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计划经济年代早期的几件事

回忆计划经济年代早期的几件事

唐康来

我于1958年9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分配来宁夏计委工作，宁夏计委领导班子很强，计委主任是自治区党委常委马信（副省级、有专职秘书），第一副主任是自治区党委委员鹿鸣（他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老干部），副主任夏似萍来宁夏前是国家计委综合计划局副局长。计委在各厅局中有较高的威望，凡是马信召集各厅局开会几乎都是厅局一把手亲自参加。我记得1959年6月，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缩短基本建设战线保证重点》的文件精神，马信主任召集各厅局开了一次会议，当时我在计委基建计划处工作，为了提高效率，我骑自行车到各厅局直接通知一把手参加（当时各厅局都在老城，就是文化街、解放西街到新华街周围，一个多小时都通知到了）。开会时，会议室挤得满满的，大家集中精力听马信主任讲话，做记录。领导干部之间既讲民主、讲原则，又很和谐，令人钦佩。马信主任有较高的政治和文化素质，他注重抓大事，抓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对有关处室写文字报告要求有思想性。记得有一次综合处写了一个材料，他认为太平淡，就亲自动手重新写，对大家是很好的教育。

1959年、1960年这两年，在工作实践中我得到了很好的锻炼。我在上大学之前，曾在浙江省煤建公司、省森林工业局财会部门工作3年多，已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在人民大学我学的是国民经济计划专业，由于专业对口，我被分配到计委基建计划处后，工作很快就能拿起来，受到领导的重用。记得那次为了贯彻中央文件精神，基建计划处的工作是大头，在各方面准备工作就绪后，计委要写一个给自治区党委的报告，当时基建计划处处长李培桐主持全处干部开会讨论这个报告怎么写，并指定由我执笔。我用了一个通宵连起草带誊写到第二天早晨上班前完成了任务。处长稍加修改后，主任很快签发并打印报送自治区党委。为了抓紧贯彻中央文件精神，区党委在报告送达后第二天即召开常委会讨论，处长带我随主任一起参加区党委常委会，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旁听自治区最高领导层的会议。

1960年2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兰州甘肃省委宁卧庄招待所，召开“二五”计划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西北五省区党委第一书记、主管计划的书记、计委主任，计委主任还带了有关处长，宁夏第一书记汪锋、书记马玉槐，计委主任马信、副主任夏似萍参加，计委共去了十几个人。会议开了十多天，除五省区一起开会外，大部分时间是省区计委自己讨论“二五”计划安排。会议中间汪锋和马信回了一次银川，由汪锋主持开常委会，讨论“二五”计划中的几个问题，马信叫我同行。记得那天晚上是坐兰州—银川的火车，兰州铁路局为汪峰挂了一节公务车，车厢内除了几个包厢外，还有会议室。马信叫我为他起草给自治区党委常委会的汇报提纲，对于这个任务，当时我感到压力很大，因为我没有写过综合性的材料，虽然在临行前我找有关处的同志问了一些情况，但仍然感到吃力。我知道这个汇报提纲必须写好，便以高度集中的精力在火车上熬过了这一夜。那天晚上上火车后，汪锋和马信坐在车箱会议桌内侧紧靠卧室面对面聊天，汪锋的秘书坐在汪锋旁边不时为他们倒茶水。我坐在会议桌外侧专心写材料。晚上约11时，汪锋和马信去睡觉了，汪锋的秘书把甘肃省委办公厅送来的点心打开叫我吃，那时我根本顾不上吃夜点。直到火车快到银川，汇报提纲基本写完，马信起床后看了一下说“可以”，我的心才安下来。下火车前，马信叫我参加上午9时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并作记录，我匆匆到计委食堂吃了早饭，休息了半个多小时，就到自治区党委会议室去参加会议（那时自治区党委在解放西街进宁巷口，是平房，离计委步行只有5分钟路程）。这次自治区党委常委会由汪锋主持，开了一个上午，几个问题定下来了，这实际上是自治区党委同意“二五”计划草案（当时是党政一元化领导）。第二天，马信和我坐飞机回到了兰州。兰州会议后，宁夏计委各处把“二五”计划（草案）打印出来，因当时西北局计划组来电话急等着要看，计委领导派我坐飞机送西安。我从银川坐班机到兰州，下飞机后，我没有出机场，便向机场工作人员打听有没有去西安的班机，机场工作人员说当天没有，但有一架刚从新疆飞来的货机，很快要飞往西安，如愿意搭乘，立即买票，我毫不犹豫地买了票。这样计划（草案）当天就送到了西安，机场安排汽车送我到西北局。我把“二五”计划材料送交后，在西安住了三天。西北局计划组看了宁夏的“二五”计划后还向我了解了一些情况，这样，宁夏编制“二五”计划就告一段落。

计划经济年代早期，毛泽东主席对计划工作很重视，每年要召开一至二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或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计划，各省第一书记都要参加，计委主任带助手随第一书记参加。1960年6月初，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二五”计划，马信随汪峰前往参加，我随马信同行。我们坐飞机由银川到北京，然后由北京坐中央委员专列去上海。当时，由于南京长江大桥还未修通，火车过长江要由轮船摆渡，乘客都要下来，我在火车轮渡时认识了好几位中央委员。火车在晚上10时左右抵达上海，小汽车在站台上很有秩序地接送我们到下榻的上海锦江饭店。这次会议共开了14天，我是会外人员，虽然不能进会场，但生活待遇都特别好，每晚有两场电影，还有舞会。在电影院看电影时，我有几次见到朱德、陈毅、贺龙元帅和中央政治局一些领导同志，感到十分难得。从上海回银川时，我们又搭乘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的专机从上海到兰州，中间在郑州下机，河南省委在招待所盛情宴请了午饭，饭菜十分丰富。王恩茂待人和蔼、亲切，那天吃午饭时，由于我入座迟，接待人员把我安排到王恩茂旁边的空位坐下，我觉得拘束，王恩茂看我年轻，不时给我夹菜，并说多吃一点，我只能说“谢谢”。

1960年8月中央又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讨论计划，马信随汪锋参加，我也同行。到北京后，宁夏驻京办事处已给我们买好了去北戴河的火车票，突然汪锋的秘书来电话，说北戴河床位紧张，马信不要带助手去，这样我们与驻京办事处主任韩志鸿商量，将他的卧室让给我住，于是我把一箱子材料放在卧室，我必须随时等候马信打电话来问，每天除吃饭外，只有中午时间能出去走走。就这样我在北京待了十几天。当时北京还是盛暑，回银川时已有初秋的感觉。

1960年冬，委领导安排我到农村去搞整社、贯彻农业六十条，以后又搞“四清”，在委里搞业务的时间比较少。1964年下半年，我被调到自治区政府办公厅给马信副主席当秘书，直到1971年又回到计委。

（2006年12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