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促进技术进步的途径

第二节　国际贸易促进技术进步的途径

国际贸易促进技术进步的途径可以分为静态途径和动态途径。静态途径主要指那些直接影响技术进步的渠道，主要有资本品的进口、中间品数量的增加和中间品质量的提高等；动态途径主要指那些对技术进步产生间接影响的效应，主要有国际贸易所产生的各种效应：竞争效应、干中学效应和规模效应（Mombert Hoppe，2005）。

一、为出口生产购买新的机器

出口在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增长中可能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根据世界银行（1993）的观点，出口能够通过许多途径来克服知识市场的不完全性等以促进技术的进步。出口企业不得不购买新装备等以应对出口市场激烈的竞争，而这种购买新机器的行为有助于生产率的增长。Pack（1993）在解释东亚经济奇迹时认为，东亚国家吸收工业化国家的技术知识是其成功的关键；面对出口市场，企业改进产品质量以及减少成本的行为都显著地提高了其生产率的增长（Pack，1994a、1994b）。但是购买进口的机器并不意味着公司生产率的即时提高；为了有效率地使用进口机器，企业必须学习掌握如何使用这种技术，而这也需要一些投资（Evenson和Westphal，1995）。这种消化和掌握技术的过程称为技术努力（Technological Effort）⁽¹⁾。在新古典模型里，技术努力的过程需要一定成本。Pack和Westphal（1986）就认为尽管发展中国家所使用的大多数技术都来自于工业化国家，但这些技术在扩散过程中都需要经历不同程度的改变以适应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Pack和Saggi（1997）等也强调尽管技术知识具有公共品的某些特征，但其溢出还是需要一定的成本和投资。

二、“出口中学”

出口者从外国消费者处获得许多信息：改进制造工业、产品设计和产品质量的各种建议（Westphal，Rhee和Pursell，1984；世界银行，1991；Grossman和Helpman，1991）。许多案例研究证实这些来自外国消费者的信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知识源泉。Keesing（1983）认为大量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都是按照国外消费者的订单而做的，买者已经制定了关于产品的设计、产品材料和其他包括标签、包装等的各项要求。Westphal，Rhee和Pursell（1984）在对112家韩国出口企业的研究中发现，这些企业的49%左右的技术来源于外国，而20%应该归功于和外国买者和供应者的接触，即出口中学效应。Aw和Batra（1998）引用台湾研究机构对133家制造业企业的调查发现，32%的企业在产品创新方面依赖于外国消费者。Pietrobelli（1998）在对26个泰国出口企业的调查中发现，96.2%的企业都认为外国消费者是其产品设计、技术改造的最重要的信息提供者。

最近，越来越多的文献采用微观企业的数据去检验是否存在“出口中学”行为。Clerides、Lach和Tybout（1998）对哥伦比亚和摩洛哥一些工业企业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大多数企业样本的出口行为并没有促进其生产率增长，所以，他们认为在这些国家并不存在“出口中学”证据。Bernard和Jenson（1999）对美国1984－1992年期间的制造业企业的样本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对企业出口之前和出口之后的生产率进行了分析，发现尽管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水平更高，但企业的生产率水平并没有在出口后有所提升，即没有“出口中学”的证据。Aw，Chung和Roberts（2000）对中国台湾和韩国制造业企业的“出口中学”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中国台湾样本的数据来自1981、1986和1991年，而韩国样本的数据来自1983、1988和1993年；他们比较了出口者和非出口者的生产率变化，发现中国台湾出口增长最快的纺织业、塑料业和电子通讯业的生产率增长水平也最快，这和“出口中学”的假定相符；然而在中国台湾的其他行业和韩国样本中，他们并没有发现“出口中学”的证据。Clerides、Lach和Tybout（1998）认为这些实证存在一些统计问题：（1）他们没有测量总的成本（只是对劳动和物资资本成本进行了测算）；（2）平均成本并没有反映学习效果；（3）可变成本可能包括一些沉淀成本。另外，绝大多数文献都是对生产率和出口参入（一个虚拟变量）做回归，但生产率很可能还和出口的量相关，而不一定只和是否出口有关；因为出口越多的企业其从外国消费者获得的信息可能越多。其次，“出口中学”的假设可能只适用于低技术水平国家和企业，而上述样本中可能没有包括它们。

Kraay（1999）在对中国工业企业的数据分析时企图去避免上述实证方面的缺陷；由于中国企业具有较低水平的技术，因此是个很好的研究样本；他在实证中使用了差分的方法以消除那些和贸易和技术相关但不可观测变量的影响，并以出口占总产出的比例作为出口变量，结果发现企业出口产出比增长10%会导致13%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2%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和6%的成本减少。Kraay还发现学习效应在已确定的出口企业中更加明显，而在新出口者中表现不是很显著。Aw，Chen和Roberts（1997）比较了进入出口市场和没有进入出口市场的台湾企业的生产率差异，结果发现9个行业中只有4个行业的生产率差异变大了，并且这4个行业中有3个属于前3名的出口导向行业；如果“出口中学”效应确实存在⁽²⁾，则该实证研究表明该效应和出口量成正比。Bigsten等（1999）对非洲四国（喀麦隆、加纳、肯尼亚和津巴布韦）1992－1995年的样本实证发现，企业从出口中获得了较大的学习效应，技术进步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尽管有些出口促进政策和关贸总协定（或其后的WTO）规则不很相符，但是这些政策曾经被各个国家广泛实施。最成功的出口促进案例发生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在1960－1994年期间，韩国和中国台湾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分别为8.5%和8.7%（Collins 和Bosworth，1996）。它们都实施了积极地出口促进政策，而它们高速的经济增长伴随着出口的高速增长，对于其出口促进政策成功的解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吸收观点，一种是积累观点。

吸收观点强调这些东亚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过程中对外国技术的学习和掌握（Pack 和Westphal，1986；Pack，1992）。这种观点认为工业品的出口是韩国和中国台湾经济增长的最主要的发动机，也是其知识、技术和学习的主要源泉；制造业出口促进了TFP的快速增长，并促进了这些国家和地区高速的经济增长；而物资和人力资本积累是必要的，但不是吸收过程的最主要条件。一些实证研究也支持快速的TFP增长是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Pack和Page（1994）的实证研究就发现东亚国家快速的生产率增长部分地归功于高速增长的制造业出口。

而积累观点却认为物资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是韩国和中国台湾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原因，快速的出口增长只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Krugman，1994；Young，1994a，1994b；Rodrik，1995）。在他们的分析框架下，TFP增长不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Young（1994a）对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总体生产率和制造业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发现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在这段时期的TFP的增长和OECD等国家的相似历史时期的TFP增长并没有较大差异；他认为这些国家或地区的要素积累可以解释其经济的快速增长。Collins和Bosworth对8个东亚国家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和工业化国家做了比较分析，他采用增长核算法将人均产出增长分解为物资和人力资本的增长以及剩余项TFP的增长，结果发现TFP在东亚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相对较少，因此他们也得到了和Young相似的结论。Rodrik认为东亚国家的出口不是这些国家增长的原因，因为在韩国和中国台湾工业化的开始阶段，出口的利润都很低；而两地区的补贴和合作促进了资本的迅速增长，正是资本积累促进了经济的长期发展。

三、进口数量效应

内生增长理论强调R＆D投资由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创新者所实施：R＆D投资促进了技术进步，并且技术作为一种知识具有非竞争性和外部性（Romer，1990）。技术的非竞争性意味着一个人对新技术的使用并不排除其他人同时使用这种新的技术；而技术的外部性意味着技术一旦被发明，其他人使用这种技术的额外成本很小甚至为0。技术的这种性质就导致了以R＆D为基础的增长模型都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Romer认为一个国家拥有更多的人口能刺激该国技术的改变，因为有更多的人能够无偿地使用技术。将上述规模报酬递增的特性应用到国际贸易的分析框架中，我们也能得到进口量影响本国生产率的结论。物化在进口商品中的外国技术也具有竞争性和外部性，这种特性就导致进口的商品数量越多，则使用物化在进口商品中技术的人也越多，本国的技术进步也越快。Connolly（1999）探讨了消除进口限制对技术变化的影响，但是在估计贸易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时却遇到一个基本的技术问题，因为贸易可能是内生的，由于其他原因而增长越快的国家可能开展的贸易也越多，而且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也有许多，其中许多都和技术溢出无关。LP（1996）同时检验了通过国际贸易和FDI渠道的技术溢出，他们发现进口和外向的FDI（out FDI）⁽³⁾都是技术溢出的渠道。

四、进口种类效应

除了进口数量影响之外，进口种类也通过引进新的外国中间产品而促进国内的技术进步。进口国能够通过进口获得更多种类的中间产品投入，而后者正是外国技术创新的结果。进口种类效应意味着进口的产品种类越多，外国技术用在国内生产中就越多，技术溢出的机会就越大。进口的种类效应直接和生产函数的形式有关；Rivera-Batiz和Romer（1991）在其知识驱动的R＆D增长模型中采纳了Dixit-Stiglitz生产函数的形式，其基本的假设是生产中所使用的有差异的中间投入不是完全可替代的，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创新者进行R＆D投资，R＆D投资导致新的中间产品的发明，新的中间产品的发明意味着技术的进步。在开放经济中，外国中间投入和国内中间投入一起在国内生产中被使用，外国的技术进步造成了更多种类的中间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