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世界主义理论在传播学领域的应用

上文谈到，世界主义是全球传播发展到跨国化阶段的哲学基础，而虚拟世界主义是世界主义的衍生概念，是数字技术背景下对全球范围内传播活动进行阐释和提炼的一个有多学科基础的理论概念。然而，由于传播学研究的“内眷化”趋势（李金铨，2014），这一理论在传播学领域的应用还十分罕见。

在国际学术领域，如前文所述，主要是麦克尤恩和索夫雷—丹顿等学者对虚拟世界主义理论进行了较多的阐释，并应用这一理论进行了一些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主题：一是社会和文化资本（McEwan et al，2011），一是社会公平运动（Sobré-Denton，2015）。此外，中国学者史安斌在英文论文中应用这一理论阐释了从“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NWICO）到“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再到“媒体联合国”的历史／地缘政治连续性，以及中国在全球传播地图重绘中的角色定位（史安斌，2016）。

对国内学术界而言，虚拟世界主义还是一个比较新的理论。从目前能搜索到的文献来看，只有史安斌发表过一篇关于虚拟世界主义视阈下的新闻教育变革的文章，倡导世界各国新闻教育工作者建立起一种“对话”模式，共同构建国际化的“新闻传播素养”课程和培训计划（史安斌，2015）。

在传播学领域，与“虚拟世界主义”最接近的理论概念是“全球传播”和“全球新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虚拟世界主义”的理念。“全球传播”是传播学领域顺应全球化趋势提出的一个相对较新的概念，谈到它就不能不提及另外两个概念——“对外传播”和“国际传播”。这两个概念先于“全球传播”而存在，有各自的侧重点和局限性。

“对外传播”是一个既有国际上的历史渊源又有鲜明的中国特色的概念。从定义来看，对外传播是指把本国、本民族的各种信息（包括最广义的文化信息）向外国、其他民族传播出去（陈日浓，2010）。从特征来看，对外传播强调的最关键的一点是“内外有别”（沈苏儒，2004）。在国际上，最典型的对外传播是“对外广播”（又称“国际广播”），即一个国家为供另一个（或另一些）国家收听而进行的广播（赵水福，1987）。20世纪二三十年代，荷兰、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相继开办国际广播。1942年，美国也开始开办国际广播。在中国，最早的对外传播可以追溯至古代的“丝绸之路”。到了近代，以西方为主导的外国势力控制了我国对外传播领域，外部世界几乎听不到中国声音，直到抗日战争时才有一些转变。到新中国成立，全世界终于再一次能听到中国人的声音（沈苏儒，2004）。今天，中国的“对外传播”更多地是为了塑造国家形象，维护国家利益，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这既是它的特点，也是一种局限。

相较而言，“国际传播”这一概念在国际学术界使用较为普遍。从理论流派来看，包含信息自由流动论、现代化理论、依存理论、结构帝国主义理论、霸权理论、批判理论、公共领域、国际传播的文化研究视角、信息社会理论、全球化语境、批判政治经济学理论等。从讨论的重点来看，反复论及的主题是全球信息和娱乐产业的控制权以及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NWICO）的建立（屠苏，2004）。在国内，学者一般把“国际传播”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其中，狭义的国际传播仅指跨越国界的大众传播；广义的国际传播又分为跨越国界的大众传播以及人际传播（关世杰，2004）。一般认为，国际传播的特点包括目的性、政治性、跨文化、传输技术要求高、人员素质要求高、内容形式多样、信息反馈难度大等（福特纳，2000；关世杰，2004；程曼丽、王维佳，2011）。与“对外传播”相比，“国际传播”的理论性更强，但是，仍然过于强调国家之间的界限，不能较好地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发展趋势。

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在探讨涉及其他国家的传播活动时习惯于把民族国家和国籍属性放在考虑的首位，所使用的“对外传播”和“国际传播”概念不可避免地含有较为浓厚的政治色彩。例如，关世杰（2004）在谈及国际传播与全球传播的区别时认为，全球是个地理概念，国际是个政治概念，如果用全球传播代替国际传播，就会模糊国内与国际的界限，冲淡跨国传播的政治色彩，模糊“国家主权”概念。针对国籍属性问题，关世杰指出，全球传播对于信息发出者和接受者的国籍区分不清楚，不利于指出全球信息流动的不平衡现象，对信息强国更有利。类似的论述从维护国家主权和传播弱国利益的角度出发，打着时代背景的深刻烙印。由于“西强我弱”的信息传播格局长期存在，西方媒体对国际舆论的主导和垄断尚未被打破，这种论述有其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但是，随着西方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崛起，随着传播技术的更新换代和互联互通，这种全球信息流动不平衡的现象正在弱化，民族国家和国籍属性的重要性在全球范围的传播活动中有所淡化。相反，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和不同国家人民的共同呼声得到更多的强调。

近年来，国内学者越来越多地用“全球传播”替代“对外传播”或“国际传播”，把整个世界作为传播活动的发生地，不再用国土疆界生硬地区分“国内”和“国外”，而是使二者回归浑然一体的本来面目，以适应互联网背景下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的深度融合。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史安斌提出的“全球、全民、全媒”概念。史安斌（2012）认为，传统国际新闻传播研究具有以下特点：以比较视角为主，以区域或国别为疆界。他指出，随着面向全球受众的“全球媒体”取代以国外受众为传播对象的国际媒体，随着“全球化”新闻生产时代的到来，中国应该主动迈入全球新闻传播话语场，新闻传播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也应该围绕全球化主题革新。传统的国际传播应在理论和概念层面上被更符合现实的全球传播所代替。韦路、丁方舟（2015）认为，随着各个国家之间的传播关系趋向于扁平化和去中心化，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未来可能在全球传播的格局中扮演比现在更为重要的角色。

更进一步，在实践层面应该用“全球新闻”替代“对外新闻”和“国际新闻”，一方面聚焦关乎全人类命运的共同议题，另一方面扭转国家利益所引起的新闻报道倾向。围绕国际新闻、全球新闻等概念，一些学者进行了深层次的辨析和讨论。郭镇之（2014）认为，对海外的信息宣传和对内的国际新闻都属于“文化间传播”或称“国际传播”之列，都需要解决“文化理解”“文化适应”和“文化解读”“文化折扣”等问题。她解释说，虽然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待，但对异文化的尊重、学习和熟悉，是针对不同特点进行有效传播的不二法门，也是我们应该遵循的宣传目标。结合当前国际传播的现状，她分析认为，中国的国际宣传正积极学习西方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等“先进”经验，试图从不名誉的“宣传”走向可被接受的传播。戴佳、史安斌（2014）认为，国际新闻的主体一般是指代表民族国家利益的新闻媒体，但是，全球新闻的主体除此之外，还应该包括以公共利益等其他形式利益诉求为出发点的机构或个人。从传播目的来看，维护国家利益，塑造民族国家的国际形象是国际传播的根本目的；促进全球范围内信息的自由沟通与交流则是全球新闻的宗旨。可见，国际新闻的过程常常渗透着社会动员，因为它主要是为了国家树立形象，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相反，全球新闻往往是职业行为或者自发行为，因为它是基于全球受众信息交流需要的。对全球传播相关概念的辨析，说明学界正在探索中国对外传播的真正目标和长远预期，也即如何在全球视野下看待中国的传播实践。

通过上面对虚拟世界主义理论在传播学领域的应用以及全球传播、全球新闻研究脉络的梳理和分析可以发现，尽管虚拟世界主义对于传播学而言还是一个较新的概念，但是，学者们的思考方向已经渗透着世界主义和虚拟世界主义的理念。在新闻实践中，随着中国媒体“走出去”的步伐加大，新闻生产传播的全球化趋势日益凸显，尽管民族国家仍然是中国媒体国际传播活动的重要参照系，但是，国际受众意识和普遍联系的世界观在新闻从业者的采编意识中已经初步形成，突出体现在新闻生产、新闻话语和传播效果评估等方面。学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显然是不足的。正如李金铨（2014）所言，国际传播旨在融合全球视野与在地观点，与其用具体经验去一味迎合抽象理论，不如善于运用抽象理论来烛照具体经验。本书正是试图在用抽象理论烛照中国新闻实践的具体经验方面做出一些探索性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