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研究史回顾为中心

导论：以研究史回顾为中心

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慕旧邦。惟往事之具在，斯温故而知新。若说书籍是文明的火炬，则藏书家即为传递火炬的接力手。尽管藏书家并非都有精深的学问、敏锐的见识和不计功利的胸怀抱负，但传薪继火，端赖此辈。因此，这一特殊群体在学术史和文化史上的作用、地位不应忽视，本书的研究对象即为晚清藏书家中的重要一员，杭州八千卷楼丁氏。

杭州丁氏的代表人物为丁丙，藏书楼号“八千卷楼”、“嘉惠堂”，在我国藏书史上，与常熟铁琴铜剑楼瞿氏、聊城海源阁杨氏、湖州皕宋楼陆氏并称“清末四大藏书家”，具有极显赫之地位。除藏书之外，丁氏还编辑出版了《武林掌故丛编》等多部丛书、编制《善本书室藏书志》等书志目录，抢救补钞了文澜阁《四库全书》。可以说，丁氏文献活动的丰富性在晚清藏书家中卓然特出，对于保存文献、襄赞学术研究的贡献尤大。柳诒徵称：“清光绪中，海内数收藏之富，称瞿、杨、丁、陆四大家。然丁氏于文化史上之价值，实远过瞿、杨、陆三大家。以其奋起诸生，搜罗古籍，影响于江浙两省，非徒矜私家之富有也。”^[1]

对丁氏这样在藏书史、文献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广泛涉足各种文献活动的藏书家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不仅可以明悉史事，丰富藏书史、文献史研究的内容，进而更有学术史和文化史上的意义。

由于丁氏在藏书史、文献史上据有重要地位，学界对其关注与研究也较多。丁丙过世后不久，其子丁立中将行述、传记、各家哀悼诗文等编成《宜堂类编》，汇聚多篇，尤为大观。不过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考量，这类文字以述生平、颂功业为目的，只可谓之史料，而不能目为近代学术意义上的研究。

清末成书、于藏书史研究有筚路蓝缕之功的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中有丁丙专条，尽管是以辑录材料的面貌出现，篇幅也相当有限，但已将其置于藏书史的整体研究中予以考述，可谓导夫先路，对于丁氏的研究当以此为发端。

随着近代学科体系的逐步建立、相关文化机构的相继成立与文化学术刊物的陆续创设，梳理藏书史、文献史成为民国时期国故研究的课题之一，对丁氏的研究随之进入了新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丁氏文献活动的史事。研究成果大致有三类：相关史料的辑录整理、专题论著及总括性的藏书史论著。涉及的问题点则有：丁氏的文献活动、藏书流散状况、撰著书目、与同时代学人的交游情况、刊行书籍、抢救补钞文澜阁《四库全书》及相关史料的研究。研究者大多是当时图书馆界的学者，尤以国学图书馆和浙江省立图书馆的学者为大宗。

在整理辑录史料方面，国学图书馆贡献良多。该馆前身为端方筹建的江南图书馆，于光绪三十三年收购了八千卷楼藏书，因此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料优势。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当属《馆藏善本书题跋辑录》^[2]，该文系从该馆甲库所藏善本（即《善本书室藏书志》著录者）中辑录各家题跋真迹，其中丁丙、丁申等丁氏家族成员及孙峻等丁氏师友所作题跋占相当数量，为考察丁氏的藏书活动、研究其版本目录学成就，提供了大量珍贵的一手史料。

此外，赵鸿谦《宋元本行格表》^[3]，以入藏国学图书馆的丁氏旧藏宋元本为对象，仿效江标《宋元本行格表》的体例，以每半叶行数多寡为序，“记其行格版心及页数”。由于《丁志》著录宋元本时，并非一律记录行款，故此文对于考察八千卷楼所藏宋元本有一定参考价值。汪訚《馆藏名家旧藏书表》^[4]，则以人为纲，标注曾经各家收藏的书籍，对于考察八千卷楼藏书的授受源流有参考价值，但因所收录者只限于该馆甲库所藏书籍，所以并不完善^[5]。

至于相关目录书志，则以赵鸿谦《松轩书录》^[6]最具价值。此系赵氏从国学图书馆乙丙二库藏书中检出若干善本，一一撰写提要的书志学著作，共收录元明刊本、明清稿抄校本千余部，多为丁氏旧藏^[7]。其体例为记载存佚卷数、行款、目次及藏印，节录原书序跋，抄录藏家题记，格式精整，著录翔实。其对于丁氏研究的价值主要有三：一、收录的书籍全系《丁志》未著录者，由此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和考察八千卷楼的藏书状况。二、抄录了大量《馆藏善本书题跋辑录》未收的丁氏藏书题跋，而这些题跋之前未经整理披露，为考察丁氏藏书活动提供了重要史料。三、每书均著录藏印（包括丁氏藏印），不仅可由此考见授受源流，更可据标明得书年份的丁氏藏印，考察丁氏历年收录书籍的状况。

汪訚《八千卷楼宋本书录》^[8]也是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此文为八千卷楼旧藏的40部宋刊本一一撰写提要，侧重于客观描述版本特征，有一定参考价值。不过，汪文泥于《丁志》成说，版本鉴定多有错误，如《璧水群英待问会元》，《丁志》著录为“宋刊本”，汪文则据“末有丽泽堂活板印行”，称其为“宋活字本”，而此本实为明活字本，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已予纠正。

此外如《江南图书馆善本书目》（此目成于清末，但为方便起见，在此叙述）、《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覆校善本书目》（1918年），这两部目录均是标记版本的简明目录，著录范围为该馆所藏的八千卷楼善本（即《丁志》著录者），稽考二目，可以得知该馆收藏八千卷楼善本的情况。不过，《江南图书馆善本书目》时有漏载，《覆校善本书目》序中已举例说明。《江苏省立第一图书馆覆校善本书目》较前一目为完备，并于各书之下著录藏印，此例颇善，由此可以考稽授受源流。但可惜未著录丁氏藏印，尤其丁氏有记录得书年份的藏印，若能一并著录，对于考察丁氏历年收访书籍的情况将极有助益。二目共有的缺点则是：著录版本主要依照《丁志》，沿袭了《丁志》在版本鉴定上的错误。《第五年刊》中的《陶风楼藏卢抱经校本述要》，虽以考察为卢文弨校本为主题，但由于这些校本系丁氏旧藏，所以对研究丁氏藏书也有参考价值。

在探讨丁氏文献活动及其成就方面，陈训慈《丁松生先生与浙江文献》^[9]是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该文共分六个部分：1．藏书名家、2．乡邦善人、3．功在文献、4．兴复文澜、5．辑刊旧籍、6．修建名迹，以丁丙与浙江文献的保护、流传之关系为着眼点，基本涵盖了丁氏文献活动的主要事迹，其中对丁氏编刻书籍的论述尤详。陈文征引史料虽以《年谱》等通行习见者为主，但利用文献颇为精到，考述翔实，总体而言，是一篇具有相当水准的研究论文。其不足主要在于：以丁丙与浙江文献为题，却花费很大篇幅记述丁氏兴办地方事业、赈灾济贫的事迹，有喧宾夺主之嫌。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柳诒徵在《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小史》中对丁氏藏书特色及其贡献的论述，并归纳丁氏藏书可贵之处在于“四库修书底本”、“名人精写稿本”及收集了大量清代藏书名家递藏之本。要言不烦，显示了柳氏精到的学术眼光。这两点也成为概括丁氏藏书价值的经典性论断，被其后诸多研究论著反复援引。

在考察丁氏藏书的流散状况方面，主要研究成果有柳诒徵《钵山丁书检校记》^[10]及《八千卷楼藏书未归本馆书目》^[11]。柳文意在阐明丁氏藏书并未全归江南图书馆，提供了一些相关的历史细节。在当时来说，有澄清误解的作用；对后续研究而言，则指出了新的问题点。而《八千卷楼藏书未归本馆书目》系依照《丁目》对比整理，反映了未入国学图书馆的八千卷楼藏书的大体状况。但由于全照《丁目》比核，而未参考《丁志》，故有失载^[12]。

在对丁氏撰著书目的研究中，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的《关于稿本〈八千卷楼藏书志〉》值得关注^[13]。该文以名为《八千卷楼藏书志》的《丁志》稿本残卷为研究对象，详细描述了此本的特征，并与《丁志》逐条比对，胪列异同，最后评价了该稿本的文献价值，对于考察《丁志》的编纂过程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4]。

在考述丁氏与同时代学人的交游方面，孙延钊《文澜阁嘉惠堂与玉海楼》^[15]运用了相当丰富的材料，详细考述了丁氏与孙衣言、诒让父子之间的通假书籍、传钞借阅的情况。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孙延钊为孙诒让之子，掌握着书札、日记等未经披露的一手史料，因此此文考述史事信而有征，极具参考价值。这也是目前仅见的考述丁氏与同时代学人交游事迹的论著。

在研究丁氏抢救补钞文澜阁《四库全书》事迹方面，陈训慈《丁氏兴复文澜阁书纪》与张崟《文澜阁四库全书史稿》^[16]最具代表性，研究颇有深度，价值也相当高。陈文分为掇拾残编、重建故阁、钞补阙简、整理续藏四个部分，引用大量文献，细致论述了丁氏抢救钞补文澜阁遗书的全过程，详赡可信，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准。张文篇幅巨大，考述丁氏兴复文澜阁《四库全书》事迹尤为详备，可与陈文互参。

对丁氏刊行书籍的研究，除陈训慈《丁松生先生与浙江文献》有专节论述之外，尚有张慕骞《八千卷楼刊书碑牌汇录》^[17]。张文考察了丁氏刊行书籍的卷前牌记，研究方法为一一胪列牌记，然后分类解说。文章的切入点较为独特，但以胪列材料为主，论述则有“强为之说”之嫌。

考述丁氏的藏书印的则有：《钱塘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印之目》^[18]，此目“凡丁氏藏印一一录出备考”，除著录印文之外，还注明款式，可以说是丁氏藏印的总汇。征存《钱塘丁氏藏书印记漫录》^[19]，称“就汪霭庭君（訚）《蟫林辑传》及赵吉士君（鸿谦）《松轩书录》二文所载者，补其未备，刺举如左，都七十五方”。此文颇补《钱塘丁氏八千卷楼藏书印之目》之阙，可与其互相参考，但只录印文，不录款式，未免美中不足。

对相关史料的研究则有：张崟《丁氏年谱读后记》、《宜堂类编校记》，文中提出《宜堂类编》与《年谱》记事有阙失之处，有一定参考价值。季杰《宜堂类编类目题记》，对《宜堂类编》予以分卷解题^[20]。

民国时期的藏书史研究论著大多论及丁氏，其中较为重要者有：袁同礼《清代私家藏书概略》（《图书馆学季刊》1卷1期）、洪有丰《清代藏书家考》（《图书馆学季刊》1～2卷陆续刊载）、项士元《浙江藏书家考略》（《文澜学报》3卷1期）。从学术源流而言，这类论著大体承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的路径，或以年辈排比，或以地域分野，将丁氏置于藏书史的整体观照之下予以论述，但囿于体例、篇幅，只能流于简略介绍^[21]。

1949年之后，相关研究出现了进一步专门化的趋势。以藏书史与文献史为分野，考察作为藏书家的丁氏与丁氏保存文献之贡献（尤其是抢救文澜阁《四库全书》之功绩），成为这一时段的研究重心。而民国时期成就较为突出的史料整理，建国之后则少有人从事。

在藏书史研究领域，近二十年来相继出版了大量著作，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1987年），傅璇琮、谢灼华主编《中国藏书通史》（2001年），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2001年）^[22]。与民国时期的同类著作相类似，上述著作是整体观照藏书史的宏观研究，其特色在于论述的学理化、系统化，但几乎没有引入新的史料，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与民国时期的同类著作一样具有叙述过简的缺憾。

这一时期论述八千卷楼史事的论文，则有陈惠翔《浙江藏书楼遗事摭闻》（《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年4期）、文图《丁丙及其“八千卷楼”》（《图书馆学刊》1994年1期）等^[23]。

这一时期针对丁氏抢救钞补文澜阁《四库全书》的研究，主要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出现^[24]。民国时期这一研究的主要着眼点在于陈述丁氏补钞经过，而崔富章《四库提要补正》一书（1990年）对文澜阁《四库全书》丁氏补抄本所用的底本问题进行了考察，赵冰心、裘樟松《文澜阁〈四库全书〉补抄本之价值》（《图书与情报》2000年1期）一文则论述了丁氏补抄本的文献价值。以上两部（篇）论著，都推进了这一问题的研究深度，拓展了研究视野，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在版本目录学著作中占有相当地位的《丁志》，在这一时期也受到了相当的关注，研究重点多在于其编纂体例与内容价值。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严佐之《〈善本书室藏书志〉与〈八千卷楼书目〉》（收入严氏《近三百年古籍目录举要》），该文考察了《丁志》的编纂、体例、特色与学术价值，论述细密，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颇具学术价值。徐昕《试论丁丙鉴定图书价值的方法——读〈善本书室藏书志〉》（收入徐有富、徐昕《文献学研究》），该文考察了《丁志》所反映的丁丙的善本观与版本鉴定方法，考述翔实，是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

在研究丁氏刊行书籍这一方面，顾志兴《浙江出版史研究——元明清部分》（1993年）一书，从出版史的角度，论述了丁氏刊刻书籍的大致情况^[25]。

对于丁氏家族历史的研究，一般均以《年谱》、传记为史料来源，而卞孝萱《丁氏八千卷楼兴废考——〈丁氏家谱〉资料的发掘利用》（《文献》2004年2期），使用了“丁氏后裔丁利年先生惠赠《丁氏宗谱》（据抄本影印）及《钱塘丁氏宗谱杭派丁轼支系》等珍贵的一手材料”，介绍了丁氏家族的世系、主要成员的生卒时间、《丁氏宗谱》等材料所反映的丁氏对文化事业的贡献、丁氏家族的经济状况等问题，提供了相当多的新材料，解决了之前研究中的一些疑问和不明点，扩展了研究领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台湾学者沈新民的《清丁丙及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研究》（1991年）是迄今唯一关于丁氏研究的专著，据其提要，该书研究主旨“在于考丁丙的生平事迹，及其藏书事业，并对其《善本书室藏书志》作分析研讨”，研究路径则是“就专著、诗文集、方志、公私目录书志、论文集、期刊论文等相关文献，以历史研究法，归纳并分析丁氏的家世传略生平及重要事迹，其著述与刻书、藏书源流、征访、整理和利用，以及藏书内容与特色。最后探讨《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刊体例及解题分析”。可以说，沈著在材料的梳理、归纳、分析和总结上做了相当的工作，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而详尽的研究成果。不过此书也存在着诸多不足，分而言之，有以下几点：首先，所用史料以习见者为主，未能“上穷碧落下黄泉”，以致遗漏了一些重要史料，如前述发表于《国学图书馆年刊》的《松轩书录》，该书就未加利用。其次，对于已掌握的史料，运用也不充分。如前述《馆藏善本书题跋辑录》中有大量珍贵的一手史料，若充分利用，可以较清晰地勾勒出丁氏征访书籍的过程与面貌，沈氏却几乎未予使用，对于丁氏访书事迹，仅以三四千字草草带过。再次，部分研究流于肤浅。如论及丁氏刻书事迹，沈著以大量篇幅胪列丁氏刻书清单，缺乏深入的考述分析^[26]。

以上，我们大致以1949年为分水岭，根据不同的问题点为分类，回顾了先行研究，并对较为重要者予以评述。总体而言，丁氏研究已有了相当的学术积累。就研究的广度而言，丁氏书事活动的四个主要方面——藏书、刻书、编纂书目、抢救钞补文澜阁遗书——均已涉及。从研究的深度而言，则有深浅精粗之分。研究较为深入的问题点有：抢救补钞文澜阁遗书、《丁志》的体例特色、藏书状况与特色等。部分研究成果的质量颇高，为后续研究构建了良好基础，在学理和材料两方面都足资参考。当然也有一些问题点的研究尚不充分，如：访书事迹、与同时代学人的交游、藏书流散经过及去向、书目著作的编纂过程及现存的稿抄本等。还有一些问题点尚无人问津，成为研究盲区，如：早期藏书事迹、刊书所用底本问题、师友交游与丁氏刊刻书籍之间的关系等。

先行研究的另一大缺憾是史料整理与研究相脱节。如前述，民国时期国学图书馆在史料整理方面建树颇多，整理出版了《馆藏善本书题跋辑录》、《松轩书录》等大量一手史料；但后来的研究者却很少利用这些史料，经常援引者仍不过《年谱》、《丁志》等习见材料。史料运用上的停滞不前，先天性地限制了研究的深度、广度，很多问题点尚未研究或研究尚不深入，其症结也就在此。

本书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丁氏书事作进一步的探讨，故以“杭州丁氏八千卷楼书事新考”为题。在研究范围上，本书以“书事”为限，即以书籍为中心的访书、藏书、刻书、校书、编纂书志目录、师友交游等活动。至于兴办地方事业、赈灾救济等方面的史事，概不涉及^[27]。

所谓“新”，首先在于搜集和运用新史料。这里所说的新史料，主要是指已有研究未曾关注、运用的丁氏藏书题跋、稿本等一手史料。为此，笔者较为广泛地利用了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杭州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收藏的丁氏著作的稿抄本、丁氏旧藏书籍（部分为缩微胶卷），并着力从诗文集、日记、笔记、年谱、公私藏书簿录、题跋真迹、近代期刊中钩稽有关史料。

其次，“新考”之新，在于提出新的问题点。鉴于先行研究已有相当积累，因此本书没有采用正面进入、试图面面俱到的研究路径，而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着重考察那些尚未研究或研究尚不深入的问题点，如早期藏书事迹、访书事迹、藏书流散经过及去向、与同时代学人的交游、书目著作的编纂过程及现存的稿抄本、刊书所用底本问题，力求以新问题的开掘和新史料的运用，勾勒出丁氏书事活动的大体面貌。

以下介绍一下全书的整体结构与各部分内容：

上编“八千卷楼藏书史考”，考察的中心问题是八千卷楼的藏书始末。其中第一章“丁氏聚书史事考”，以咸丰十一年太平军攻破杭州为分界线，分别考述了嘉道咸之间与同光间丁氏搜集藏书—损毁—再搜集的过程，以求在纵向维度（时间）上勾勒出丁氏搜聚藏书的大体面貌。第二章“丁氏蟫林交游考”，从横向角度考述了丁氏与同时代学人之间以搜访、通假、传钞书籍为中心的交游事迹。第三章“八千卷楼藏书流散考”，分售与江南图书馆和零星散出两部分，利用《艺风老人日记》、公私藏书目录、题跋集等材料，试图阐明丁氏藏书从不同途径散出的整体情况。

中编“丁氏著述新证”，考察的对象是《丁志》、《丁目》及《武林藏书录》这三种丁氏家族成员编撰的书志学著作。在研究中，注意利用稿抄本、丁氏藏书题跋等一手材料，考察其编撰过程、体例、特点及各书存在的问题点。

下编“丁氏编刻丛书考”，考察的对象则是丁氏编刊的《武林掌故丛编》、《武林往哲遗著》、《当归草堂丛书》、《西泠五布衣遗著》、《西泠词萃》、《当归草堂医学丛书》等六部丛书。以三章的篇幅，分别考述了丁氏编刊丛书的背景、缘起与过程，丛书编刊与丁氏师友交游之间的关系，各丛书所用底本等问题。由于后两个问题点在已有研究中未曾涉及（或相对薄弱），因此着重考察。

丁丙年谱是研究八千卷楼的基本史料，附录“丁丙年谱述要及杭州图书馆所藏稿本《丁丙年谱》小考”，对几种丁丙年谱予以考述，而着重于杭州图书馆藏稿本《丁丙年谱》，纠正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的著录错误，评述了这一稿本独有的文献价值。

【注释】

[1]见柳诒徵《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小史》。

[2]按经史子集四部，分期刊载于国学图书馆第一至第四《年刊》。1928～1937年，该馆陆续出版了十辑《年刊》。

[3]刊载于《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第一年刊》。

[4]《第一年刊》、《第二年刊》连载。

[5]此外，柳诒徵主编的《钵山书影》也可算作资料辑录整理这一范畴之内。1928年，该书由国学图书馆印行。收录宋本三十四种、元本九十一种，其中绝大多数均是八千卷楼旧藏。

[6]刊载于国学图书馆第二至第四《年刊》。

[7]此外尚有少部分为范氏木樨皂馆和宋教仁藏书。

[8]《学海》1卷4期和5期（1944年）连载，汪氏还曾在《国学图书馆年刊》发表多篇相关文章。

[9]刊载于《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1卷7～8期合刊。

[10]同上。

[11]“本馆”系指国学图书馆，此目只有抄本。

[12]如《丁志》著录的宋刊本《景德传灯录》，此书未归国学图书馆，在民国时期流入北京书肆，被周叔弢购得，该目却未著录。

[13]《稿本〈八千卷楼藏书志〉について》，原载于《书志学》十七卷二号（昭和十六年九月）。

[14]长泽氏还撰写了《国学图书馆现存之丁志著录本》（发表于《书志学》二卷五号，昭和九年五月），此文笔者未能搜得，无法置评。另外，长泽氏在《中国版本目录学书籍解题》中撰写了《丁志》、《丁目》的提要。

[15]刊载于浙馆刊行的《文澜学报》第一期（1935年）。

[16]两文均刊载于《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1卷7～8期合刊。同期还刊载了张崟《文澜阁四库全书史表》，稍早的同刊1卷2期中尚刊有张酆《丁氏钞补文澜阁四库全书阙简追纪》，相比陈、张二文则较为简略。

[17]刊载于《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2卷2期，而《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1卷7～8期合刊中尚有子越《丁氏刊书表》一文。

[18]此目由国学图书馆编辑，有抄本未刊。

[19]刊载于《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1卷7～8期合刊。

[20]此三文均刊载于《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1卷7～8期合刊。

[21]该类型的研究论著尚有：洪焕椿《杭州之藏书家》（《读书通讯》160期，1948年）、项士元《最近浙江之私家藏书》（《大公报》1936年11月3日）等。伦明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也可归入此类。

[22]同类著作尚有郑伟章、李万健《中国著名藏书家传略》（1986年），黄建国、高跃新主编《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1999年），任继愈主编《中国藏书楼》（2001年），徐凌志主编《中国历代藏书史》（2004年）等。

[23]白君礼《抢救瑰宝　嘉惠后学——记丁丙对图书文化事业的贡献》（《图书与情报》2003年1期）、翁福清《杭州乡邦文化的功臣——丁丙》（《东方博物》2005年1期）等，则从不同的角度对丁氏在文献上的贡献予以论述。

[24]如卢香宵《〈四库全书〉与浙江关系考述》（《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1期），徐永明《文澜阁〈四库全书〉搬迁述略》（《中国典籍与文化》1999年4期），柳斌、冯春生《文澜阁〈四库全书〉记略》（《浙江档案》2002年2期），何槐昌、郑丽军《一部具有特色的〈四库全书〉——文澜阁〈四库全书〉》（《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3年4期）等文，均论及了丁氏补钞文澜阁《四库全书》一事。

[25]同类型的研究论著还有王桂平《清代江南藏书家刻书研究》。

[26]沈著还存在着一些常识性错误。如，书中分类罗列所知的丁氏藏印，将“彊圉涒滩”、“彊圉柔兆”两印归入“得书之年者”（156～161页），其实这两印一意为“丁申”、一意为“丁丙”，属姓名印。

[27]此外需要说明的是，抢救钞补文澜阁《四库全书》，是丁氏书事活动的重要一端，但鉴于已有研究较充分，凭借现有材料，难以有所突破，因此本书未予涉及。在《丁志》、《丁目》及《武林藏书录》之外，丁氏尚有《武林坊巷志》、《国朝杭郡诗三辑》、诗文集等多种著述，这些著述与丁氏的书事活动也有关涉，但鉴于关系并不密切，故而未做专门研究，仅在必要时稍稍提及。除丛书之外，丁氏还刊刻了少量的零种书，由于这些零种书与其书事活动关系不大，本书未予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