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和土地

改革三战场:财政、货币和土地

王莽变法自称是“奉古改制”——中国人从来认为今不如古，前人比今人聪明。不过从政策上看，他并不想改回到遥远的周代去，改革的目标其实就是“汉武帝—桑弘羊”模式。他的改革基本上紧紧地围绕影响宏观经济的“三大核心课题”财政、货币和土地而展开。

王莽登基第二年，就推出“五均六筦”。所谓“五均”，是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这六大都市设立五均官，由原来的令、长兼理，称为“五均司市师”，他们的工作，一是定时调节、均平物价，名曰“市平”；二是控制市场供应，市场货物滞销时，以低价收购，货物涨价时，则以高价出售；三是办理赊贷，根据具体情况，发放无息贷款（赊）或低息贷款（贷）；四是征收山泽之税及其他杂税。所谓“六筦”，是指官府掌管六项经济事业，即由国家专卖盐、铁、酒，专营铸钱，征收山泽生产税，经办五均赊贷。简而言之，“五均六筦”就是全面恢复盐铁专营和均输、平准二法。

从王莽为“五均六筦”所下达的诏书看，他对专营政策的理解是非常到位的。他说，政府要管制的都是民众日常必需品，即便价格很高，民众也一定会购买的商品，也就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性产业”，这些产业国营化之后，就可以达到“齐众庶，抑兼并”的目的。胡寄窗评论说:“在王莽以前，倡议经济管制者如管仲与桑弘羊，对管制政策的必要性都不如王莽所讲的透彻。”^[3]不过，后世的人们也都知道，所有推行计划经济的人无不以“均贫富”和实现社会公正为口号，而实际上都是为了加强集权以及扩充财政收入。

与汉武帝时期的国营化政策相比，王莽的政策推出太密集，计划色彩甚至更加浓重。比如，在零售物价的管制上，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汉书・食货志》记载，政府在规定的时间对各种商品进行分类定价，同一种商品按品质的不同分成上、中、下三等，然后才允许商贾拿到市集上去销售。^[4]这无异于用计划之手完全地代替了市场的功能。

如果说王莽在财政和产业政策上完全效仿汉武帝，那么，他在货币和土地改革上则要激进得多。

王莽第一次改变币制是在登基前一年，即公元7年的5月，他以周钱为蓝本，增铸货币，新币分三种，各值五千钱、五百钱和五十钱，是为“大钱”。当时，国内已经呈现通货膨胀的苗头，新币的名义价值远远高于旧币五铢钱，于是民间私铸之风大起，王莽下令禁止列侯以下私藏黄金。

公元8年，新朝创立，王莽以“奉天承运”为名义改出一铢小钱，社会传言说五铢钱和大钱都要被废止，市场顿时大乱，王莽一方面把涉谣者、传谣者抓起来，流放边疆，另一方面则大量铸造小钱。到了公元10年，王莽突然又宣布改变币制，把货币总名为“宝货”，分金货、银货、龟货、贝货、钱货、布货等六种，六种货币又细分为二十八个品种。因品种繁多，换算比值又不合理，造成老百姓理解混乱，交易大受影响——“百姓愦乱，其货不行”。四年后，王莽被迫第四次改变币制，他下令废止大钱、小钱，发行“货布”（重二十五铢，值二十五）、“货泉”（重五铢，枚值一）两种货币。在短短七年间，王莽进行了四次币制改革。

在土地改革上，王莽提出的改革方案最为决绝——恢复全面的土地国有制，然后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其具体政策是:把天下的田地都更名为“王田”，一律不得买卖，凡是一个家庭男丁不到八个而田地超过一井（计算单位，一井为九百亩）的，就把多余的部分分给宗族和同乡的人。^[5]

这是自商鞅“废井田”之后，第一个重新推行土地国有化的政权。土地是世族集团得以生存和繁衍的根基，在此之前，针对土地兼并的状况，很多人提出过种种遏制设想，比如董仲舒就建议“限田”，他深知恢复到井田制的办法是不可行的，不过可以通过额定每户拥有土地的上限，来防止兼并过度。^[6]这种在肯定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平均地权的思想，在后来的历史中是主流。王莽推行王田制，是对土地性质进行的一次革命。如果从两千年历史来看，从先秦到1949年，历代治国者中试图将土地全面国有化的人非常少，严格来讲，只有两人，一是新朝王莽，再一个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而孙氏只是纸上宣示^[7]，王莽却付诸实施。

在推行土地国有化的同时，王莽宣布不准买卖奴婢，其理由是奴婢买卖有悖于“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圣人之义。从记载看，王莽似乎一直对奴婢抱持同情的态度，在还没有当上皇帝的时候，他的次子杀死了一名婢女，王莽硬逼着他自尽偿命。因此，不少史家对王莽禁止买卖奴婢政策的评价很高，认为这是一个人道主义的创举。不过，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王莽的思考未必及此，限制土地兼并与限制人口兼并，是打击世族门阀势力的配套性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