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化的努力

二、大众化的努力

1.推动文字通俗化与白话化

1927年后，各报在文字的通俗化和白话化方面继续有所进展。因时势所趋，报刊记事开始逐步浅显，较有眼光的报刊对社会记事多采用白话，如《世界日报》、《中央日报》、《民国日报》等，且已见显著成效，只是要闻还没有采用白话。根据报纸的这种大众化趋势，曾有人乐观预言，主持报业者如果能着眼于文字上的改革，采用白话，旁附注音，则将来必定在获得读者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销量也将超过其他报纸而奏空前奇功。⁽²⁷⁾

报纸白话化的过程从副刊做起，进一步便发展到社论，经过几年的文学革命运动，报纸上的白话文已很进步，长篇议论文的进步更是显而易见，胡适把这种发展比喻成“日报已白到头上了”。1934年1月7日，他发表《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文》，谈到报纸的文字已经逐渐白话化，呼吁报界尽快完全使用白话文，使更多人可以读懂报纸。他还将天津《大公报》与天津出版的《益世报》作一统计，发现两报的文字白话化，已达到百分之四十的程度，并说这不能不算是很大的进步。⁽²⁸⁾报章文体白话化，使读者易读易懂，拥有更多的读者，直接扩张了报纸的影响力量。⁽²⁹⁾

对报纸的白话化，当时社会上存在着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报纸大众化与文字的通俗化之间确实有着紧密的关系。新闻事业的目的是服务公众，而报纸则是一种最普通的教育，其发展的趋势必然是新闻事业日趋大众化，因此报纸要扩充势力，必定要推广销量，而推广销量则必然要从大多数人方面着想，使文字逐步趋向通俗易懂，相反，报刊因行文高深，记载类似史书，则读者必然减少，报刊销量也必然减少。⁽³⁰⁾而要让大多数普通人读得懂报纸，除普及教育外，报纸方面还必须尽量使文字浅显可读，或干脆改用白话文，使那些受过义务教育或有同等程度的人都能阅读报纸。否则，即使对一些识字的人而言，也只识其字不明其意。也有人提出，对一部分人而言，即使报纸使用很浅显的白话，只要不用口说，而用笔写出，他们就没有办法明白。甚至还说，在30年代初期社会经济非常不景气的情况下，报纸受到欢迎是因其价格低廉，而非因使用白话，并以当时最受北平社会所欢迎的《实报》为例，谓该报并没有完全用白话“写社论”、“编新闻”。⁽³¹⁾

尽管对报纸白话化存在不同的看法，不可否认报纸白话化已是不可逆转的发展大势，新闻报刊的文字通俗化变革也处于进行之中。报纸上原有各地方栏目的代称发生改变，所谓“白门柳色”已改为“南京要闻”、“羊城夕照”改为“广州杂讯”，其他一些令普通人士不明其意的词语也转化为直白的表达，如“倦勤”已从俗改为“辞职”。这种新闻报道语言文字上的大众化，使普通教育水平的人可以一目了然，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则更无问题，以达到所谓“雅俗共赏”，⁽³²⁾同时也扩大了报刊的影响力。

《大晚报》是当时上海积极推进使用白话文的报刊之一。该报创刊于“一・二八事变”中，它在沪战中派出记者赴战地采访消息，以及时性、可读性及多样性，受到读者欢迎。“一・二八”事变发生后，晚报开始在上海盛行起来，战时结束后也没有像从前那样失去影响，反而使上海读者养成了“一天看两次报的习惯”，《大晚报》也成为上海晚报中成功的典型代表。⁽³³⁾该报特别推崇使用白话进行新闻编写，并且它的社论已完全使用白话，新闻除了通讯社的稿子和旧式记者的访稿外，也都采用白话，因此其自我评价是“白话侵入新闻纸社论的圣所而成功的《大晚报》”。该报曾发行到7万份，已算是当时发行量大的报纸。⁽³⁴⁾

2.批判杂志化

各报在新闻业竞争中，除在文字上进行改革以满足社会需要外，还努力开拓新的栏目或尝试使用新的办法，以求吸引更多读者。20世纪30年代中期，杂志业一度极为繁盛，报业也受到杂志的影响，突出表现为杂志式文字的侵入。《申报》自1935年11月1日起，甚至废除了“自由谈”而大登杂志文，而新兴的几家小报，新闻社论的面积远不如文艺杂撰及其他杂志式文字所占的面积。

什么原因造成报纸杂志式文字的兴起呢？有人认为这与读者程度的进步有关。当时中国报纸读者对新闻的要求和兴趣都在增加，此前一个总统府所编造的新闻可以骗过读者，现在却不可能了；从前很少人注意到国际消息，现在各报也开始大批登载国外消息了。随着读者兴趣的增加，趣味性的解释体杂文遂成为报界追求的新形式和新内容。

但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报界出现的杂志化趋势虽有其合理性，看似合乎世界潮流，但却是十分畸形的。其理由为，首先报纸固然可多登些解释体趣味化的文字，但不能以此代替新闻及社论，因为报纸的首要任务是报告消息、指导民众及表示民意。社论是报纸的人格表现，也是报纸成为社会力量的最大原因，即使被批评为退步，也并不能因此不要社论。在国人不知所从的环境中，完善的、大公无私的社论政策非常必要，这也是报业中人不应放弃的责任。⁽³⁵⁾

其次，中国报纸上的杂志文并不符合理想情况。杂志文的存在价值包括有用、有趣味、新鲜，而当时注意于“趣味”的报纸杂志文，不是下流就是陈腐，不是千篇一律、老生常谈，就是无益国家、有损读者。即使高尚一点的报纸所登的杂志文，有时很符合有益的标准，但大多数干燥无味，缺乏新鲜性。《大公报》的专载被认为往往偏于太严肃，而“待续”、“未完”等方式更为读者所厌恶。《申报》的新冒险举动，虽动机可敬，取材也非常严正慎重，但却同样被视为失之于无味，写的人不是新闻记者或杂志作家而是专家学者，而这些人与一般读者之间的阻隔，很难一时打破，加上登载的文字太长，使忙碌的读者无法读下去。⁽³⁶⁾

总之，反对意见主张，杂志文必须有趣味容易读，但只能为佐品，不能为主体。报纸可以适当杂志化、聪明地杂志化，而非绝对地杂志化，也不应低级趣味化或笨重地“学术文”化。中国需要的是与《纽约时报》一类清新、有系统、有益、有趣味的报纸，而不需要专门迎合下流嗜好的报纸。⁽³⁷⁾这些不同意见给大众化的过程中的新闻界带来有益的提醒和思考。

3.报纸的平民化

1935年，成舍我在上海创立《立报》，以“报纸大众化”和“以日销百万为目的”为两大口号。⁽³⁸⁾该报定位准确、内容丰富，很快取得成功。《立报》在发刊词《我们的宣言》（1935年9月20日一版）中，表达出自身的使命和奋斗目标：“我们要想树立一个良好的国家，我们就必先使每一个国民，都知道本身对国家的关系。怎样叫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我们创立《立报》的唯一目标，也就是我们今后的最主要使命。”

成舍我重视新闻言论，以消息灵通见长。《立报》的短评，促人猛省，颇能就民生问题建言，对于颓废浪费的风尚，抨击不遗余力，受到读者赞许。⁽³⁹⁾“小茶馆”是《立报》的三个副刊之一，由萨空了负责编辑，侧重向读者介绍有益的知识，同时也是读者的园地，旨在关心读者利益，维护社会道德，与读者进行互动和交流。1935年11月1日，萨空了曾在“点心”专栏发表《向下走的告白》，指出这个“点心”专栏是献给“上层社会的人们”心目中所称的“下层民众的”，并将努力于浅显通俗的文字，写出些有益于他们的思想进步和增进常识的文章，为此称之为“小茶馆”，就是希望黄包车夫也能进来坐坐，不是像大饭店那样，贫苦朋友不敢进来。⁽⁴⁰⁾短短几句话拉近了与广大读者的距离。

《立报》坚持走“大众化”的道路使其受到群众的欢迎，成为当时销路最好的一张小报。1935年11月《立报》发表过的一篇题为《立报是立着看的》，用以说明该报受普通人欢迎的状况，文中写道：“有位朋友告诉我道：‘立报是立着看的。’……他说：‘我有证据。我每天早晨八点钟，搭电车到办公室。在电车站候车的时候，卖报的小贩喊着卖报，就有人买一张立着看，一也。后来到了电车里，因为电车里人挤，有几位先生们、女士们一手拉着皮圈，一手拿着《立报》看，二也。及至到了我办公的地方，走进电梯里，那位开电梯的工友也是把《立报》塞在衣袋里，忙里偷闲地拿出来看，三也。你说，候电车的，拉皮圈的，开电梯的，他们都能坐吗？他们都是立的。所以我说《立报》是立着看的，这话不错吧！’”，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立报是很受读者欢迎的，看《立报》的读者中有许多劳动群众，可见其普及性也是较高的。⁽⁴¹⁾

该报出版半年，销数即超出10万份。到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发行更为激增，曾打破上海自有日报以来的最高纪录，销量曾达16万份。⁽⁴²⁾《立报》关注中下阶层，影响的就是社会中占据最大部分的小市民群体。

自1935年创刊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正式停刊，《立报》在上海存在八年时间，塑造了一个时代的报业传奇，在近代中国报刊的夜空中曾发出耀眼的光芒，可惜的是这颗星亮得快、走得也快。上海沦陷后，《立报》迁到香港出版，发行平平，⁽⁴³⁾其后再难恢复昔日光彩。《立报》的成功，展现出近代中国的报业仍有广大的发展空间，而推出一份得到社会肯定的报刊，首先要对这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中的人们的需求有准确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