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世界主义理论的溯源

“虚拟世界主义”是“世界主义”的衍生概念，也是本书的核心概念。如何看待二者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为了辨析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必要追根溯源，从“世界主义”理论在东、西方的历史渊源和近年来的发展谈起。

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世界主义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哲学的世界主义视野与特征清晰可辨。中国古代就有传统的世界主义思想，《论语》的名句“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表现的就是世界主义的立场和气魄；《大学》所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世界主义为最高追求；《中庸》的长句“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施及蛮貊。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队（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视，故曰配天”，可谓视野开阔，超越国家，囊括寰宇。

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曾经对先秦政治学说进行阐发：“中国人则自有文化以来，始终未尝承认国家为人类最高团体。其政治论常以全人类为其对象，故目的在平天下，而国家不过与家族同为组成‘天下’之一阶段”（梁启超，1999）。有历史学家进一步认为，中国古代天下为一体的观念，可以为全球化现象开拓一个“人类社会的共同体”（许倬云，2010）。明代王阳明的“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清代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康有为的“无邦国，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之“大同之社会”，梁启超的“世界主义国家”理念（陈泽环，2013），无一不闪耀着寰宇理想的光芒，潜藏着“世界主义”的思潮。有学者认为，其中既有的较低层次的世界主义，意在打破“国家中心论”；也有较高层次的世界主义，意在打破“区域中心论”；还有最高层次的世界主义，意在打破“人类中心论”（张耀南，2005）。

抗战胜利前后，中国的世界主义思潮再次高涨，从当时创办的以“世界”或“大同”命名的刊物可窥一斑，如《世界与中国》《自由世界》《世界月刊》《世界周报》《民主世界》《经济世界》《自由世界论文集》《世界学典通讯》《世界农村》《幸福世界》《世界文艺》《大同》《大同半月刊》《大同学志》《大同杂志》等（马克锋、孙钦梅，2014）。

20世纪90年代，思考中国的前途、未来理念以及在世界中的作用和责任的“重思中国”运动在中国学术界迅速发展，有学者认为，“重思中国”的根本目的是重思世界。要把“世界”作为分析问题的思考单位，致力于从“天下”层面理解世界，从而超越民族-国家的思维方式，提高世界责任意识，创造出一种新的世界制度和世界理念（赵汀阳，2011）。

随着中国的崛起，有学者开始思考重建世界秩序的可能，提出应从“天下”理想转向“新世界主义”，通过重新阐释“华夷之辨”“求同存异”以及“和而不同”等概念，试图为后霸权时代的世界秩序建立一种普遍主义的跨文化规范基础，从而探讨对于构想跨文化的普遍主义基础，中国传统思想有何启发意义（刘擎，2015）。

在西方，世界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18世纪在启蒙运动的政治哲学思想中居于重要地位，19世纪后期在民族国家理论和文化哲学中再次受到关注，近30年重新成为学术热点之一。早在古希腊时期，犬儒主义者为了对抗认为个人属于特定的团体的传统观念，把个人看作宇宙公民。斯多噶学派在此基础上提出个人首先要对世界性的“人类共同体”负责，每个人都是“世界公民”，这就是古典世界主义观点（Nussbaum，1997）。这一观点的提出旨在破除当时盛行的认为希腊人在人种和语言方面均优越于野蛮人的“希腊优越论”（张耀南，2005）。

近代许多著名哲学家、思想家都曾就世界主义展开论述。世界主义是康德政治哲学的重要落脚点，他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即“世界公民权利”，还提出为了保证主权国家间的和平关系，应建立“世界主义秩序”，即由普遍的公民社会和国际法权威共同支撑的世界秩序，契合了“世界主义者”跨越国界的、对人类的博爱的核心理念（陈秀娟，2010）。马克思的人类解放思想尤其体现了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视野，在批判继承康德和黑格尔的国家理论基础上，他确信，在阶级社会消亡之后，人类将组成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他强调的重点是在世界历史时代彼此联系、相互依赖的人类整体，是超越民族-国家的范畴，是人类的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是人类共同体（章国锋，2008；郗戈，2012）。哈贝马斯（1999）同样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民族国家的功能不可避免地会被削弱，最终将走向消亡，今天所有民族和国家愈来愈集合为一个“风险共同体”。更进一步，贝克的世界主义构想号召全人类共同防范文明风险，各个民族国家联合起来，提升忧患意识，统筹安排，共同解决世界危机（章国锋，2008）。

博格归纳了世界主义的三个核心要素，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即个人主义、普适性和普遍性（陈秀娟，2010）。世界主义的分类包括：道德的世界主义、政治的世界主义、文化的世界主义、社会学的世界主义、非主流的世界主义、批判的世界主义（Delanty et al，2011），普遍的世界主义、个人主义的世界主义、爱国主义的世界主义，古典世界主义、启蒙世界主义、近代世界主义（巩国莹，2013），左翼世界主义和右翼世界主义（郗戈，2012）等。

尽管世界主义理论在东西方的发展都有悠久的历史，在政治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国际法等学科中，国内外学者们已经对这一概念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深入探讨和阐释，但是，“媒体”或者说“传播”的作用很少成为这一理论探讨的核心内容。目前能够见到的将世界主义与媒体联系在一起进行讨论的文献很少，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本书绪论中提到的哈贝马斯（1999）对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传媒和信息网络”和“走向国际公民社会的未来”的预言，贝克（2004）在讨论全球风险时认为“世界主义是一个媒介化程度的问题”，以及兰塔能（2013）在《媒介与全球化》一书中提出“承认媒体的作用是分析世界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相关文献的数目虽然不多，但是为我们指明了一个明确的研究方向——媒体与世界主义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