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投资银行监管的理论基础

一、政府对投资银行监管的理论基础

监管是否必要是西方经济学派长期争论的话题。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占主流地位，他们极力推崇“看不见的手”(市场自发调节)的作用，认为市场经济中政府仅是个守夜人，并对政府创造与维护市场秩序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给予猛烈的抨击和贬低。^[2]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爆发，人们陷入了市场失灵的恐惧和迷茫中，凯恩斯的“政府干预”论开始被广泛接受。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当今的全球金融危机，宣告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结束。政府有责任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对投资银行进行有效监管已经成为主流观点。但是在如何监管、监管的手段以及如何把握监管的度等问题上，由于之前的主流理论受到这次金融危机冲击，至今仍然没有形成共识。

(一)政府对投资银行监管的目标

监管目标决定着政府监管权力的合理边界、监管的手段和适当方式。从理论上讲，政府进行投资银行监管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投资银行危机和金融市场失灵。但是从监管框架的设计看，对投资银行的监管不同于对商业银行的监管。一般认为，对投资银行的监管使命为保护投资者，维护公平、有序和有效的市场秩序，并促进资本形成，而对银行机构实施监管，主要是确保国家银行系统和金融系统的安全和稳定，并保护消费者的信贷权利;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并控制金融市场可能产生的系统性风险。不同的使命无疑影响了政府在履行其监管职责时所采取的方式和方法。国际证监会组织(IOSCO)1998年9月发布的《证券监管的目标和原则》^[3]概括起来，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1)维护投资银行体系的安全与稳定。由于投资银行业是高风险行业，且存在“多米诺骨牌”效应，^[4]一旦投资银行发生危机，可能会导致整个金融市场动荡，进而影响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与发展，政府的任务就是促使投资银行在法定范围内稳健经营，降低和防范风险，提高投资银行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2)促进投资银行开展公平竞争。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只有通过竞争才能提高投资银行的工作效率，改进服务质量，降低服务成本。监管一方面要保护投资银行的机会均等和平等地位，另一方面要维护正常的金融秩序，力求在安全稳定的基础上促进投资银行公平竞争。

(3)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投资者是投资银行的服务对象，只有尊重投资者，保护其合法权益，才能使其建立对投资银行的信任和信心。而投资者对投资银行的信任和信心，是金融市场和投资银行生存和发展的前提。^[5]投资者是证券市场的参与者与出资者，是投资银行的服务对象。他们对投资银行的信任和信心是证券市场与投资银行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为了赢得这种信任和信心，必须对投资银行进行监管，防止误导、欺诈或操纵等行为的发生，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二)政府对投资银行监管的特殊性

投资银行业务是金融业务的一种，对专业投资银行的监管以及对混业经营的金融企业乃至金融集团的监管制度设计，都不能忽视投资银行的特殊性，包括其业务性质的特殊性和其自身存在的特殊性，这是对其进行监管的前提与理论基础。就投资银行而言，它经营的是证券，证券的特殊性决定了监管设计的特殊性。证券具有其他商品所不具有的特性:首先，证券是虚拟资本，自身没有内在价值，只因其代表了对一定数量的现实资本的占有权，可以用来买卖，才具有交换价值。^[6]证券的虚拟性决定了买卖证券不是为了使用或消费，而是作为投资，获得投资(投机)收益。但是，证券价格的变化，除了体现由证券产品所代表的实际资本运动状态的正常变动之外，还反映了与实际资本运动状态无关的非正常变动，由此导致了证券价格的不确定性和预期性。其次，证券是一种信息产品，买者或卖者完全是按照与该产品相关的信息来判断其价值的。^[7]证券的买卖价格几乎完全取决于交易双方各种信息的掌握程度和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判断。证券的这些特性预示着证券市场比起其他交易市场更容易出现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市场失灵，证券市场投机性更浓、更容易被操纵、具有更高的风险。作为证券市场的重要中介，投资银行与证券市场的风险是相生相伴连为一体的，且风险一旦爆发，很容易导致证券市场崩溃，甚至诱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投资银行业务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具有更大的创新冲动，将证券交易与其他金融业务组合创新，容易产生高杠杆率的产品，导致业务高风险。与商业银行不同，投资银行无法取得和使用普通储户的低价、稳定的存款，必须通过短期借贷来保持运营。加上投资银行资产的流动性高，投资银行能够以其资产作为抵押借到相当于其资产20倍或30倍的短期贷款。一旦市场形势逆转，比如，借贷市场资金冻结等，投资银行就会由于资金链断裂而被迫出售某些投资来满足贷款抵押的要求，使市场的形势更加恶化。在经济周期下行，问题积累严重时，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就会被推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