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犯罪原因的认识

一、关于犯罪原因的认识

我国古代思想家多从人性、政治、法律、经济、财产、人口等方面论述与犯罪的关系。

1.从经济的角度思考犯罪问题

齐国的管仲曾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他认为，犯罪是和国家与人民的经济状况有直接关系的。一个治国有方的国君，应该使国库充实，监狱中没有犯人；而一个治国无能的君王恰恰相反，他会导致国库空虚，罪犯盈狱。（“善为政者，仓廪实而囹圄虚；.不善为政者，囹圄实而仓廪虚。”）“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穷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¹⁾西汉思想家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三》中说：“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极仇苦；穷极仇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不避死，安生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墨子则进一步认为，犯罪是压迫和剥削的结果，由于统治者“暴夺民衣食之财”，致使“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饥寒并至，故为奸邪”。这些论述说明我国古代思想家们深刻地认识到，经济上贫穷是产生犯罪的重要原因之一。

2.从人口资源的角度思考犯罪问题

荀子认为：“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荀子虽然所说的不完全是指犯罪，但犯罪显然也包含在他所说的“乱”象之中。韩非子说：“古者大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尝不引，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不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子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备尝累罚而不免于乱。”⁽²⁾其意为，人口大量增加而经济没有相应发展，必然会导致争斗和犯罪。荀子不仅注意从主观上寻找“乱”的原因，而且看到了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是引起“乱”的根源，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儒家代表人物孟轲也看到了物质财富与经济犯罪之间的关系，他说：“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就是说，如果能够做到粮食像水火那样多，那么人民还会去犯罪吗？

3.从人性的角度思考犯罪问题

我国古代历来就有性善与性恶之争，争论的实质是要说明，人之恶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以孔子为代表的性善论者指出：“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他们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但由于后天的生活环境不同，习性差别很大；恶习和恶行的发生不是先天本性之所致，而是后天因素造成的。以荀况为代表的性恶论者认为，“人之性恶，其善伪也”。他们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人的一切不良行为是由其邪恶的本性决定的，犯罪便是人的邪恶本性所致。

4.政治、法律与犯罪的关系

道家创始人老子反对人为地制定法律，主张“无为而治”的思想。他说：“法令滋彰，盗贼多有。”⁽³⁾他把犯罪的原因归结为统治者制定的法令太多。他认为法令越多，人民就越陷于贫困，盗贼也就越多。统治者贪得无厌，横征暴敛，弄得人民失去了生路，必然使其走向犯罪。

在我国古代，法家是对犯罪问题思考较多的一个派别。早期的法家代表人物李悝就提出，国家动乱不安、盗贼丛生，皆由“饥寒而起”。“富足者为淫佚，则驱民为邪也。”在李悝看来，物质匮乏、饥寒交迫是导致社会犯罪行为产生的根源；同时，为富不仁，也会迫使老百姓走向犯罪。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认为：“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这里，韩非显然已经看到人口、财富与犯罪之间的密切联系，人口多、财富不足，满足不了老百姓的生活需要，必然要引发包括犯罪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