中所固有的潜在机遇。不过，它们可能无法这么做。

相对于现在对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所投入的浓厚兴趣，低收入地区的老龄化问题所引起的关注还相对较少。这有点令人惊讶，因为在未来的数十年里，第三世界许多地区的类似而且显著的老龄化也蓄势待发。而且，人口老龄化负担不可能像富国一样为穷国所轻松地承担。简单地讲，当收入水平较低，可用的选择比收入水平更高的情况缺乏吸引力时，社会和政府所拥有的处理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问题的选择就更少了。

似乎是完全可能的——事实上是不可避免——下一代，人们经常所谓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较大比例的人口将要应对人口老龄化现象，但却是在远远低于那些至今在任何存在类似程度的老龄化的国家都可见到的收入水平上。对于这样的一些国家，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后果将可能是残酷的，而减轻人口老龄化的负面影响的选择可能会受到限制。在特定条件下，其中一些国家的老龄化可能会潜在地表现为对长期的增长和发展稍有限制的因素。正如我们要详细表述的，对世界新兴市场而言，迅速而显著的人口老龄化是一种高度不规则的、在很大程度上不被欣赏的、至今几乎完全没有折扣的长期风险。

低收入地区2025年以前的老龄化:原动力与范围

对20年以后的世界前景的冒昧预测是一件危险的事。然而，在此当口，我们可以相当自信地宣布，在现在与2025年之间，一个巨大的人口老龄化浪潮肯定要席卷发展中地区，而世界未来数十年的人口老龄化只有一种圣经所描述的灾难方能阻止其发生。

我们如何如此绝对地谈论尚未展开的事件呢？答案就在于简单的人口预测算术和不可饶恕的老龄化的人口统计。

倘若一国的经济或政治环境可以在20年的过程中显著地转变，似乎未来政治/经济的场景就会广泛地变化。相对而言，人口的演变往往是渐进性的，视其发展状况而定，并为现有的社会倾向严格限制。因此，按照难以解决的人口变化现实，在20年后似乎可能的人口场景中，其灵活性本来就不多。事实上，我们早已经有了低收入地区2025年的人口概貌的描述，只是绝对的灾祸除外。到2025年，欠发展地区拥有现在活着的大约53亿人口中的5/6左右。到2025年为止，据预测那些地区的67亿人口中，大约有2/3将是现在活着的人。^③

由于昨天的老人现在已经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不用太多的推测就可以预见其未来的数量。在2005～2025年之间，现在的预测估计欠发展地区的人口将增长大约1/4。但是，那些人口中增长最快的将是60岁以上的年龄群组。这样，第三世界的老年市民的数量在那期间将大约增加一倍，达到5.7亿，或约为2025年人口总数的8.5%，只有发生大灾难的情况除外。

虽然欠发展地区在2025年将会达到联合国的老龄化人口的定义——也就是，65岁及其以上的人口超过总人口的7%的地区——其全部人口的基本结构将仍然近似于欧洲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和日本在70年代中期那样年轻。但是，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和速度在欠发展地区内部将存在巨大的差异:在未来的20年里，一些地区肯定会有不存在人口老龄化的体验，而其他一些地区将变得明显老龄化。老龄化人口统计对此差异做出了解释。

作为纯粹的算术问题（以及可能稍微与直觉相反的问题），任何典型的人口老龄化，其范围与标准主要决定于其生育水平中的变化，而不是其死亡率的变化。^④驱动人口老龄化的是较低的出生率，不是较长的平均寿命，而第三世界许多地区的生育水平早已经很低了。事实上，现在多数人可能早已生活在具有次更替生育体制的国家，也就是说，如果这种生育方式得以持续，在没有移民的情况下，最终将导致不确定的人口减少。^⑤

由于世界更发达的地区拥有全球现有人口的不足1/5（19%），这意味着全球次更替人口的多数现在生活在低收入地区。而由于低收入地区的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甚至是在次更替已经是标准的地区，迅速的人口老龄化的势头继续在发展。

这不是指自现在起的20多年时间其中位值年龄可能只是20年的次撒哈拉非洲地区，并肯定不是在诸如也门、阿曼和阿富汗等，其总的生育率明显超过每位妇女一生生育五胎的阿拉伯/伊斯兰地区的那些地方。但在东亚、南亚、中东、东欧^⑥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地区，次更替生育现在已经成为标准。这意味着，目前已经为迅速的人口老龄化设定了一个轨迹的发展中世界的那些地区，的确是包含了现在最有希望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地区。

国际视角的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发展

为了从一种国际经济的角度了解低收入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现象，我们必须着手将现在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的老龄化与收入水平之间的对应关系，与由主要西方国家在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过程中所留下的老年人对收入的轨迹进行比较。

正如我们在图10-1中所见到的，现在新兴国家的曲线是高度变化的。一方面，一些发展中国家看来比西欧、美国和日本在可比人均收入水平上更为年轻。例如，土耳其、巴西和墨西哥目前仅可以支持西欧以那些人均产出水平所能支持的老年市民的一半，关于这种对照区别的可能解释是，当巴西、墨西哥和土耳其的人均GDP全都接近于5000美元的限度时，其全都拥有比西欧更高的生育率。

图10-1　发达国家65岁以上年龄的人口百分比与人均GDP的关系（1950～2000）

资料来源:联合国资料，2004年；麦迪逊，2003年，第65、89、101、111、144、184、187页，在线网址:http://www.un.org/esa

一些其他的新兴市场国家似乎处于是与由西方国家在其经济增长期间所描绘的那些相同的年龄对收入的坐标位置:例如，印度和泰国均都位于早就为日本在其战后老龄化/增长轨迹中所详细记录的点上。

但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已经有了比由西方国家在类似发展阶段所承担的更高的老龄负担。到2000年，中国65岁以上年龄组群与日本在1970年具有大致相同的人口份额；但日本1970年的人均产出比中国2000年的人均产出高出了三倍。基于同样的理由，西欧和美国拥有与俄罗斯在2000年一样的老年人占全部人口的比率的时点，其人均收入水平分别比俄罗斯高出了3倍和6倍。

从相对较近的过去转到不远的将来，表10-1显示了9个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即将来临的人口老龄化浪潮的远景尺度。

按照欧盟的标准，9个国家到2025年都将被计为老龄化社会，尽管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在一国与另一国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例如，2005年，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可能会拥有比2003年的美国更年轻的年龄层面。另外，到2025年，土耳其和巴西的老龄化程度将大致与现在的美国相同，但却不如现在的日本和西欧。到2025年，中国和泰国将可能拥有几乎与欧盟15个创始国一样的较老人口年龄。就俄罗斯和波兰而言，它们在2025年可能会拥有比现在的日本所拥有的年龄更大的人口，比人类历史上所见到的任何人口组群都要老。

表10-1　发达国家现在的人口老龄化与新兴市场国家将来的人口老龄化

注:①只包括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员国。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附件表1.01-1.03，2004年；世界银行，2004年；美国联邦统计局，2004年。

尽管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的绝大多数将拥有类似于现在的发达国家，或在某些情况下有比其更为偏激的年龄结构，但它们的收入水平远低于现在比较富有的OECD社会的情况。而从现在起的20年里，在几乎是每个案例中，它们将肯定低于现在OECD的水平。

在22年的过渡期里（也就是从2003～2025年），波兰可能会达到现在欧盟15国的购买力平价（PPP）——经过调整的人均产出水平，如果其以稳定的每年人均4%的速度增长——一个野心勃勃的希望，虽然这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要达到时下经过PPP调整的日本的收入水平，俄罗斯人的人均收入增长必须在近1/4个世纪里维持在每年5%的速度。要在2025年达到欧盟现在经PPP调整的收入水平，中国就需要8%的按年计算的人均收入增长率，而印度则需要10%以上。人们不必要做一个认为不可能达到这样的速度的俄罗斯、中国或印度的悲观主义者。^⑦

以下对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的老龄化问题的更深入研究，为这些国家分别提供了一幅在未来数十年的限制因素的明确图画。

中国:一个趋紧的翻两番约束

中国即将发生的老龄化浪潮用图10-2进行说明，图中将该国2000年的实际人口结构与对其2025年所预测的概况进行了比较。

图10-2　中国人口结构的估算与预测:2000年对2025年

资料来源:USCB，2004年，在线网址:http://www.census.gov/ipc/www/

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以来，中国就明显地经历了次更替生育水平。^⑧可以从这些预测数据中看到，2025年中国年龄在35岁以下的每一个年龄组预计将比其在2000年的规模更小，而所有的老年组预计将会更大。中国的强制性人口控制计划在对国内不断上升的年轻人组群的数量进行限制方面可能已经取得了成功，但其老年人口在未来数年将会发生爆炸，以大约每年3%的年速度增长。在2005～2025年之间，将近2/3的中国累计人口增长将会发生在65岁以上的组群。这一组群在规模上将可能翻番，达到大约2亿人口。到2025年，按照现行的联合国人口署（UNDP）和美国统计署（USCB）的预测数据，中国可能占世界人口的不足1/5，但却占世界老年人口的几乎1/4。

中国幅员辽阔，区域性变化较多。就老龄化和经济发展而言，省区的人口统计状况差异显著，人均产出水平变化巨大，是国内各省都同时具有的特征。例如，2001年，上海的人均GDP高达贵州的13倍。现在各省的老龄化和收入水平之间虽然存在着较广的总体相关性，但其一致性并非很相关。在未来的20年里，中国最为严重的老龄化趋势将会发生在现在最贫穷的地区。

目前（2005年），日本报告了65岁及其以上的人口的世界最高比例，大约为总人口的19.5%。但是，到2025年，中国某个地方65岁以上的组群预计将占其总人口的21%，该地并不是相对繁荣的北京或急速发展的上海，反而是位于中国满洲里地带的黑龙江，该省2001年的人均产出（以现在的汇率计算）刚刚超过1100美元。日本目前还报告了世界最高的中位值年龄，大约为42.5岁。然而，到2025年时，预计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有9个将拥有比当代日本更高的中位值年龄:其中，辽宁（2001年经过汇率换算的GDP大约为1450美元）、吉林（大约925美元）和重庆（690美元以下）（到2025年，有着51岁的预计中位值年龄的黑龙江省看起来肯定是古老的）。这些经过汇率换算的数据的PPP调整并不改变其所传递的基本图画:在只有2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将必须在较低的平均收入水平上支撑相当年老的人口。

因此，中国的老年人口将如何在财政上持续20年呢？关于未来的所有不确定性，我们可以相当自信地肯定，这些未来的养老金领取者将不会为该国现存的国家年金制度所支撑。表10-2描述了这种进退两难的状况。

表10-2　现行公共年金系统的覆盖面与精算平衡:美国、日本和中国

注:①2003年OASDI20岁以上全面加入保险的人数比例。

②基本计划中20岁以上强制参加保险的人。

③对2000年回合的改革之后的负担估计。

资料来源:中国:West和Goodkind，2003；日本:Farquee和Muehleiser，2001，在线网址: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p/2001/wp0140.pdf；美国:United States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2004a，Table4.c5，在线网址:http://www.ssa.gov/policy/docs/statcomps/supplement/2003/4c.pdf，United States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2004b，TableVI.F5ChapterⅡ.D，在线网址:http://www.ssa.gov/OACT/TR/TR04/

就所有对于不同OECD国家的国民年金系统现时的保险精算正常状况情有可原的焦虑而言，中国官方的年金机构就处于其自身的一个联盟之中。据估计，这一拼凑物——覆盖中国全部劳动力的大约1/6——的借入信用净现值超过了目前的GDP，这是充分可能的。中国的年金系统显然是不可能持续的，而尽管在国民年金问题方面——这一问题自1997年以来就在政府最高层的方针中得到了强调——在北京的高层领导决策中有一个更好的十年计划，但尚未正式提出任何可供选择的方案。^⑨今天，在中国的政策前景方面，对一种新的、统一的社会保障体制的立法宣传也是不明确的。^⑩

因此，中国2025年之前的国民年金体制所做的承诺与传统上提供给该国的老人和弱者（也就是家庭单位）的体制大体相同。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中国政府持续的人口控制运动的“业绩”将在未来数十年里不可避免地转变为工作年龄的子女与年老的父母之间的垂直下落的比率。20世纪90年代初，一般年满60岁的中国妇女在其一生中生育5个孩子，而在2025年妇女所生育的子女将不足两个。

同样重要的事实是，在未来20年里，中国不断上升的预期退休人员组群将面临日益严重的“儿子短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儿子们负有赡养年老父母的主要责任，而女儿们的责任则主要照顾其丈夫的父母以及她自己。在20世纪90年代初，60岁年龄的中国妇女有大约7%没有生育儿子。现在那一比例约为10%。到2025年，该数字将近乎30%。

而且，一些女童将不会活到有助于赡养其父母的成年期。这样，将生育和生存趋势都考虑在内，从现在起的20年里，1/3或更多达到退休年龄的中国妇女将不会有任何在世的儿子。20年以后，当数千万上了年纪的中国人要寻求来自其子女的资金和物质帮助时，他们将必须与其女婿的父母争夺资源，如果中国针对妇女的婚姻文化准则继续存在的话。说这样的小生境从社会生态的观点来看并不是有前途的，就已经足够了。

由于政府年金保证这种比官方政策希望的更有限和有问题的系列选择，以及被称为家庭的传统社会保障体系这种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脆弱的构想，现实或许会是，大量上了年纪的中国男人和女人在未来数十年将被迫继续工作以维持自己的生计。尽管中国在1975年开始的半个世纪里取得了巨大物质成就，但该国的老人们将面临一种持续的需求——极有可能是一种不断增长的需求——即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赡养已年迈的自己。使问题更加严重的是，人们在观念上并没有将中国的老年人口置于在劳动力市场上展开竞争的思想，现在或过去都没有。而这使我们想起了令经济翻两番的第二个约束。

中国的老年劳动者在该国今天的劳动力市场占据了明显不利的位置。在新世纪之初，与中国的劳动力总体相比较，65岁及其以上的劳动者中有六成以上的文盲或半文盲，仅有1/10拥有高中或大学文凭。他们也可能更多地劳作于农业部门；2000年，中国老年劳动者中有87%从事农业劳动，而与之相对的劳动力总体的这一比例为66%。由于属于经济的低收入部门，用低水平的人力资本进行劳动，中国的老年劳动力提供了一个合乎规范的劳动贫穷的定义。

从已经可以使用的、有关从现在起的20年里将构成中国老年人组群的人们的教育成就的数据中，我们早已知道，尽管中国的教育有了发展，但其老年人口在2025年将仍处于不利的位置。

鲍曼与格拉夫（Bauman和Graf，2003）的研究表明，将与2025年的老年组群相对应的起点为2000年的年龄组群；也就是2000年时年龄为35岁的人们的数量，这些人到2025年时其年龄将为60岁。根据这些数据，到2025年为止，高达2/5的中国老年人可能只受过初级或是更少的教育。这种状况与现在发达国家的前景形成了截然的对照:例如，在2025年时的日本和美国，近5/6的65岁以上的人口都将至少拥有高中文凭。

尽管中国经济的结构迅速变化，到2025年，农业将可能仍是中国就业的最大单一来源，而该国缺乏教育、低技能的老年劳动者将仍委身于田间劳动。

应该记住的是，中国的农业劳动不仅是低工资水平的工作，而且是需要无止境的体力条件的费力的活动。在中国，即使是西方人通常不会将之与体力使用相联系的那些职业，工作的履行通常都需要体力和肌肉力量。其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缺乏劳动者人均资本投资，为生产过程中人的蛮力提供劳动节约的选择。由于机械化在中国比在西方国家受到了更多的限制，现在大部分中国经济活动的机械力来源都是人体，而这种情况在未来20年里不可能发生什么显著变化。

由于中国的老年劳动者所接受的教育与培训层次比一般劳动者更低，他们的确是不得不依靠身体努力维持营生的群组。这在今天如此，在明天也将是有效的。

而这又是使我们想到了制约经济翻两番的，赋予中国日益严重的老龄化问题特征的第三种限制:将来中国的老年人不仅可能面临真实并可能是日益上升的、通过主要是低工资、需要体力的工作这种有偿劳动养活自己的压力，而且也可能比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同伴更不健康和更脆弱，这些地方在就业的体力要求上，对老年人和非老年人都较少限制。

中国老年人的健康比西方老龄人口的健康更脆弱，这样的见解就不会使我们吃惊。毕竟，与富足社会的老年人相比，在中国老年人的生命故事里，他们被更多地以健康和营养风险的方式展现，他们免受疾病和伤害，或从疾病和伤害中康复的余地更小。中国的食品、住房、教育和健康服务的可得性与质量——不用说影响健康状况的许多其他因素——在好的方面并不能与OECD的水平相提并论。中国老年人的平均寿命比OECD国家的老年人更短，而他们的剩余岁月将受到严重的健康问题的威胁。

中国和日本的65岁年龄组非伤残平均寿命的估计就很说明问题，如表10-3所示。

表10-3　65岁年龄组的平均寿命与非伤残平均寿命:1990年的日本对1987年的中国

资料来源:Saito等人，2003年，第289~317页。

尽管这些特殊的数据来自c.1990年，但其所表示的方式仍旧是有效的。对于男人和女人都一样，日本人65岁年龄组的平均寿命要比中国人长50%。据说日本男人能够有望在其1/3的剩余时间里负担伤残，是中国男人的两倍；中国妇女能够有望度过其为伤残所折磨的最后年月的1/3，而日本妇女的相对应部分是1/5。而且，表10-3可能对中国老人日后生活中的健康损害打了折扣，因为首先该表所指的仅是伤残，而不是指更广泛的潜在性健康问题；表10-3的伤残数据来自自我评估，而对于收入和教育层次较低的人口而言，有关健康的主观预期具有更低的倾向。

总之，在许多方面可以将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前景比作已经在进行的人道主义悲剧。根据现在的轨迹，中国的老龄化——尽管其背景是一个不断成功的新兴市场——对于数千万未来的老年人预示着拮据和不确定的、加之以艰苦的体力劳动、疾病和伤残的必然性的生计的危险。现实趋势所暗示的个体灾祸的发生率是足够广泛的，以致可以认为贫困的老龄化可能会以中国未来的一个重要社会问题出现。此外，针对贫困的老龄化所确定的错误路线看来还要进一步扩大中国早就在与之展开斗争的社会不公平。

该国将如何应对由贫困的老龄化所导致的社会和政治压力，这有待观察。自1997年以来，北京的政策制定者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但却一直推迟对此问题做出反应。可以充分预期的是，经过这些年的优柔寡断，切实可行的政策选择已经变窄了，而剩下的选择正越来越昂贵。

俄罗斯联邦:不健康的老年人的老龄化

在许多方面，可以将俄罗斯人口老龄化的前景视做一个欧洲传说，因为该国人口结构的预期变化本身所传递的正是这样一种印象。

在2000～2025年之间，俄罗斯的总人口预期将会减少，同时其65岁及其以上的居民预定将大量增加（如图10-3所示）。结果俄罗斯的人口支持比率（PSR）——将工作年龄（15～64岁）人口与退休年龄（65岁以上）人口相联系的一个单位——在这1/4个世纪将跌至USCB的预测值，从5.5∶1跌到3.3∶1。

图10-3　俄罗斯的预期人口结构:2000年对2025年

资料来源:United Nations，2004年，在线网址:http://esa，un.org/unpp/index.asp?panel=2accessed4 March2005.

按照当今的标准，潜在的年金领取者对2025年潜在的俄罗斯劳动力的负担是较高的，但这样的比率对于2025年的欧洲来说并非是例外。按照统计局的预测，整个欧洲的PSR在2025年将达到大约3.0∶1，这说明俄罗斯将会有比欧洲大陆其他地方稍微高一些的相对于退休年龄人口的劳动年龄人口。事实上，就2025年而言，俄罗斯65岁及其以上的人口的比例有望比美国的更高一些，但却比西欧的更低一些（见图10-4）。

将俄罗斯预期的老龄化状况描述为典型的发达社会，将俄罗斯的老龄化问题与欧洲OECD的类似期望，这是很吸引人的。但是，单独地使用种群锥体或人口支持比率，并不能充分地估计俄罗斯社会在未来岁月所必须承担的老龄化负担的大小。俄罗斯人口老龄化的弱点对该国预期的老龄人口规模的依赖程度并不如对将有望给予其支持的劳动力的例外脆弱性那么强烈。

对于现代感性而言，一个和平时期的工业化社会，其显著而长期性的公共健康的退化是一种高度反常的——事实上是与直觉相反的——问题。然而，在1961~1962年和2003年之间的40年里，生于俄罗斯的人的平均寿命，男性减少了将近5岁，女性也略有减少，导致了平均寿命在过去40年总体上减少了将近3岁。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俄罗斯女性的死亡率上升了15%以上，而男性则上升了40%。死亡率的这种高涨尤其集中于工作年龄群组中间。例如，在1970～1971年到2003年期间，年龄在25～59岁之间的每个女性群组都经历了至少为40%的死亡率增长；年龄在30～64岁之间的男性的相应数据达到了50%，有的情况下则超过了80%。

图10-4　预测的65岁以上年龄的人口百分比:美国、俄罗斯和西欧（1975～2025）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署，2004年，在线网址:http://www.census.gov/ipc/www/idbnew.htmlaccessed10May2005.

要了解俄罗斯成年人现在的健康和死亡率状况，我们可以将1999年瑞士男人的生存率与俄罗斯的进行比较，这要感谢人类死亡率数据库所编辑的信息。在瑞士，一个20岁的男子拥有5/6的机会活到65岁；而在俄罗斯，他所拥有的机会却不足50%。

如果俄罗斯今天的成人死亡率水平如此高，正常水平在未来数十年是否会或多或少自动地显示出来呢？令人失望的是:不一定，因为在俄罗斯的人口统计中，异常的水平似乎已经变成了新的标准。与工业化世界的其他部分不同，俄罗斯的健康趋势具有我们可以称其为负动量的一种重量指标的特征，确切地说，就是今天成人人口中存在的相对于其父辈一代的一种免疫性危害和健康风险的不利累积。死亡率提供了有关一般健康状况的证据，在此意义上讲，现在俄罗斯的死亡率数据强有力地表明，每一个新的年龄群组都比其前辈体质差。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其他工业化西方社会，年青一代通常比其前辈享有更高的生存比率。例如，在其迄今为止的成年生命过程中，当代日本1950年出生的男性就已经有了特定年龄死亡率比在其之前20年出生的群组所记录的那些低30%～80%的体验。

相对地，20世纪20年代到1970年之间出生的俄罗斯的两代男性，其间并不存在生存时间表的任何改进。相反，在整个生命过程中，俄罗斯男性的每一新兴年龄群组似乎都要画出一条比其上一辈所留下的那条更糟的死亡率轨迹，相同的模式在俄罗斯女性中间也是显著存在的。

这种负动量使公共健康的连续改善这一重要目标尤其成问题。部分地出于这一原因，人口统计学家一般都降低了对俄罗斯今后几年的健康成就的预期。例如，USCB就认为，到2025年结束时，俄罗斯的男性的平均寿命将一直低于印度、巴基斯坦，或甚至是孟加拉国（见图10-5）。

俄罗斯长期的健康与死亡率看来要成为经济迅速发展的一种重要障碍，阻挠该国继续向可持续的物质发展道路前进。如果其劳动力仍面临一种印度的或是更糟糕的生存时间表，要想看到俄罗斯如何能够有望在未来达到爱尔兰的生活标准，是很困难的。工作年龄群组中盛行的虚弱和过早死亡，直接而迅速地降低了经济的发展潜力，并对更长时期的生产力也有着深远的不利影响。严重地缩短的工作生命的预期将会改变对高等教育和技术培训的成本—收益计算，降低人力资本投入。由于俄罗斯工作年龄的成年人看上去要比相同年龄的西方同类更为苍老，其在经济上较为积极的老龄化——即对劳动力的成果分享和中年及其以上的人的经济贡献的强化——的范围将受到远比欧洲OECD国家更多的限制。

在不健康的老龄化背景中的人口老龄化给俄罗斯带来了特殊的经济和社会挑战。假定现在该国特定年龄的健康梯度，以及在未来20年有限的健康改善前景，俄罗斯工作年龄人口——给定到2025年约为42岁的15～64岁年龄组群中的人口一个中位值年龄，比现在大3.5岁——预期的老龄化，意味着俄罗斯人力的健康和死亡的前景实际上就会不如现在有利，甚至明显如此。另外，对依靠不健康的、不断减少的低收入劳动者人口支持的老年年金领取者的一种不断膨胀的人口的恐惧，将暗示在福利与发展之间的某些特别不具吸引力的折中。

图10-5　男性平均寿命:俄罗斯对印第安次大陆（1989～2025）

资料来源:美国统计署，2004，在线网址:http://www.census.gov/ipc/www/idbnew.html，2005年1月19日。

这种没有希望的前景回避了一个问题:俄罗斯的资源将会最优地配置于资本积累，还是配置于没有生产性的老年人的消费吗？在俄罗斯既定的人口结构条件下，该问题并不能够用什么巧计加以解决。到2002年为止，俄罗斯每一个年金领取者只有1.71个劳动者，而这一比率在未来几年将只降不升。尽管政府在2002年正式着手了年金改革，但其有着一个较长且复杂的过程。最后，一方面是出于能够用于投资的资金的可利用性的目的，另一方面是出于俄罗斯稳定上升的老人和体弱者阶层，至今仍是一个公开的问题。

印度的老龄化:两个国家的一个故事

印度的人口结构在未来20年里将出现老龄化，但仍相对较年轻。这一事实为见多识广的读者和政策制定者所广泛了解，并为该国人口结构中的预期变化所强化。

尽管预测结果显示，印度65岁以上年龄群组的规模在2005～2025年之间预计将翻一番，但那些老年人在今后20年将占到总人口的8%以下；该国的中位值年龄刚刚30岁出头，而PSR则将近9∶1，在现在更发达的国家最后目睹这种水平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见图10-6）。

但是，正像辽阔的印度在许多方面是将其许多不同组分的总和进行平均的数学表达式，对其人口老龄化也是如此。更深入的研究表明，关于人口老龄化，现实中存在其前景和挑战都相当不同的两个印度:一个在未来20年里将保持显著年轻的人口结构，而另一个已经开始了相当迅速的老龄化。

未来老龄化的速度和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目前的生育水平。在过去30年里，印度的总生育率已经降低了2/5以上，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每个妇女一生生育大约5.4胎，降低到了现在的将近3.1胎。但是，这种变化的速度在不同的地区和环境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现在，在包括新德里、孟买、加尔各达和马德拉斯在内的印度的一些中心都市，次更替生育相当盛行，了解到这一情况将使一些读者感到惊奇。甚至更为惊奇的是，印度农村的许多地方——尤其是在印度南部农村——的生育水平现在也接近或已经低于次更替水平。

德里大学经济发展研究所的P.N.马里·巴特博士已经提出了未来老龄化在其所标记的“北部”印度和“南部”印度这种邦以上区域的这些差异方式的含义。目前（2005年），这种北部区域的大约5亿人口的生育水平几乎是南部区域近2.5亿人口的两倍。到2025年时，北部的印度人仍将比较年轻。

图10-6　预计的印度人口结构:2000年对2005年

资料来源:USCB，2004年，在线网址:http://www.census.gov/ipc/www/

印度的预期中位值年龄将会是26岁，而65岁以上群组将占总人口的不足6%。另外，2025年南部印度的人口结构将会出现人口老龄化迹象。

在印度南部，中位值年龄将会是大约34岁——一种与欧洲20世纪80年代末的相类似的水平——而9%的人口将会是65岁或是更大的——大致与日本1980年的比例相同。

马里·巴特并未将2025年的预测内容分解至邦一级的层次，而伦敦经济学院的蒂姆·戴森教授就对印度2026年的预测内容做了这样的分解。他的预测内容在一些细节上不同于马里·巴特，最重要的是他设定了更快的下一代生育降低的速度。但是，他的计算结果描述了一个与马里·巴特的预测相类似的北部和南部印度之间处于发展中的老龄化差距，到2026年，老龄化在南部诸邦中早已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印度最南端四个邦的中位值年龄均将超过35岁——而喀拉拉邦和泰米尔纳都邦则都将超过了37岁（这些数据与西欧1990年前后的那些相类似）。在这些预测中，喀拉拉邦和泰米尔纳都邦的65岁及其以上人口的比例到2025年都将超过10%（此处的数据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日本相类似）。

然而，在中位值年龄达到了35岁之前的同一时期，西欧的人均GDP处于6000～8000美元（以2000年的价格水平和汇率计）的范围；类似的，在日本总人口中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达到10%记录之前的同一时期，该国的人均GDP（以2000年的不变价和汇率计）将近7000美元。在2001年——即在所讨论的两个邦预计将表现那些相同人口统计的细节之前的25年——喀拉拉邦和泰米尔纳都邦以汇率为基础计算的每年人均GDP都不足450美元。事实上，按照任何国际的或历史的标准，在目前较低的人均产出水平下，印度的许多地区正面临着迅速的人口老龄化。

此时，印度尚没有类似全社会范围的老年年金保险项目。相反，仅有大约11%的印度劳动力加入了所有类别的保障退休收入系统（对于印度60岁以上的人而言，一种应急的、以需求为基础的月度生活津贴是可以得到的，但是，这一机制为其受益者提供每月不足两美元的津贴，并不保证所有满足其资格条件的申请人都可以获得）。尽管印度的政策制定者和学者近年来都一直在讨论可选择的、具有合理措施的全体老年人收入保护的潜在路径，现在在国家政策的议事日程中，全国性的保障金计划甚至更为遥远。面对国家退休年金政策的缺乏，印度迎接其即将来临的老龄化挑战所用的含蓄策略是蒙混过关，至少现在是如此。像许多不言而喻的——未经研究的——策略一样，这种策略显得非常成问题。即使像印度较早时期的日本一样，在整个下一代以人均GDP每年5.5%的速度发展，其将会不断接近在收入水平上几乎比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低一个数量级的老年社会的出现。

而且，现在很难断定，印度在下一代将经历一个持续的5.5%的人均GDP增长率。自1991年经济危机以来，印度平均达到了4.0%的人均GDP年增长率，并通过其在诸如班加罗尔等地的飞地，已经成为全球IT经济中的一个精灵。但是，班加洛尔——跟印度南部其他地方一样——是或许不久就会以“老”印度而知名的地区的组成部分，是有着一种可利用的、相对熟练但却上了年纪的人力来源，不久将达到其发展顶峰并开始萎缩的地区。相对而言，印度的其他部分拥有丰富且不断增长的人力资源供应，但其中有很多人完全未经学校教育或仅勉强识字的。

维也纳人口统计研究所的圣安尼·苟乔恩和牛津的科特塞·迈克奈对印度喀拉拉邦和比哈尔邦2026年预计的年龄、性别和教育结构进行了比较。极端性的对比是有意进行的。喀拉拉邦人是印度最有教养的，而比哈尔邦人则是受教育最少的。在2026年的喀拉拉邦，几乎达到工作年龄（15～64岁）的每一个人都将受过一些学校教育，而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力大多数将至少拥有高中文凭。最大的人口群组将会是处于40多岁年龄的人们，每一个连续的群组相对年轻一点。另外，在2026年的比哈尔邦，进入劳动力群体的新生代群组将会比前一个更大——但是，活跃于经济活动中的人口（15～64岁）的不足1/3甚至将会完成小学教育。活跃于经济活动中的成年人人口，有2/5以上将会是未经过任何学校教育的文盲（必须注意，这些预测假定，印度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所取得的教育普及成就向更远的未来的延续）。

要证实印度自此以后的下一代在教育上如何严重地处于不利地位，我们可以将郭乔恩－迈克奈的预测与罗伯特·J.巴罗和李中桦关于全世界教育成就的历史模式的较早研究进行比较。按照郭乔恩－迈克奈的预测，到2026年，将近1/3（32%）的25岁年龄或更大的印度人将是未接受过任何正式学校教育的文盲。与此相对，在1960年——就是说在将近三代之前——23个OECD国家的25岁以上群组的文盲率大约是6%。甚至更能说明问题的可能是与其他发展中地区的教育水平的比较。按照郭乔恩－迈克奈的预测和巴罗－李的估算，2006年印度25岁以上成年人的文盲率，将大致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或东亚在1970年左右（各为35%和31%）。即两代之前的水平相等。事实上，可能会听到这样令人惊奇的事情，即印度未来的成人文盲率可能不会比当今（2000年）次撒哈拉非洲地区的普遍水平（43%）低很多。

受过教育的人口与老龄化人口，或未受过教育的人口与有生育能力的人口:看来这将是印度今后发展所面对的矛盾。在新世纪，人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但俄罗斯唯一致命的弱点是其人力资源基础的健康状况不佳，而印度当然就是给予其人口的教育机会非常不充分。

是等待人口红利，还是等待戈多特

显然，并非所有的新兴市场国家都要随时准备着在史无前例的低收入水平基础上，供养其老年人口。诸如墨西哥、巴西和土耳其之类的中等收入国家在2025年将有望拥有相对年轻的人口。

此外，给定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和未来经济前景，在未来数十年的预期增长过程中，这些国家中的许多有望充分地回落到西方的年龄—收入经验的范围内。在人均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它们甚至可能比西方国家更为年轻。

是否存在从相对年轻的发展中获得的特殊经济利益呢？在对过去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学文献进行回顾的过程中，有想法认为，这一问题的答案不仅取决于老年人，而且还取决于所有受赡养者，年轻的和老的，与在经济上多产的劳动者之间的比率。

按照这种观点，儿童和老人对工作年龄人口的依赖率越低，资本积累和发展的速度越高。当代经济学家认为，人口变迁过程中存在一个特殊的阶段，即当出生率较低而老年人口还没有发展的时期，其为迅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理想的环境。按照这种观点，最近完成从较高的向较低的出生率过渡，但尚未经历重大的老龄化过程的社会，就处在收获人口红利的位置。照此说法，人口结构的决定性变化就是当代重大发展成就所必需的，从东亚在过去1.5代中的显著的经济增长，到爱尔兰最近向欧洲的凯尔特之虎的转变，都是如此。

人口红利的描述当然是引人注目的，对其依赖率现在将要开始一个较长时期的下降的那些低收入社会而言，可能会是令人鼓舞的。但是，这种说法正确吗？事实上，依赖率对一个既定人口的持续而迅速的物质发展前景是至关重要的吗？

的确不可否认，在其他所有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在工作年龄的人口占总人口更大份额的社会，其人均产出将会更高。似乎可以预期依赖率的变化与储蓄率的变化相一致——或更严格地讲，与人口的储蓄倾向的差异和其努力累积存款的容易性相一致。但是，在一个真正地全球资本市场的时代，在任何给定的地方，其相对较低的存款率并不必然对该地区的发展构成一种束缚性的限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史似乎证明了，在我们已经不断全球化的时代，依赖率并不是长期经济绩效的决定性因素，即两个重要的全球区域的发展记录:一个是东亚，另一个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图10-7和图10-8表明了这一证据。

图10-7　年龄依赖率*: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1960～2000）

注:*年龄依赖率是15岁以下年龄和65岁以上年龄的人口对15～64岁年龄人口的比率；图中数据只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3年。

图10-8　人口红利、人均GDP（PPP）: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1975～2003）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3年。

在1960～2000年的40年间，东亚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低收入国家的依赖率的轨迹十分类似——尽管东亚的依赖率一直都有点更低。尽管两个地区的指标之间在过去40年存在紧密一致性，两个地区的经济结果绝非是相似的:东亚的人均产出增长了六倍，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人均产出则增加了85%。而且，两个地区的依赖率都在1975年左右开始了稳步的下降。但是，在这之后1/4世纪里，东亚的增长速度随着这一下降而加速，而拉丁美洲则经历了一个增长滑坡。在依赖率较高的时代（1960～1975年），拉丁美洲的人均产出增长率每年平均达到了将近3%，而在依赖率稳步下降的年代（1975～2003年），每年的人均产出增长率却不足1%。显然，在决定物质进步前景的问题上，包括政府政策在内的其他因素更为重要。

马里·巴特所做的人口红利对印度经济发展的可能影响的谨慎评价，也可以扩展到其他的低收入国家:

……在未来10～20年期间，人口环境将会利于发展……但是，正如布鲁姆与威廉姆森所评述的，人口环境的效果绝非是必然的。要将这种效果变为现实，就必须用适当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制度与政策对其给予支持。否则，其只会导致更高的失业水平。

在既定正确的文化、制度和政策的条件下，依赖率下降的国家可能会有一些经济优势的潜力。但是，人口红利是不能依赖的。

全球化的含义

所有其他条件相同——不存在前摄性的政策和制度的调整——在上一代富庶的OECD国家的显著的人口老龄化，对当地的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都有着抑制作用，这是可以预期的。由于对一些主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在未来数十年有重要影响，老龄化趋势也可以说存在较多的相同之处。世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世界的重要部分的人口老龄化的联合，提出了潜在的全球化影响的问题。在将投资分配给有前景的国家、公司和项目方面，全球资本市场可能是有效率的，但是，资本的可获得性将影响资本的成本，并因此而影响营利性或世界范围的事业的吸引力。基于同样的理由，在自由的全球贸易环境中，可以预期某一主要地区的经济滑坡将对其他地区的增长产生溢出效果。

第三世界的老龄化将会对世界经济产生不曾预料到的影响吗？答案尚不明朗，但是，还没有人过早地开始提这样的问题。

注　释

①特别要感谢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考特内·理查德先生和阿西亚·多塞娃小姐，他们对本章中的图表制作给予了帮助。还应该特别感谢伦敦经济学院的提姆·戴森教授、维也纳人口研究所的圣安尼·郭乔恩博士、美国统计署（USCB）的罗莱恩·维斯特博士和丹尼尔·古德金德博士，他们慷慨地让笔者分享了他们的项目内容，这些项目分别是印度区域人口趋势、从教育状况看印度区域人口趋势和中国区域人口趋势。笔者还要感激USCB的邓尼斯·J.多纳胡埃有关人口统计预测的局限性的许多颇有见地的警戒意见。任何存在的错误都由作者负责。

②这方面庞大而各异的分析文献的选择性代表可能包括:Auerbach等人，1989；Culter等人，1990，pp.1-56；Disney，1996；OECD，1998；United Nations Population Division，2000；Heller，2003；Mac Kellar等人，2004；Porterba，2004；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2004；普及性的读物包括:Peterson，1999；England，2002；Longman，2004；Kotlikoff和Burns，2004。

③现在，人口统计学家一般将联合国人口计划署（UNPD）和美国统计署（USCB）所做的全球人口预测用作其参考标准；UNPD的世界人口前景可在以下在线网址获得:http://www.un.org/NEWS/Press/docs/2005/pop918.doc.html；USCB的“国际数据库”可以从以下网址进入:http://www.census.gov/ipc/www/idbnew.html；任一套预测数据都可以用于支持上述的计算。

④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观点:在一个高死亡率的社会，其女性的平均寿命永久地停留在50岁，平均每个妇女一生生育6胎，则其中位值年龄最后将稳定在16岁左右。另外，女性的平均寿命为50岁，但其平均一生的生育是两胎而不是6胎，则中位值年龄将会稳定在40岁左右！这样，由于平均两个子女和一个妇女只有50岁的平均寿命，65岁以上群组最后将占到总人口的15%以上，这一水平与现在的OECD国家大致相近。

⑤Wilson和Pison，2004年。

⑥从技术上讲，在联合国的全球分类中，东欧被定义为“更发达的”地区，而不是“欠发达的”地区。但是，因为这些“更发达的”国家仍然是相对收入较低的社会，我们在本章中已经将其纳入了思考范围。

⑦应该注意的是，达到现在OECD人均收入水平的这一任务可能比那些数字假设更加令人畏缩，因为此表中的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全都享有极为庞大的PPP调整数值，每一个数值都将其以实际汇率为基础的人均产出水平提高了4倍或是更多。按照以实际汇率为基础的估算，俄罗斯的人均GDP仅是西欧的1/15，而中国的则只是日本的1/20。

⑧UNDP最近提出，中国的总生育率（TRF）在1990～1995年期间大约是1.92%——低于长期人口更替所需的生育率大约16%的水平——而中国的TRF随后已经降到了现在的1.7%稍强。USCB的判断也是十分类似的:就2025年，其对中国的TRF的预测值为1.72%。必须牢记的是，在既定中国全面的年度重要登记数据缺乏，该国的统计与调查中的婴儿与儿童的隐瞒申报程度未知的情况下，这些估计可能有点不太可靠。有关背景可参见Goodkind，2004，pp.281-295，以及Zhang和Zhao，2005。

⑨有关背景可参见World Bank，1997；Song，2001；Huang，2003，pp.171-198；以及Wang，2004，pp.3-16。

⑩劳伦斯大学的马克·W.福雷泽尔已经指出了这种持续延迟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在国家有保证的基本年金福利方面对其国民负有什么责任这一基本问题解决之前，有关替代时下国家与地方的调整控制的混合物的年金立法的必要性讨论主要是学术性的；”参见Frezier，2005，pp.108-130。

数据摘自《中国》，2002b，表1－43，表1－51；《中国》，2000，表4－4，表4－4c。

我们将如何解释现代俄罗斯可怕的健康悲剧呢？人口统计学家和公共健康专家并不完全理解这些可怕的统计数据背后的原因。食物、吸烟、惯于久坐的生活方式和劣质的卫生保健都起到了部分作用。此处当然较深地涉及了俄罗斯人对伏特加的眷念。但是，现行俄罗斯人健康灾难之秘的一部分，是这一问题似乎比其各部分的总和更严重；也就是，死亡率显著地高于单独地以所观察到的风险因素为基础的预测结果。

在线网址:http://www.mortality.org，2005年1月14日。

应该注意的是，1999年俄罗斯成人的生存时间表比现在的稍微更好些。

此外，USCB的那些预测并未考虑俄罗斯或许会遇到额外的，且可能是严重的、新出现的健康挫折。更确切地讲，从现在的情况看，这样的问题几乎是肯定的；只要想想该国仍在汇集的H IV/AIDS风暴和抗药性肺结核流行病，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

简单的例子:1999年——绝非是后共产主义者的俄罗斯其公共健康状况最为糟糕的一年——40岁的俄罗斯人所经历的同一死亡率与意大利55岁的女性和60岁的男性各自所经历的相一致；数值源自人类死亡数据库，在线网址:www.mortality.org

在俄罗斯严酷的公共健康问题既定的情况下，其人口就应该这样迅速老龄化，这似乎是矛盾的。但是，根据我们前边的讨论，人口老龄化更多地是为生育方式而不是死亡所驱动的，而俄罗斯现在的生育水平已经远低于次更替水平。

出自Aron，2004，p.2，这是一篇对俄罗斯的年金形势的敏锐纵览和分析。

参照Guilmoto和Rajan，2002，pp.665-672;数据源自表A-1。有关更全面的论述，参见Guilmoto和Rajan，2005。

Mari Bhat，2003，在线网址:http://planningcommision.nic.in/reports/sereport/vision2025/demogra.pdf，2005年5月1日。

印度仍就有3.5亿人口生活在各邦和联邦的领地，这些并未包含于马里·巴特的南北分析之中。

Dyson，2004，pp.74-107，在线位置:http://indiabudget.nic.in/es2004-05/chapt2005/tab18.pdf，2005年5月1日。戴森教授还慷慨地让笔者分享了来自同一预测系列的尚未发表的另外一些细节内容。

摘自《世界发展报告》2004 CD-ROM；西欧的数据是欧洲货币联盟12国1960～1965年的数据；日本的数据是1960年的。

有关背景内容，参见:印度，Ministry of Social Justice and Empowerment，1999；Work Bank，2001；Purohil，2003，pp.49-79；Palacios，2004，pp.282-300。

Guojon和Mcney，2003，pp.25-35。以下讨论得益于源自那一项努力中的另外一些尚未发表的预测结果，郭乔恩博士友好地发给了笔者。该讨论指的是郭乔恩－迈克奈的“方案一”预测内容。

Barro和Lee，2000。

可参阅以下资料:Coale和Hoover，1958；Enke，1966；Bloom和Williamson，1998；Bloom等人，2003。

Mari Bhat，2003，p.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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