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处理通俗性和艺术性的关系

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大众文化世俗性的批判，是以现代艺术为标准，站在精英主义文化的立场上进行的，以致他们的批判被冠以精英主义的帽子。他们的确有精英主义的嫌疑，但是他们的批判从反面提示我们，究竟什么才是大众文化的风格和标准。难道大众文化就一定是没有艺术性的？显然不是。因此，这就有一个如何认识和处理大众文化的艺术性和通俗性关系的问题。

优秀的大众文化作品本身就应该既能为百姓所欣赏，又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大众文化的艺术风格就是通俗性，正是由于这一点，大众文化才能和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才能在大众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当然，优秀的大众文化作品也能够把通俗性和高雅性结合起来，既能够和社会大众的欣赏水平结合起来，又能够有非常高的艺术水平。尤其是随着大众知识水平和审美趣味的提高，大众文化应该既是通俗的，贴近大众生活的，又是艺术的，具有较高艺术水平的。

因此，我们提倡与人民生活接近、符合人民欣赏水平的通俗文化创作。在文化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上，阿多尔诺、马尔库塞等大众文化批判者坚持认为二者之间是疏隔的，一方面，文化有现实性的一面，另一方面，文化是对现实的反思和超越，因此他们对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世俗性和生活性大加批判。而我们认为，文化在本质上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只有真正反映社会实践的文化作品，才有强大的生命力。大众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对社会大众日常生活的贴近，因而中国大众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注意要和中国的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反映中国社会大众的生活状况，只有这样，才能引起人们思想和情感上的共鸣。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15]可见，为了创作真正为了大众的大众文化作品，大众文化创作人员不仅要深入群众、深入生活，更要以一种群众能接受的方法和风格，为人民奉献更多的、与人民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好作品。因此，大众文化的通俗性其实指的应该是大众文化与大众生活和欣赏水平的一致，不能因为大众文化是生活性的、通俗性的就否定其文化品位。

我们提倡大众的、通俗的文化，但通俗不等于低俗。正如列宁在批评《自由》杂志时所说，《自由》杂志是一本十分糟糕的杂志。它的作者（杂志给人的印象是，从头到尾似乎都是一个人写的）妄称该杂志是“为工人”办的通俗读物。但是这不是什么通俗，而是卑劣的哗众取宠。列宁指出：“我们要告诉作者，庸俗化和哗众取宠绝非通俗化。通俗作家应该引导读者去深入地思考、深入地研究……”^[16]对于文化创作者来说，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应当成为他们遵循的创作原则和社会责任。文化生产者绝不能迁就和盲目迎合部分消费者的低层次审美情趣，把内容不健康、庸俗无聊的文化产品推向市场、毒害社会。因此，以先进文化的精神正确引导文化消费，就是要以代表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先进文化来纠正大众文化的不合理需求倾向，以高品位的文化产品来引导消费，引导市场，从而提升大众文化的品位。这就意味着我们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众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对于大众文化的艺术风格和文化品位应该有合理的判断尺度，正确处理好大众文化的通俗性与艺术性的关系。一方面，我们要尊重大众文化自身的本质和规律，不能按照精英文化的艺术风格来衡量大众文化的艺术价值；另一方面，我们提倡大众文化创作应不断地提高自身的艺术品位，增加自己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