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与媒体都应该在许霆案中反思

司法与媒体都应该在许霆案中反思

“被告人许霆盗窃罪名成立，且盗窃金融机构数额巨大，本应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甚至死刑，但考虑到此案的特殊情况，对其减轻处罚判处5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2万元，此案将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生效！”2008年3月31日下午，备受关注的许霆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判决，审判长手头判决书的最后这几句话刚念完，法庭里顿时响起一片惊叹声。不仅如此，紧随法庭里的惊叹声之后的网上声音和媒体声音，在此案重审判决后，也是此起彼伏。

有论者认为，这是司法的胜利，一审并非不合法，但合法的判决未必是公正的判决，法律人是戴着镣铐的舞者，需要在规则的约束下求得平衡之美；也有论者认为，这是媒体的胜利，穷追不舍的媒体终于让法院明白了舆论监督的力量，许霆的代理律师杨振平明白无误地告诉记者：“从去年12月许霆因恶意取款被判处无期徒刑以来，国内媒体给予高度关注和广泛讨论，舆论监督起到很大作用，重审判决本身说明了问题，这个也是媒体的力量，舆论监督的力量。”

但让人疑惑的是，面对许霆从无期改判五年的结果，法院的解释更多是体现在“特案特判”上。因为根据本案具体的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以及依据法定量刑幅度就低判处其无期徒刑，都不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于是，以“逐级请示”方式经广东省最高法院直至最高法院。如果联系到被称为“云南许霆”的青年何鹏之案，无法不让人怀疑，司法在面对民意特别是媒体舆论压力的时候，能是否真正做到了独立？因为，何鹏案和许霆案性质类似，但正如在许霆案上旁听的何鹏父母所言：“我儿子与许霆一样，可许霆多么幸运，他不还钱只坐5年牢，而我的儿子还了钱了还要判无期徒刑”。为此，他们到处上访，但至今无果。而在许霆案之前，因为缺少媒体的关照，几乎无人知晓何鹏案。既然此前有过类似案例，为何此案特殊？从这个角度讲，法院的“特案特判”说不过去。

除此之外，从无期徒刑到五年有期徒刑，落差实在太大，令人有些儿戏之感：法律可以转圜的空间实在是太大了。正因如此，许霆案的重审结果出来之后，此前几乎和媒体意见一致的民意发生了些颇具反讽意味的转向，在网络意见的表达中，有很多人开始认为许霆被判得太轻。中国法学会刑法研究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赵秉志教授甚至直言：“5年的量刑似乎过轻，10年以上的尺度更为合适。”有些人开始探究媒体的责任，认为媒体过度干预了司法行为，影响案件判决的公正性与独立性。

毫无疑问，只要我们将“独立”作为司法的高贵品质并孜孜以求，法院的判决结果应该受到每个人的尊重，法官是法律世界的国王。但显而易见的是，司法和媒体在许霆案中都需要进行反思。

在面对媒体狂轰乱炸的意见时，司法究竟该如何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如何在以媒体为代表的民意中求得法律价值和社会舆论之间的平衡？更何况，在一个媒体声音多元化的时代，也没有完全一致的所谓“社会舆论”，即使善意回应民间声音，也不应该只回应居于主导地位的强势声音。“特案特判”固然具有不可置疑的法律价值和逻辑正义，但媒体只要足够关注，法院就“特案特判”，就无法逃脱司法屈于舆论压力的嫌疑。在过去几年中，亦不乏这样的案例。

此外，以民意代表自居的媒体，也应该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妨碍了司法独立？自己的做法是否违背了基本的法律准则？全国人大代表、广州市律师协会秘书长陈舒女士的话令人深思，说起不久前在香港发生与许霆类似的案件。她表示：“与广州这边不同的是，香港的法院可以发出禁令不让媒体对没有判决的案件进行谈论，更不用说媒体可以在法庭里面拍照，因为司法是独立的，而我们却不仅可以在法庭内对被告人进行拍照，还能肆意揣测法院结果”。虽然我们的法院不能发出禁令让媒体闭嘴，但媒体是否也应该检点自己的行为，其扮演拯救者的角色是否也应该退场？

时至今日，转型之下的中国社会，面对的问题越来越复杂，处于特殊位置的社会主体，由于它们的边界不清晰，而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资源，甚至不惜跨越灰色地带，营造有利于自己的卖点，用以吸引公众的眼球。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会使得事情更加复杂。司法与媒体，这两个具有特殊性质的社会主体，都应该坚守自身的边界，越界出击的结果，会使社会主体的边界划分越发混沌。

法律的归法律，媒体的归媒体，才会真正抵达司法独立与舆论监督的终点。正是从这角度讲，许霆案虽然告一段落，但此后的讨论或许较此前的舆论一边倒更有社会意义和长远价值，应该从中探讨的深度问题需要持续开掘。

（本文发表于2008年4月5日《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