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对竞技活动的甄别

一、法院对竞技活动的甄别——排除“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非竞技活动

?科尔博格和菲尼克斯案^[2]

案件事实:1875年8月22日周日晚6时，科尔博格和菲尼克斯在波士顿至缅因州铁路的马尔登车站碰面，期间二人发生了轻微的争吵，科尔博格开玩笑似的要求菲尼克斯打他，菲尼克斯拒绝了，因为他不想穿着他最好的衣服打架。但他提出，如果科尔博格愿意等到他换完衣服再回来，他们可以到镇外的其他地方进行打斗。随后，菲尼克斯回家换了衣服，与科尔博格在远离居民区的僻静地带，当着聚集于那儿的50—75个人的面进行互殴。斗殴一直持续到科尔博格要求停止，随后双方各自回家。次日他们俩都出现了淤伤。检察机关以袭击罪为名，将两人起诉至法院，要求对他们进行刑事制裁。

两被告证实，他们已相识五六年，在此期间，他们是彼此最好的朋友，即使发生斗殴时，也是如此。相识期间，他们之间进行了多次摔跤比赛。比赛始终保持着友好精神，并未出现任何不好的情况。本案发生的那个晚上，他们谈论着近期在纽约进行的摔跤比赛，并由此谈及他们之间进行的类似性质的比赛。最后，他们同意到一个不打扰其他人的地方，比试身体力量和敏捷度。此后，他们到达另一个地方，开始进行“追与抓”的摔跤比赛。比赛不存在着任何仇意或恶意，或是任何旨在给对方造成身体伤害的目的。在比赛持续期间，两人受到的身体伤害完全是出于意外。

法院在审理时，指出:如果两被告确实是在进行一场摔跤比赛，作为一项合法比赛，他们就不能以“袭击罪”被定罪量刑。但如果他们之间事先作出的协定是，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进行斗殴，并旨在给对方造成身体伤害，来确定谁的搏击技巧更为出色。并依此约定，进行斗殴，最终给对方造成了身体伤害。同时，如果在比赛中双方在挥拳击打对方时，都有伤害他人的意图，那么两人就都有可能被判处袭击罪。即便这种斗殴行为是在双方安排、达成协定同意实施，并不存在仇意或恶意的情况下作出的。最终，法院认定二人进行了斗殴，即便双方都事先对斗殴行为表示了同意，但他们二人仍犯有袭击罪。

“受害人同意”是体育侵害中较为常见的阻却违法事由之一，其核心观点是:如果受害者为实现一定结果或目标，而自愿承担该活动中所涉及的一定风险的伤害(即行为人愿意承受所有可预见的后果，并自愿地使自己处于可能会出现这些后果，并承受此后果的境地中)，那么在他同意的行为发生期间出现的暴力行为，是已经获得授权的，不得追究任何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受害人同意”理论在体育竞技活动中有其合理性，它与“风险自负原则”的差别在于:参赛者对所受到的侵害，在赛前是否有明确的认识，是否同意侵害行为发生。例如本案中出现的身体伤害，以及拳击中的击打伤害等。而“风险自负原则”只强调受害人在赛前对侵害有模糊认识，同时受害人不希望风险发生。因此，对伤害行为的具体认识，以及对伤害结果的态度，是区分二者的重要依据。二者可以同时存在于比赛中。例如拳击手允许对方击打其腰部以上身体部位(头部、耳后的任何部位除外)，同时也必须承受对方过失击打其头部的风险。

在严重体育暴力案件中，致害人多具备实施伤害的主观故意。受害人对伤害的具体认识，较之在“风险自负”案件中就要求得更为明确。因此，受害人同意理论作为被告人免责的抗辩事由，更多地出现于直接发生肢体接触的严重体育伤害案件中。但显然，适用这一抗辩事由的前提必须是，当事人实施的是合法行为。

本案中两名被告即意图以体育竞技为名，借“受害人同意理论”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法院明确了此类直接发生肢体接触活动的合法性标准，即此类竞技活动必须事先获得政府的许可，严格依据比赛规则进行(如必须有相应的赛事组织者、拳击参赛者必须戴手套、中立的裁判、对比赛过激行为的限制等)。毫无疑问，这些规则对于摔跤、拳击等体育竞技活动是必须的，否则，我们无法将它们与非法斗殴行为区分开来。因此，在业余体育竞技活动中发生故意侵害行为时，首先要判断的并不是致害人的行为是否超出“受害人同意”的范畴，而应判别所谓业余竞技活动的合法性，这是审理此类案件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