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计划经济年代从事县级计划工作

在计划经济年代从事县级计划工作

武力如

1954年春，我从中卫县政府政务秘书的岗位上被省人事厅调派到西北统计学校（在西安）学习了半年。学的是统计学原理和农业统计。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宁夏设置统计与计划工作机构之后，我即从事此项工作。我先后担任过中卫县统计科长、计划统计科长和计委主任（当时统计与计划未分家）。20世纪80年代，我调到自治区计委直到离休。中间有三四年任中卫县委常委。

一、在中卫县编制年度计划

计委是国家人财物三项资源安排的综合平衡机构，倍受各级党委与政府的重视。为了适应工作的需要，曾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几年里，我在中卫县计委工作，我下了很大功夫自学了国民经济计划方面的知识。阅读相关图书、报刊及经济学家孙冶方、薛暮桥等人的专著。同时也学了有关工业（本县有的工业）和农业方面的技术知识。同时组织县计委机关的干部学。由于认真学习和努力工作，中卫县计委与平罗县计委一同被自治区计委认为是工作一流的计委。因此，1959年自治区计委曾要调我到那里工作。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调令已下，县委书记武佑邦以工作需要为理由，坚决不放我走而未能成行。

县级国民经济计划项目与指标体系，同自治区计划基本一致并上下衔接。主要有工业总产值与主要产品产量；农业总产值、牲畜头数、造林面积和粮食、油料、肉类等主要农牧产品；社会商品零售额与主要商品销售量；以钢材、木材、水泥等为主的国拨物资销售量；财政预算收入与支出；金融信贷与储蓄；职工总数与工资总额；在校学生人数与招生数；医疗机构的床位数以及基本建设投资等。通过这十来个计划项目与20多个主要指标，将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和人民公社的主要经济活动，都直接的、间接的纳入了国家计划，使全县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积累和建设等经济活动都能按计划运行。主要生活资料如粮食、棉布也都纳入计划，由粮食和商业部门按标准定量供应，在定量内可提取全国的和地方的粮票以便凭票用餐或购熟食。农村社员的口粮都是由生产队分得。一般的每人一年为300～400斤。生产情况好的多吃，不好的少吃，人口多劳力少的家庭多是贫下中农成分。为了照顾他们的困难让人人有饭吃，社员口粮的大多数是按人头平均分配的，按劳分配的比重很小。

县计委由县委县政府领导，业务上接受自治区计委的指导。自治区计委实行两上两下的工作程序，我们只有一上一下，即每年第四季度向自治区报送次年的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待自治区计划下达后，经过综合平衡编制分公社和分部门的计划并及时予以下达贯彻执行。

二、为大办工业服务

大办工业。1958年是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正赶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大办工业是“大跃进”的主要课题之一。县计委的工作重心，由多年来服务农业一下就转到了服务于大办工业上来。来上面开会，去下面调查，谈项目算投资，定规划做计划等显得十分忙碌。多与工业交通部门、工矿企业筹建单位打交道。由于业务生疏，甚至根本不懂，觉得很复杂难办。为了工作的需要，于是组织县计委的全体干部边干边学。通过一段时间，干部们逐步学会了基本建设程序和本县拟建的工业生产以及工艺流程的基本常识等。

当时中卫县委书记武佑邦（后任自治区农科院副院长，已故）对办工业十分重视，而且亲自抓。他对计委的工作很是支持。在设定工业项目时多是同我商量，并放手让我们与工交部门共同策划。这就使计委的工作职能，如：调查研究、出谋划策、组织协调、综合平衡、编制规划（计划）、制定措施和沟通环节等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挥，县计委成了县委大办工业的参谋部。

在“大跃进”的两三年间中卫县的工业从无到有由少到多有了长足发展。因陋就简靠“干打垒”（当时的口号）的精神建成了下河沿煤矿、迎水铁厂、照壁山铁矿、甘塘石膏矿、镇罗水泥厂、中卫造纸厂、下河沿瓷厂、中卫农具厂、木工厂、亚麻厂、粮油加工厂、副食品加工厂和建筑工程队等十多个工矿企业，并协助自治区有关部门建成了中卫电厂（4000千瓦）和中卫农牧机械厂，从此结束了中卫县没有工业的历史。

三、为经济调整服务

在“大跃进”中建立起来的厂矿企业问题不少。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相当多的生产环节都是手工劳动。管理人员如厂长车间主任，大多来自行政部门，缺乏管理知识，工人绝大多数是农村青壮年，文盲半文盲居多，也没有进行过岗位培训。有些工业项目盲目上马。因此，在三四年的经营管理中，先后出现了人浮于事、效率低下、亏损严重和难以为继的诸多问题。同时因为工人猛增，造成了粮食等城市生活供应空前紧张。所以在1962年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对一些问题大的工矿企业，采取了关停并转。在关停并转中通过精减措施将1958年以后来自农村的工商企业职工4500多人，基本上退回了农村，大大减轻了城市粮食等生活供应的压力。农村在调整中划小了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的规模，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使农业生产连续三年（1960～1962年）的低谷从1963年开始好转，1964年有所发展，到1965年粮食总产量10754万斤，超过了1958年的大丰收。

张仕珍（后任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已故）为县委书记期间，中卫县稳妥地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和精减人员的方针政策及自治区对此项工作的相关指示，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调整后的工业生产有了较好的发展。到1965年，中卫县工业总产值达到847万元，为1962年175%，仅次于银川、石嘴山两市和吴忠县，居全区第四位。

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县计委从始到终承担了应做的一切工作。其工作量之大与复杂性不亚于大办工业。县委成立了调整工作领导小组。副书记张生德（后任自治区计委财贸处长、自治区农行副行长）任组长，我任副组长。小组办公室设在计委，并由计委与县委组织部有关人员组成精减办公室。由于坚持政策，工作认真，任务完成得好，计委的工作多次受到张书记的称道，使计委全体同志感到欣慰。在此期间张仕珍书记每隔一段日子就约我去他的办公室询问情况，征求意见。他多次告诫我说“减人工作难度很大，把几千人动员回去是一件大事，你一定要掌握好政策，不能有任何疏忽。争取少出问题不出问题。”我向他保证，会按政策秉公办事，不会出什么大的问题。我们彼此很融洽，坦诚相待，互相尊重。

张仕珍同志，对农村工作和经济工作不大熟悉，但他很会用人，善于调查研究，善于了解人，善于调动人的积极性，依靠大家的力量推动工作。

四、粮食生产计划的高指标

粮食亩产浮夸风发生在1958年，粮食生产计划的高指标发生在1959年。

自治区1959年的计划会议大约是3月份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各县（市）长、计委主任和自治区有关厅局的厅局长、计财处长。我是陪同县长陈健康出席会议的。

会议的政治气氛很浓。会议批判右倾保守反对固步自封的思想，同时鼓励敢想敢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精神。在思想发动的基础上谈指标订措施。在银南小组会上陈健康同志汇报中卫县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重点讲粮食生产指标。他说：“1958年中卫是大丰收，粮食总产量上了亿，为10550万斤，是历史空前的。经我们初步研究，今年的粮食总产量，在去年的基础上本着‘大跃进’精神拟增加10%为11500万斤。”（作者的记忆数）这个指标讲了之后正打算讲措施，他还没开口，农业厅张兴厅长（已故）就插话了。他问道：“你的发言是否代表县委？”这是很有分量的一句话，至今我还记着。他这一质问，使会议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陈这个人年龄不大但很沉稳。没有立即回答张兴的质问。张厅长接着又讲了一些批评与鼓励的话。大意是说10%太保守了，够不上“大跃进”。计划指标讲积极可靠，首先要积极，这样才能动员干部和群众，鼓干劲争上游嘛！上上下下干劲鼓足了，可靠性也就有了。

陈对张的质问虽然表现平静，但思想上还是有压力的。晚上休息时在招待所房间跟我商议说：“看来咱们设想的计划是交不了账的，不会被采纳的。你说怎么好呢！”我说：我们的设想已经够高的了，可靠性大大的不足了，还交不了账再就不好讲了，只好等待自治区计委的分配下达了。”陈同意了我的意见。

会议结束前，自治区计委印发了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其中，中卫县粮食面积33.2万亩，亩产938斤，总产31160万斤（以后下达的计划也是这个数字）。这个计划数字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高得出奇。中卫县当时的粮食生产能力，总产量顶多1.2亿斤，按耕地计算的亩产水平为400斤左右（黄灌区20多万亩耕地，亩产500～600斤；山区10多万亩耕地，亩产100多斤），总产能力亩产水平只占自治区分配计划的40%左右。这样的能力鼓上再大的劲也不可能完成高出实际可能60%多的计划。

自治区分配给中卫县的粮食生产计划指标虽然高得出奇，但县委和政府的领导并无明显的异议，都接受了。责令县计委尽快平衡分配给各公社和农场，落实到生产队贯彻执行。县计委有两位搞农业生产计划与统计的人叫唐育新、张国荣，他俩给公社分配计划指标时，一再问我说：“武主任，你认为公社能接受吗？就是接受了能完成吗？”我说：“你们只管分配算帐，别的事就不管了。”县计委提出分公社计划后，由县人民政府下达到了各公社和农场。

五、粮食高征购与计划不下马

1.粮食高征购。1959年中卫县完成粮食（贸易粮）征购7700万斤（其中收购5562万斤，征收2138万斤农业税），折回原粮约8000万斤。这是一个空前的天文数字。占到粮食实际产量将近十分之九。那年生产队打下的粮食大多数入了国家粮库，入生产队粮库的是少数。

2.粮食计划不下马。大约是12月下旬的晚上，自治区开了个电话会议。有县委书记、县长、农工部长、农业局长和计委主任参加。地址在县邮电局会议室。自治区党委马玉槐书记讲话。他说：“有些县粮食产量迟迟不落实，不上报，对年初定的计划想下马。”这话震动很大令人紧张。于是武佑邦书记连夜召开县委扩大会议，讨论1959年粮食产量问题，让我先讲。我思想很矛盾，讲真话就意味着计划要下马，违犯上面的意图，讲假话就是欺骗人，这是我的人格所不允许的。犹豫了一阵子还是讲了实话。我说：曾派人到公社调查登记了会计帐上的数字是8368万斤。对此数字我们作了分析，认为生产队对公社大队就按10%瞒报估算今年的粮食总产量应为9000多万斤，无论如何过不了亿。勉强完成计划的三分之一，比上年减产1000多万斤，这话一出立即引起了争议。多数人认为会计帐上的数字是接近实际的，应当据此上报，我们不能说假话，欺哄上级。也有些人认为会计数字未必确切，粮食计划是不能下马的，否则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怎么讲呢！完不成计划能算大跃进吗？争来论去分歧很大会议一直开到深夜炉火也灭了。

3.书记说计划不下马为好。最后武佑邦书记作结论说考虑到诸多因素，我们要为区党委分忧解愁，粮食计划不下马为好。武书记内心是复杂的，所谓诸多因素是有原因的。第一，今年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如计划下马了，有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之嫌。所以，他宁愿讲违心的话也不敢冒这个政治风险。第二，今年征购的粮食如按生产计划算没有任何问题，农村粮食还多得很。如按实际产量算问题就大了。征购数占到实际产量的十分之九。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对上是完成了任务，对下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更大的事是13万多农民的吃饭问题。第三，武佑邦同志很清楚这不只是中卫县的问题而是全区的问题。于是在左右为难的情况下采取了计划不下马得过且过的权宜办法，等一等看一看再说。

4.计委再算账。县委扩大会后的第二天我们计委几个人对今年粮食账算了又算。征购后留给生产队的粮食大约只有1000万斤，按13.4万农村人口平均每人只有75斤（还没有减去下年的种子和畜料），连同自留地产的粮和某些农户家的陈粮都估算进去，人均也不过100斤。这怎能吃到下年7月呢。其中先声和东方红两个大公社的粮食，生产队食堂每天两餐稀汤饭也只能吃到下年春节。我把这个情况在一个晚上向武佑邦书记个别作了汇报，并建议他早作打算。现在是食堂化，一旦断炊要粮的人不是几个而是成群结队的。他听了我的看法，并说了大意如下的一席话：“问题是严重的，几个公社书记已向我打招呼说他们的多数生产队的粮食快吃光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向区党委伸手要了。明年的日子更不好过。不过也不要太悲观，车到山前必有路吗！”

六、“以粮为纲”和社队计划管理

1.“以粮为纲，全面发展”。这是解决粮食问题和巩固与发展公社经济的大政方针。农业生产计划的各项指标也必须体现出这个大政方针来。农业生产计划的执行者主要是人民公社。所以我们首先强调公社必须保证粮食播种面积的完成。任何经济作物或其他作物都不能挤占种粮的耕地。由于粮食的短缺，为了吃饱肚子，县社队各级干部和社员群众对“以粮为纲”的政策很是拥护。上上下下同心同德都在抓粮食生产。县上给公社下达的计划指标都能逐级落实到生产队。但对全面发展多被忽视。因地制宜的自然优势难以发挥。中卫县的农业生产自然形成两大块。一块是黄河灌区，当时有耕地20多万亩，盛产小麦、水稻，是中卫的农业精华所在。一块是香山干旱区，当时有耕地10多万亩，十年九旱。这是两块截然不同的地方。但实行的都是以粮为纲主抓粮食的政策措施。如香山干旱地区，除了为数不多的泉水地、沟坝地、阴湿山地和平川地，适宜种粮和半适宜种粮外，其他山坡地是宜林宜草地，也强求种粮。黄灌区北部边沿沙漠地带有不少低洼田和沙土地本不宜种粮但大多也都种了粮。

2.社队的计划管理。人民公社是政企合一的组织。对计划管理十分重视。计划管理是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政策和“围堵资本主义”的重要手段之一。农业生产计划又是一系列经济工作的基础。如国家粮油征购、社员口粮分配、提留种子、饲料和储备粮等都是以农业生产计划为依据做预算或概算的。所以他们能够认真的将县上下达给他们的计划及时分配到各大队。大队对生产队的计划管理主要是抓几个关健指标。如规定某队种小麦水稻多少亩、产多少粮，种几亩胡麻、大麻和瓜菜等。生产队对社员的计划管理主要是在副业生产领域内防堵资本主义。如规定每户养鸡不超过5只、养猪以1头为限、养羊不超过3只、院内种果树不超过3棵、房前屋后植树限在墙脚2米以内等。如谁超过队上的规定，就是资本主义尾巴，队上（队委会）就要采取措施割掉它。

那时候社员是不能私自外出打工的。外出打工（搞副业）都是由生产队组织的集体出去。生产队组织的外出打工也要经过大队以至公社批准才能出去。农忙时如春耕夏收秋收等是绝对禁止外出搞副业的。打工的收入归集体所有，对个人给予评工记分。外出打工多的公社、大队或生产队，往往被视为资本主义倾向受到批评甚至批判。所以在外出搞副业（打工）问题上社队干部多是缩手缩脚不敢大胆地去干。

（2006年6月）

作者简介：

武力如，男，汉族，1927年11月生，山西大同人，1949年毕业于华北大学（北京），分配到中卫县工作。曾任中卫县委县政府秘书（办公室主任）、统计科长、计委主任、县委常委副县长、自治区国防工办秘书处负责人、自治区计委农业处副处长（正处级）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