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政策的变化

二、新闻政策的变化

清政府及官场对报刊的态度有一个反复变化的过程，最初因屈于外侮，为维新而提倡办报；其后又以非议杂兴，为革命而禁止。这种前后迥异的态度以戊戌政变为界限，其直接体现在提倡报馆及阅报与禁止报馆及阅报问题上。

在政府对报纸认可并推广的阶段，各省大吏，望风承旨，自属当然之事。例如，湖北总督张之洞曾在善后局拨款订购《时务报》288份，发给全省文武大小衙门及各书院各学堂；浙江巡抚购《时务报》，发给各府州县；湘抚购买《时务报》，发给各书院；广西洋务总局通饬全省府厅州县，购阅《知新报》；直隶总督袁世凯通饬各衙署局所，购阅外交报；其他如《湘学新报》见于湖南学政江标之奏牍；《渝报》见于川东道之告示。这些都是当时的报纸引以为荣的事情，同时各省大吏也颇受报纸之影响，常采用报纸上的言论纳入奏牍。

戊戌政变失败，慈禧太后复政后，立即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1898年10月9日）下谕令查禁报馆，访拿主笔。《清议报》创刊后，攻击慈禧太后及刚毅、荣禄等人，引起政府记恨。1900年，清政府下谕加大追捕康有为、梁启超的力度，其中在查禁报馆、访拿全国报馆主笔的上谕中称：“莠言乱政，最为生民之害。前经降旨，将官报《时务报》一律停止。近闻天津、上海、汉口各处仍复报馆林立，肆口逞说，捏造谣言，惑事诬民，应予以设法禁止”，命令各督抚认真要求属下查禁，并污蔑报馆主笔皆为斯文败类，不顾立廉耻，要求命令地方官严行访拿，“以重惩治，以息邪说而靖人心”，同时认为只要使购阅者无人，则康、梁等即不能施加其影响，因此责令沿海各督抚对购阅康、梁之报章者严加惩办，企图通过国家暴力阻止人民获得信息的权利。

这道上谕颁布后，导致全国各地报刊纷纷闭歇或改挂洋牌，新闻事业元气大伤。1898年上海出版的23家中文报纸，只剩下13家继续出版；在其他城市出版的14家报纸，只有6家出版，这样中文报纸就减少到19家。据说，清政府收买了剩下的一些主要报纸的编辑。在禁止报馆、严拿主笔的上谕之下，内地报纸遂寥若晨星，或避歇，或迁入租界。

1906年7月，清廷又颁布《大清印刷物专律》，对报刊的注册、审批、处罚等都作了严格规定，其中，最重要的一则是关于印刷物中讪谤罪的规定，“令人阅之有怨恨或侮慢，或加暴行于皇帝、皇族或政府，或煽动愚民违背典章国制者”，即构成“讪谤”罪，处以十年以下监禁或5000元以下的罚款。这项法律还赋予地方官吏对指控印刷物、逮捕报人和查封报馆的权力。同年稍后，巡警部颁布了《报章应守规则》，规定报馆必须经过巡警部批准，严禁报刊刊登“诋毁宫廷”、“妄议朝政”、“妨害治安”、“败坏风俗”和涉及“内政外交秘密”的文字。⁽³¹⁾

1908年1月，清廷正式颁布《大清报律》，进一步加强了对报业的控制。该报律规定：报纸在创刊前除了向警察机关注册外，还必须交纳保证金，每期报纸发行前必须将样品呈送行政或警察机关审查；禁止报刊刊登诋毁宫廷、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的言论，违者永远禁止发行；禁止刊登未经官报、阁抄发布的谕旨和奏章；在国外出版的报刊违反以上规定者，由海关没收销毁。⁽³²⁾

报律颁布前，政府大吏中的守旧者就常禁止民间阅报，言论稍露锋芒的报纸鲜有不遭蹂躏者。报律颁行后，官厅更加有所根据，任凭己意对待报业。光绪末年及宣统年间，政府封闭报馆之举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