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排印工艺特征谈活字本鉴定中的几个疑难问题

三　从排印工艺特征谈活字本鉴定中的几个疑难问题

一　传统活字本鉴定依据偏重于拼版特征

对古活字印本鉴定，版本界已提出多种方法。综合各家观点，大略从以下几方面着眼：

甲　序、跋、牌记是否记载；

乙　栏线拼接是否严密；

丙　界行着墨是否均匀；

丁　版面长短是否一致；

戊　版面有无断裂；

己　字行是否整齐或歪斜、有无卧字倒字；

庚　字的大小和笔划粗细是否一致；

申　字与字之间笔划是否交叉；

壬　墨色是否均匀；

癸　是否用贴补方式勘误。

除了“序、跋、牌记是否记载”（甲）属于书籍印刷前的文字处理，“是否用贴补方式勘误”（癸）属于书籍印刷后的文字处理，与印刷无关外，其余鉴定方法的着眼点都是观察印刷品的版面，通过印痕墨迹反映出的版面特征是否符合活字印刷工艺，来反推印刷方式和过程。而这些鉴定方法所依靠的版面特征，又主要是活字印刷“拼版”工艺形成的。

活字排印有两大工序，即“拼版”与“拆版”。先用单字拼排成整版，刷印完毕拆散，再排下一版。“拼”的过程，给书叶留下几大特征：版框、栏线拼合，多数情况下不易做到严丝合缝，会在衔接处留有缝隙；排字，会造成单字横置、倒置；活字拼成整行整版，会造成字体不一、墨色不匀，等等。

一位有经验的鉴定人员综合运用上述特征，可以对大多数活字本作出判断。但对那些特征不明显，或印制方法特殊的活字本，鉴定中可能会产生疑问，其结果也容易引发争议。而对一个经验不足的鉴定人员来说，仅依据这些特征未必能作出准确判断。因为一些雕版印刷书籍的版面也会出现类似上述“活字特征”的现象，虽然成因不同，表现各异，但足以混淆是非，形成误导。单纯依靠“拼版”特征来鉴定活字本，有其局限性，因此需要更全面地把握版面反映出的活字印刷的工艺特征，特别是独有的“拆版”工艺形成的特征。

二　版面组件重复使用是活字印刷独有特征

拆版——恰当的说法是拆后重排，给版面留下重要特征：活字印刷是用少量字模印多量文字，其组版零件如活字、板框、界栏、夹条、顶木都是重复使用的，这必然使同一枚活字、木条、木块印成的文字或线条、色块出现在同一书中的不同书叶上。这是活字印刷的独有特征，是雕版印刷没有的。简单直白地说，活字本的“字”是“活”的，鉴定者只要在一本书的不同书叶中找出同一版框、界行和活字印成的边框、栏线和文字，就能确认该书为活字排印本。运用这个方法，即使初学者也可以准确地判断一本书是否活字印刷。

在鉴定活字本、比对不同书叶的版框、栏线、文字时，可以从几个地方入手：

一是版框。版框的面积相对大，带有特征如断裂、缺陷等的地方也多。古时活字排印书籍，由于人手和活字字数限制，一般只用二三个版框轮流排印，多的也不过五六个，寻找相同的版框还是很容易的。

二是可以看版心等处的字。为了排版省力，活字版在拆版时往往把要继续使用的文字留下，只重排变化了的字，这样就会使同一组版框排成的不同书版版心位置的书名、卷数等使用相同活字。

三是可以下功夫在文本中寻找相同的字，不妨也像看雕版的断版一样，从断裂、残缺等处着手。

这样的证据将使活字本的鉴定结果变得准确而无异议。试举一例以见其意：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雅诵》（索书号：SB/810.57/2540.4），古代朝鲜刊本。卷首义例称：“上（正祖）在春邸，壬辰铸十五万字，元年丁酉又铸十五万字，皆以甲寅字为本，藏于内阁。经史诸书，后先印行。此编新印，亦用是字。仍命翻刻藏板，与殷盘周彝同寿其传。”可见，朝鲜内阁当时刊印了活字和雕版两种版本。那么，北京大学所藏的是活字本还是雕版本呢？观察此书的版面，字列整齐，无歪斜之字，边栏四角无缺口，墨色均匀，版印精致，传统所谓“活字特征”并不明显。但翻检书页，可以发现某些有明显特点的版框，每隔十余页便重复出现一次。如图一的左边栏，有数处明显的“白点”（青铜在铸造时产生的气孔），表明这几叶用了同一副版框。版框重复使用，是典型的活字排印特征。细审字体，某些出现于同一叶的同一字，不仅字形一致，而且也会有相同缺陷，说明是用同一个字模翻铸而成的，而其字模就带有缺陷。以上版面特征为确认此书系铜活字排印提供了直接证据。参以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这部书是朝鲜李朝正祖元年（1777）用义例中所说的“壬辰字”与“丁酉字”混合排印的活字本。

图一　《雅诵》，注意左侧版框的相同缺陷与叶面上字形相同的字。

我们可以把这方法用在各种难以决断的活字本鉴定过程中。如我国现存最早的活字印刷品是西夏印书，已成公论，但有些西夏“活字本”究竟“活不活”，专家们还有不同意见。一些形成共识的本子，其鉴定过程也很复杂。像1991年宁夏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废墟出土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的鉴定，就使用了各种传统方法，结论当然是正确无疑的，但仍有人表示疑问，如张秀民著、韩琦增订《中国印刷史》在引述《本续》和其他西夏活字本的鉴定过程后说，“假使以上几部西夏文著作真的是活字印，那当然是现存最早的活字本了”。称“假使”，表明对鉴定结果有所保留，没有被完全说服。实际上，如果用本文讨论的方法，在书中找出重复使用的版框或文字，鉴定过程就会变得简便准确明了，即使不认识西夏文，也能令人信服，而寻找“活字”和“活框”是很简单的事。鉴定西夏文印本如此，鉴定其他文字的活字本也如此。

根据拆版重拼的工艺特点，查找重复使用的版框、文字、界行等版面组件以确定活字排印本的方法方便易懂，并无神秘可言。不过世间难有十全之事，这一方法首先对单叶印刷品无效；其次比起传统方法来似欠直观，最好（或说应该）与传统方法配合使用。对大多数活字本，用传统方法鉴定就可解决问题，但不妨再用这个办法加以验证；对那些有疑惑而难决断的，或“看上去”是活字本而没有过硬证据的，我们讨论的方法是一个能提供最终答案的方法，而这在鉴定中无疑是重要的。

三　根据版面特征解决疑难问题

版本学和印刷史研究中有一些长期众说纷纭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下。要给这些问题寻出科学答案，除了依据文献记载，更重要的必须依据活字印刷的各种版面特征，首先是版面组件重复使用的特征。

甲　含有排印工序的书——泰山瓷版

有些书的印制使用了活字排印技术，但又不仅限于活字，而是在排字基础上再运用其他技术形成印版来印书，通过我们讨论的方法，可以判断这类书在印刷中是否运用了排印技术。此外对近现代影印古籍，还可以判断其底本是否为活字本。

清康熙间用“泰山瓷版”印制的两部书——《周易说略》和《蒿庵闲话》的印刷方法，一直是版本界喜欢讨论的问题。王献唐在民国间初见《蒿庵闲话》时即提出，它们是用范造瓷活字排印的（国家图书馆藏《蒿庵闲话》王献唐跋）。张秀民赞成此说，并力辟瓷版说（《中国印刷史》）。近年来瓷版说渐占上风，并有人认为系用“吕抚法”制成泥版然后再烧制称瓷版印刷的。

在用本文所述方法对两部书进行观察时，可以看到几个现象：

一、很多具有相同特征和缺陷的字在不同叶都有出现，证明其版确由活字排成；

二、这些具有相同特征和缺陷的字在同一叶也有出现，证明这些字是用同一个范母制造出来的，显然不是木活字（图二）；

图二　《蒿庵闲话》，具有相同字形和缺陷的“寸”字。卷一第三十二叶。

三、有两处版面的行间空白处露出正方形的字丁痕迹，证明空白的地方是用一个个高度低于活字的字丁填满的（图三）。这就可以推论，书版的制作方法，是排列活字形成整版，而不是用“吕抚法”，即用阴模在事先制好的整块泥版上压制出文字，再用工具剔除空白处的泥。

图三　《蒿庵闲话》，版面上的字丁痕迹，卷一第四十五叶。

四、版面出现大量从版框和文字中间穿过的断裂线，证明最终印书使用的版已非活字版（图四）。因为如果使用的是已焙烧坚硬的瓷活字，它们是不会沿着某种轨迹一起从中间断裂的，只有湿泥整版入窑烧制时才会出现这种龟裂现象。这点已有多位学者加以阐明。如陶宝庆《是磁版还是磁活字版？》（《活字印刷源流》，印刷工业出版社，1990年，第251—255页），又如张树栋等著《中国印刷通史》里的有关论说，兹不赘述。

图四　《蒿庵闲话》，版面上的断版痕迹。卷一第二十三叶。

根据这些特征，结合书中“磁板”、“磁刊”的文字记载，笔者认为，泰山瓷版的制作过程是这样的：先用阴文范母将瓷土制成湿泥单字，排成版面后再将其入窑烧成瓷质，然后用来印书。

乙　印刷过程问题——程印本《红楼梦》

既然可以根据组件重复使用来确认活字本，那么反过来，就可以根据已知活字本研究与书版的拼、拆等印刷过程有关的问题。

程甲本、程乙本《红楼梦》是乾隆末年萃文书屋用木活字排印的书，本来不存在问题。但近年来红学界有一种观点很是流行，认为萃文书屋排印《红楼梦》，并非排完一叶即拆版排下一叶，而是全书排版完成后整体刷印的，甚至甲、乙两个版同时存在、同时印刷。持这种观点的人以杜春耕为代表（《程甲、程乙及异本考证》，《红楼梦学刊》2001年第4辑），他还称“证明了下列两个与传统说法有异的事实”：

一、木活字版不是印了百十来部就要拆散重排的，它可以非常长久地连续使用，当然在漫长的使用过程中整修与加固是必要的。

二、木活字板可印的书的数量相当可观，或许其运用寿命可以与雕板不相上下。

活字版能印多少书暂且不论，认为《红楼梦》这种字数近百万的大书，用活字排版后不拆版而“非常长久地连续使用”，是违背常识的，完全与活字排印高效率低成本的采用理由不合，一个印书铺也不可能备有这样多的活字。其实，程印本《红楼梦》中的版面组件都是重复使用的，“活字”证据俯拾即是，如程甲本好多回目中都使用了上面缺损一竖画的“梦”字（图五左），说明此书在刷印完一叶后，立刻拆版排印了下一叶。

图五　程印本《红楼梦》中重复使用的活字。
左为程甲本，右为程甲本与程乙本。

对版框、文字重复出现的位置和频率进行研究，还有可能了解活字本《红楼梦》的更多排印情况，如同时排印多少版，排完全书大致需要多长时间等。

丙　同一套活字排印不同书籍——程甲本与程乙本

活字版面组件重复使用，不仅体现在同一部书中，也体现在同一套活字排印的不同书中。抓住这个特点，我们就可以对同一批字排印的不同书进行更深入的鉴定和研究。还是举《红楼梦》的例子。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观点认为，排印程甲本和程乙本《红楼梦》，用的不是同一套活字。至近年这一说法更是成了“活字版不拆版”论的证据（杜春耕文）。事实证明，这一说法也不正确，萃文书屋就是用同一套活字，排完甲本以后，再排印乙本的。证据同样是版面组件重复使用：在两书中，可以找到大量相同的活字，在甲本使用过，又在乙本中使用，如程甲本第一回与程乙本第二回的“梦”字（图五右）。

丁　字间笔划交叉的活字本——《后山诗注》

在此文的第一节我们说过，断版和字间笔划交叉是雕版印刷特征，常见的活字本字间笔划不可能交叉。

但我们也发现了一种特殊的活字本，它的上下文字之间笔画有可能交叉。朝鲜印本《后山诗注》就是这样一本特殊的活字本（最先注意到《后山诗注》笔划交叉现象的是好友王洪刚先生。不敢掠美，专此致谢）。

《后山诗注》，国家图书馆藏（索书号13668），《四部丛刊》曾影印，称底本为傅氏双鉴楼藏高丽活字本。影印时经过描润，版框无法体现活字特征，而文字大小不一、墨色不匀、字画歪斜等现象明显，有类活字。但是，此书上下文字之间出现一些笔划交叉现象，有的还比较严重，一个字完全插入另一个字体内（图六左）。按照传统观点，发现交叉就否定了活字的可能，那么，是不是前辈藏书家把刻本误认成活字本了呢？循此思路，我们仔细观察了原书，发现除了交叉，其他活字本特征明显。我们又想，交叉的字会不会是连刻在一起的？但很快发现，在某叶与甲字交叉在一起的字，又会在其他叶出现，并与乙字组合在一起，这说明此字是单体并重复使用的（见图六中“妾薄命”的“薄”字），证实了此书确是活字排印本。

图六　朝鲜活字印本《后山诗注》中的字间笔划交叉现象。

根据曹炯镇《中韩两国古活字印刷技术之比较研究》（台北学海出版社，1986年）一书提供的资料，此《后山诗注》用字或为朝鲜古木活字“训练都监字”中的“甲寅字系列”，印书时间可能在1650—1659年之间。活字本为何会出现字间笔划交叉现象？可以推测，这种活字不同于我们常见的正立方体活字，其形状不规则，遇有两字凹凸互补，就可能发生字画交叉。曹炯镇的书中也指出，早期朝鲜活字所印书有字画重叠现象，而那时的排版方法是将活字植入蜡中固定的。

这种现象给我们提出了几个问题：

一、“活字本字间笔划绝不交叉”的鉴定标准是有条件的，只适用于那些用规则正立方体的活字排成的活字版印成的书。

二、如果活字本身形状不规则，字与字之间就无法挤紧，把它固定在底盘上的方法，必然和常见的不同。若用某种黏合剂将活字黏在底盘上，其技术就与毕ā发明的活字技术类似，那么，倒推用毕ā活字印的书，会不会也具有字间笔划交叉的特征？对这种现象，有必要深入研究。

三、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一枚活字形状不整齐，“既非正方形，亦非长方形”，就是“根本不具备活字应有的形状”，因而不是活字，并以此理由来否定这类古代铜活字实物（潘吉星，《中国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史》，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第66页）。现在看来，还需要再斟酌。

四　顶木、夹条痕迹在活字印刷品鉴定中的作用

至此为止，我们重点讨论的问题，都是围绕着活字“拆版”工艺进行的。而“拼版”工艺特征虽然在传统鉴定方法中已得到多方面揭示，但仍有一些特征没有受到重视。如一些隐藏的版面组件，像顶木、夹条，有时也会在印成品上留下痕迹，成为鉴定活字本的依据。

按照金简《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的记载，武英殿聚珍版书排版时需要使用夹条和顶木。夹条用来分隔两行活字，同时夹紧活字；顶木则在活字不满一行时放在空白处顶住活字，填满行格。这也是古代绝大多数活字版使用的排版方法。

夹条和顶木的高度比活字（木子）低，以避免把它们印在纸上。一般活字印刷，版上有边栏和界格，足以支撑纸面，不易留下顶木、夹条痕迹；那些无边无界的，在刷印时会因缺少支撑，纸面张力不足，把这些低于字面的部件印到纸上。下图（彩图五）为武英殿聚珍版《绛帖平》（作者自存）的一叶，顶木、夹条的痕迹就非常明显。显然这也是活字印刷独有而雕版印刷或其他印刷形式没有的特征，熟悉了这些特征，就可用于活字本鉴定。特别是对那些没有边栏、界格的活字本以及无法寻找相同版框、文字来作比对的单叶印刷品，这些痕迹更是不能放过。

咸丰间排印的曾国藩“讨粤匪檄”（彩图六，亦作者自存），单叶，无边栏、界行，无倒字，但看上去墨色不匀，文字不甚整齐。它的版面上方有一些等距离排列的规则小墨钉，正处于两行字之间，应为夹条印痕，这为确定它是活字印本提供了有力依据。

通过这一特征，我们还可以确定，一度被认为是“蜡版印刷品”的清公慎堂印《题奏事件》其实是木活字印刷品。对此问题，笔者已作专文讨论，此处不赘。

（原刊《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