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正确处理经济基础与观念上层建筑的关系

我们必须承认，法兰克福学派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文化的批判，开辟了我们认识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新视野。然而法兰克福学派在这里没有恰当地处理经济基础与观念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他们没有辩证地说明经济基础与观念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不能用经济基础的变化来说明观念的上层建筑或文化意识形态现象的变化；他们片面夸大当代资本主义文化中出现的新变化，过于注重文化批判和文化革命，而忽视了经济基础变革的首要地位。

（一）不能从经济基础出发客观地看待大众文化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文化作为人类的精神生产活动及其成果，是由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人的物质生产行为本身中，不仅客观条件改变着，人的主观条件也在改变着。因此，人的文化发展及其形态的变更，归根结底依赖于人类生产方式的发展及其形态的变更。“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24]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在论希腊艺术的时候就曾指出：“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25]。也就是说，古希腊罗马人的艺术形式产生于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时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必然要借助于想象来征服和支配自然力。随着生产、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人们在更广、更深的程度上认识了自然，原有的艺术形式也就过时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会出现新的艺术形式。

因此，当代大众文化的出现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必然现象。资本主义不断追求资本增殖的本性决定了它必然要把交换规律扩展到社会的一切领域，作为精神生产的文化领域也不能幸免。在这种条件下，把文化产品当作商品来生产就是必然趋势。从技术条件上看，资本主义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促使了它在技术上的变革，这种技术上的革新又为资本逻辑在文化领域的进一步蔓延提供了便利。如机械复制技术、晶体管、二极管、摄影、电子计算机等大众传播技术的进步，直接产生了新的大众传播媒介，如报纸杂志、电视、电影、网络等，这些新媒介的产生使得大众文化的生产和传播铺天盖地，形成声势浩大的文化工业和产业。

大众文化的产生不能单纯从文化本身找原因，也不能只从统治阶级主观决定的角度来认识。虽然法兰克福学派也指出，正是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的渗透导致了大众文化的产生，然而他们却没有进一步对大众文化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评价。他们没有认真思考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不可避免的文化模式，不能对大众文化的进步性和合理性作客观的评价，不能接受大众文化的存在，甚至试图通过文化救赎消除大众文化。在这里，我们认为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没有正确处理好经济基础与观念上层建筑的关系，主要在于他们认识不到大众文化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历史必然现象，从而缺乏对大众文化的客观、理性态度。

（二）不能从经济基础出发解释大众文化的所有特征

大众文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它的弊端来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的商品化、标准化和操控性特征都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决定的。资本追求利润的本性决定了它势必把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囊入怀中。同时，为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产阶级势必会在大众文化产品中灌输统治阶级的意识。这样，不断出现的大众文化产品在无形中就把统治阶级的阶级意识一遍又一遍地强化，并最终形成了对大众的操控。

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商品化、标准化、操控性的批判是准确的。在一定程度上，他们也看到了大众文化的特征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决定的，然而该学派并没有对科学技术与文化工业的关系，以及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性作出真正科学的理解。事实上，西方社会大众文化的流行，同文化产品生产所利用的科学技术手段及其批量性、复制性功能没有本质的联系。尽管西方社会大众文化的种种表现，如刺激性、千篇一律、单调重复等是和现代化科学技术分不开的，但究其根本原因，只能从那种文化、艺术本身及其所依存的社会制度和阶级基础去寻找，而不应归咎于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同样，大众文化的操控性也并不完全是资产阶级的主观愿望造成的，而是由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决定的。在资本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成熟和自我调整，资产阶级维护统治的方式也各有不同。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而言，传统暴力的、强制的控制方式已明显不合时宜，于是大众文化等更易被接受的宣传媒介就成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工具的首选。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的批判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的局限性，但却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所造成的文化发展的社会局限性。我们认为，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大众文化的分析，不能脱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处的具体时代，它的经济基础即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形式及市场经济，才是大众文化滋生蔓延的最根本原因。

（三）放弃了从经济基础出发设想文化解放

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大众文化已走向了文化的反面，它带给大众的不是审美体验和享受，而是形成了对大众的操控。在此基础上，为了人的解放和自由，法兰克福学派设想了文化上的革命，认为人要获得自由和解放，就必须进行思想意识领域的革命。应该说，法兰克福学派强调思想意识领域革命的重要性，这对当代无产阶级革命来说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他们的理论表明，资本主义社会已发生了新变化，思想意识的控制已是当代统治的主要形式。因此，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不仅要推翻它的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还要推翻它的观念上层建筑，在人们的思想意识领域施行彻底的革命，以清除资产阶级文化的影响，建立新文化。

但是他们认为，马克思所主张的通过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经济政治统治的革命道路已经过时，所设计的革命道路也因过于强调文化解放、文化救赎和思想意识领域内的革命，而忽略了经济基础变革的首要地位，这就倒置了本末，注定是无法实现的空中楼阁。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思想意识领域的表现只是物质生活的反映，要想彻底改变和清除资产阶级大众文化对大众的影响，就必须首先清除这种文化存在的土壤。只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改变，资产阶级大众文化对人的异化就不会消除。因此，要想消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必须首先通过阶级革命，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单纯强调文化领域的革命或变革是无法彻底实现人的解放的。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指责法兰克福学派过于强调文化领域的革命，而忽略了经济基础的变革，并不是说他们走上了文化决定论的道路。^[26]正如笔者在本章第一节所指出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不仅是一种文化层面的批判，它还是一种经济、政治和社会批判。他们注意到，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已经和经济、政治紧密结合，因而对大众文化的批判已经涉及了政治学批判和经济学批判的内容。因此可以说，尽管他们将文化革命作为了突破口，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经济、政治革命而将文化革命作为唯一道路，可见他们所设想的应是一种以文化革命为重点的总体革命。他们的错误在于颠倒了经济基础与观念上层建筑的关系，而非上层建筑决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