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因素对传媒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第一节　制度因素对传媒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

在关于“制度”众多定义中，较有影响力的是新制度主义对“制度”的解释。著名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C.North）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明确将制度抽象为“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相互关系的系列约束。制度是由非正式约束（道德的约束、禁忌、习惯、传统和行为准则）和正式的法规（宪法、法令、产权）组成”^[1]。历史制度主义学者彼得·豪尔（Peter Hall）将制度定义为“制度就是在各种政治经济单元之中构造着人际关系的正式规则、惯例，受到遵从的程序和标准的操作规程”^[2]。豪尔提出的制度概念是诺斯制度概念在政治领域的延展，分别强调了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Informal Constraints）和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Formal Constraints）两个层次的内容。正式约束，也称为非正式制度，是政府、国家或统治者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政策和法规以及通过政策和法规构筑起来的机构形态和权力关系，主要包括宪法、法律、权力结构、组织体制等内容，非正式制度主要是指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规范人类行为的惯例和规范。具体来说，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内容。在非正式制度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不仅可以蕴含价值信息，道德观念，伦理规范和风俗习性，而且还可以在形式上构成某种正式制度安排的‘先验模式’”^[3]，以指导思想的形式构成正式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最高原则。概而言之，历史制度主义所指称的制度即为正式组织之内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结构和规则的总和^[4]。

在日常使用和媒介制度研究中，“制度”一词经常与政策、体制、机制等概念混用。实际上，政策、体制、机制等都不能涵盖制度的完整内容，它们只是具体的“制度安排”。政策的概念比较容易理解，主要指正式制度中的法律和政府规定等条文性内容。而制度、体制与机制之间的关系则比较复杂，为了更好地理解制度、体制、机制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将制度中的正式制度分为三个层次：根本制度、体制制度和具体制度。根本制度属宏观层次，是指人类社会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体系，如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等；体制制度属中观层次，可以是某些社会分系统方面的制度，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等；具体制度属微观层次，是指组织内部各要素之间的关联和运行方式。比如企业的运行机制。本文中所指的制度是一个更为宏观的概念，而汉语中“制度”一词则更多的用来表示具体的“制度安排”。^[5]

在各种产业发展的模型中，制度、政策与发展战略这类人为因素是被排除在外的，即将制度视为已知的、既定的或将制度作为“外生变量”，主要是通过各种物质生产要素的变化去分析生产率的变化和产业发展。^[6]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型、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剑桥学派经济增长模型等就是将制度视为“自然状态”的一部分。在他们的模型中，制度不会变迁，它们或者是外生的，或者是一个适应于增长动态的变态。把制度视为“外生变量”的经济学家认为，制度变迁可能是重要的，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是不可缺少的，但其关键的基本假定是这些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无关。^[7]张培刚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研究中，就把“社会制度”这一因素看作是“给定的”。^[8]新制度经济学家视制度为经济领域的一个内生变量，制度在长期经济增长点分析中至关重要。^[9]在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斯看来，产业革命和主导产业的更替与其说是科技创新的结果，倒不如说是制度创新的结果。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以法国、荷兰等为例，探讨了制度安排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相互关系，说明了制度安排是影响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制度创新是经济生活中内生变量的核心，经济生活中的一切创新，都要依赖制度创新予以保证和推动。制度创新是区域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因素。^[10]

制度安排是约束和支配特定行为主体的行为模式及合作与竞争关系的一系列规则，同制度密切相联、含义相近，在经济学文献中经常被相互替代使用，但“制度安排和制度应该有所区别”^[11]。制度安排是更为具体的规则和某一特定的规则，是制度的具体化和特定化，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而制度是更一般性的规则。从二者的创新机理看，制度安排创新相对容易，而制度创新则相对困难一些。

制度安排按其制度功能作用方式、创新机理及费用，可以分为正式的制度安排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两大类。正式的制度安排就是基本的、成文的行为规则，如法律法规、管理条例、组织安排和政策等。这种制度安排有较强的强制性，其修改或变更，需要得到其行为受这一制度安排管束群体的准许与同意。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是制约和指导人们行为的惯性或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如价值观念、伦理规则、道德、习惯及意识形态等。这种制度安排是历史进程中人类文化的沉淀物，或者说是文化价值制度化的结果。

制度安排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着重要的作用。首先，制度安排影响资源配置方式。选择资源配置方式是一国主权的体现，它构成一国经济体制的实质内容。资源配置方式有两种，即市场配置和计划配置。市场配置是以市场为主要手段配置资源，产业结构演变是按市场需求的变化而变化。计划配置是以政府的计划为依据配置资源，政府是资源配置的主角，产业结构演变方向反映政府调整经济的方向。由于企业内交易的边际费用也是递增的，企业规模的扩张最终会停止在企业内交易的边际费用等于市场交易边际费用的那一个点上，由此很容易理解，把整个社会当作一个大工厂的计划经济，会因为交易费用过高而效率低下。科斯的结论是：许多传统经济学认定要由政府执行的功能，其实也许由市场来完成更好；市场自由交易可以比政府界定产权和配置资源更有效率；对政府过度干预以至完全包办的解决办法就是进行市场化改革。^[12]

其次，制度安排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制度安排是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因素，政府以经济、行政、法律等手段引导经济按照预测的方向发展，产业结构也会沿着此方向变化。

再次，制度安排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状态。为了保证经济的平稳运行和达到预期经济目标，可以实行比较严格的进入许可制，形成制度管制。如果制度管制符合产业结构演变规律，产业结构升级就会呈现协调状态。如果制度管制不符合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就会导致产业结构升级出现比较严重的非协调状态。^[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