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华五十年后，印尼华人生存秘辛

排华五十年后，印尼华人生存秘辛_排华五十年后，印尼华人生存秘辛

记者／李克难（发自雅加达、亚齐）

2016年2月8日，印尼雅加达，当地华人在农历新年时去佛法巴克提寺烧香祭拜。   摄影 李克难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城北有一片古老的荷兰建筑，名为科塔古城（Kota）。17世纪初，荷兰殖民者在这里建造了砖石的房屋和瘴雾弥漫的运河，试图创造出一个热带的阿姆斯特丹。然而由于环境卫生问题，一场瘟疫让这里几乎变成空城。

椰树下，一座座老旧破败的两层小楼如今鳞次栉比地堆积在道路两侧，砖石间生长着各种蕨类。往南不远处，是印尼乃至全世界最大的中国城，印尼语称作Glodok。与其他国家华人聚集区不同，这里几乎看不到任何中国特色的建筑，道路显得狭窄且凌乱。

有着360年历史的道观金德院，隐匿在其中一条潮湿的水产巷道内，成为与华人社会相关的有限标记。这个曾经见证东南亚最大城市兴衰的古老建筑，此刻显得格外凄凉：寺庙中心的殿堂在去年3月的一场大火中被烧毁，漆黑的柱梁间，重建的脚手架稀稀拉拉地搭着，建筑材料和垃圾散落地上。殿堂一侧的墙上，贴着当地政府举行重建仪式的巨幅照片。如今一年过去了，重建工作仍然缓慢。尽管如此，残垣断壁处的香鼎前，仍有附近的信众前来祭拜。

印尼据称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华人社群，但与世界上其他华人社会相比，印尼华人历史上曾经遭受的身份歧视无疑最为深重。

半个世纪前的1966年，刚刚通过政变上台的印尼总统苏哈托颁布第127号总统令，要求印尼华人改掉中文姓名，改取印尼姓名。此项法令的颁布，成为苏哈托时代系统性歧视华人的历史开端。在此之后，一系列法令让华人被禁止使用和学习中文、禁止庆祝传统节日、也无法涉足政治。1998年，由于金融危机而引发的惨烈的排华暴乱，成为印尼排华的最高潮。但随着苏哈托政府在民主化运动中的倒台，印尼排华也走向终点。

今日的印尼华人不再承受过去的种种文化钳制，但距离2006年印尼《国籍法》修改、华人法律上获得完全平等地位，只有十年时间。如同重建被烧毁的金德院，结束32年文化断层与政治歧视的印尼华人，在获得平等地位的今日如何拾起被斩断的文化，面临重重掣肘。

从落叶归根变成落地生根

年逾八旬的华裔老人余麦风，在雅加达市中心附近的一条小巷里经营着一个华文教室。教室墙上挂满了他参加各种华人社会活动、与参政政客见面，以及在各种论坛上演讲的新闻简报。另一边，挂着几幅中文书法。瘦削的余麦风，声音已变得有些含糊。教授中文、关注印尼政治、广交社会贤达，是他一生的志趣。

华人移民印尼的历史，可追溯到800年前元世祖忽必烈的远征。几个世纪的迁徙史让数以百万的华人在此扎根，其中大部分从事工商业，也有部分人从事农业。荷兰殖民时代，华人被看做二等的“东方外国人”，大都从事贸易或担任低级官吏。

与早期扎根印尼的华人不同，20世纪后移民到印尼的华人往往被称为“新客”。他们更多在来自中国的革命党人建立的中文学校中接受教育。这里从教材到老师，几乎全盘从中国引入。“新客”们不太过问印尼本地政治，更多受到中国20世纪历次政治运动的影响。

还是十几岁的时候，余麦风违抗家里继承家族布店生意的父命，在印尼西加里曼丹省的首府坤甸市教中文。1948年，当地的中文学校主要分为两派——支持共产党的中华学校与支持国民党的振强学校。余麦风选择在中华学校做教导主任，当年带领左派学校的学生罢课，举着火把与振强学校的学生在游行中对峙。多年后回想起来，余麦风还感叹当时的血气方刚。

二战结束后，印尼独立战争几乎与中国大陆的国共内战同步开始。1949年12月，印尼联邦正式成立，几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时诞生。在由苏加诺领导的独立政府中，民族主义、伊斯兰与共产主义三股势力相互制衡。作为当时世界第三大共产党的印共，与新中国之间的联系，靠的正是数百万的印尼华人。

印尼《千岛日报》雅加达分社社长洪忠良，曾是左派华文学校的学生。他和他的同学们尽管是土生土长的印尼华人，学的却是抗美援朝、雷锋、焦裕禄等故事，读的小说是《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而他们想的，也是有朝一日能“回到”中国。“我们都是长在红旗下的一代。那时候，我们朋友见了面都会说一句‘祖国见’！”

余麦风与他的华文教室。

1965年9月30日，6名高级军官被杀，苏哈托将此事指向印尼共产党，开始在全国清洗共产党势力，中印尼关系急转直下，两国在1967年断绝外交关系。被认为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华人也受到牵连。一系列排华政策陆续颁布——华校被关闭、华文教学被禁、文化活动受到限制。一夜之间，华校学生成了失学儿童，老师也只能另谋他途。洪忠良不得不开始从商，他从商场店员做起，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产业，晚年才加入媒体工作中。

洪忠良的外祖父曾去中国参加过同盟会，参与了推翻清政府的活动，直到1930年代末日本入侵才乘坐最后一艘船逃回印尼。虽然自己也怀揣一颗归国的热心，却终究没能离开印尼。然而，很多与洪忠良同时代的印尼华人来到中国大陆，却发现心中的祖国远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

“当时的政策起先说是入中国籍，回国好，支持祖国建设；后来形势发生变化，变成鼓励入印尼籍，留在当地。于是，落叶归根变成了落地生根。”洪忠良回忆道，“起先很多回国的华人不能够适应大陆的环境，因为我们这里家里都有佣人，生活很舒服嘛，相比之下，中国生活很艰苦，后来很多人就跑去香港啦。”

政治热情被扼杀的印尼华人只好回到其传统的商业领域发展，这也使得苏哈托时期华人在印尼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1998年金融危机前，印尼五大财团全部由华人掌控，“占印尼人口3%的华人控制了印尼70%国家经济”的说法被广为流传。这句话也使华人被认为是把持和损害印尼经济的罪魁祸首，成为后来反华分子打击华人的借口。

雅加达城内有300多年历史的道观金德院。  摄影 李克难

由压制走向平等

千岛之国的印度尼西亚，乃是国际知名民族主义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发明“想象的共同体”概念的地方。在其19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存在着200多个部族，其中人口最多的爪哇人占到全国人口的40%。如何将四散的群岛与各不相同的族群统一在一个“共同想象”之下，始终是印尼政府面临的一大难题。

面对大多数信伊斯兰教的印尼族群，中华独特的文化显得格格不入。在荷兰殖民者“分而治之”的手段下，华人不仅是商人，也是税吏，是原住民眼中统治者的帮凶。1965年之前，印尼华人则成为印尼共产党、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教之间权力斗争的棋子。

苏哈托时代的裙带资本主义模式尽管让印尼享受了数十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但发展果实并未让全社会得以分享，贫富分化严重。华人虽说在政治、文化上受到压制，经济上却享受到稳定的好处。然而，部分华人老板喜好炫富的性格与印尼其他民族的贫困形成鲜明对比。在一些印尼人眼中，华人是附庸权贵、只知牟利的“经济动物”。

1998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印尼经济凋敝，大量印尼学生走上街头，抗议苏哈托七度连任印尼总统。最后，77岁的苏哈托辞去总统职务，让与其副手哈比比接任。此后宪法得以修改，民主化改革全面启动。但与此同时，当年5月13日，从苏门答腊的棉兰开始，针对华人的打砸抢烧事件在印尼蔓延，华人家庭遭受洗劫，妇女受到强奸。余麦风曾到棉兰进行调查，夜里常常能听到妇女的惨叫。

这场排华暴乱后，大量印尼华人流亡海外，为了重振印尼经济，新上台的哈比比颁布了一系列有利的改革举措以吸引华人回归，如废除华文教育禁令、废除政府公文中“本地人”（pribumi）与“非本地人”（non-pribumi）的表述等。哈比比还成立了一个对排华骚乱的调查组。不过，最后由于各种阻力，让调查半途而废，使得排华暴动至今没有官方定论，其幕后真凶也未受到惩罚。

2000年，时任总统瓦希德宣布废除针对华人文化活动的禁令，印尼华人得以重新公开庆祝春节。到了2003年的梅加瓦蒂时代，春节被定为印尼法定假日。2006年，印尼《国籍法》修改，将印尼公民权由血缘原则改为出生地原则，并废止一切带有种族歧视的法令。由此，华人获得同印尼其他民族一样的权利，并有权参与总统与副总统竞选活动。

今日的印尼，尽管社会上对华人的异样眼光并未完全消除，但法律上已不存在针对华人的歧视政策。华人也开始全面重建自己被割断的文化血脉。

1947年9月1日，典型的印尼华人家庭合影。

1956年，印尼佛洛勒斯岛西端的拉布汉巴焦，当地华人经营的店铺。

走向凋零的华语教育

位于苏门答腊西北部的亚齐，华人老仓民家里始终播放着凤凰卫视的华文节目。这位曾在亚齐海啸后为中国救援队担任翻译的华裔老人，是当地少有能说汉语的华人之一。或许因此，在面对前来采访的中国媒体时，他早已驾轻就熟。而他的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被从小培养学习中文。

他的小儿子老伟富如今在一家中资企业任职，“我能有今天，要感谢父亲从小逼迫我学中文。”老伟富回忆说，“那时还是苏哈托统治时代，按照当时的禁令，学习中文会被判刑五年，教学老师则判十年或以上。所以下课后，有同学问我去做什么，只能说是补习英文或其他的科，绝不敢提补习中文。有一段时间，父亲甚至安排了两个中文老师轮流上课。”

在那个民族高压的环境下，老仓民家三个孩子都能流利地说中文，并顺利地在中文大学毕业——两个儿子去台湾读书，女儿则在大陆读书。

从台湾毕业回印尼后，老伟富曾在旅行社干过，后来在一家私立学校教中文三年，如今在当地中国投资的电站任公关经理。

老仓民说，在亚齐能讲华语的华人少之又少，十个指头能够数得出。“过去很多人笑话我，学校这么多功课还加一个中文，有什么用啊？我说，将来一定有用的。”

之所以要求子女学习中文，源于老仓民1981年回了趟老家顺德。“从新加坡到马来西亚，再到香港、中国大陆，一路都是华人的世界，到处都是中文。”于是，他回到亚齐后开始要求孩子学中文。但在整个印尼，全家讲华语的华人家庭并不多见。

三十多年的社会高压与教育断层让大部分印尼华人早就丢掉了故土的语言。而当华文禁令解除十多年后，华语在印尼不仅没有复兴，反而走向凋零。

在雅加达城北的华人区中，一间不起眼的华文书店埋没在贩卖年货、玩具与服装的班芝兰街中。65岁的李世谋看守着这间五十平方米的联通书局。书店由华人杨兆骥于2002年创办，最早的店开在泗水，之后又在雅加达、棉兰开起了分店。但由于读者太少，泗水、棉兰店相继关闭，雅加达这家店也缩小了规模。李世谋告诉《凤凰周刊》记者，生意现在越来越差，因为即使像他这一辈的印尼华人，很多都不会说华语、看华文了。“能看中文书的都是老一辈，许多人已不能动了。”

上世纪30年代出生的李卓辉，一直坚持着对印尼政坛与社会的观察，其撰写的时评文章被编纂成册，在联通书店里足足装满两层书架。虽然年过七旬，他的身材相当魁硕，眉毛修长，说话掷地有声。作为《印华日报》总编辑的他，每日下午都会准时到编辑部，一直忙到深夜。

2012年创办的《印华日报》规模不算大，却很难招到合适的人手。李向《凤凰周刊》坦言说，很难找到合适的人才，只能靠自己坚持运营。“现在能帮到我的只有四个人，两个还是中国来的大学生，但他们的印尼文不好。”

对此，印尼最大华文报纸《国际日报》的记者毛箭解释称，相对于普通传统媒体主要受到新媒体冲击的影响，印尼华文媒体的最大问题是中文读者群的萎缩，并且陷入“老人办报”的模式。“不仅读者走一个少一个，有能力做中文报纸的人也只有那些年事已高的老人。”

学习华文人口的凋零不仅因为苏哈托时代的华文禁令，解禁后，华文教育质量低下也是重要原因。据毛箭调查，由于觉得中文太难，学生厌学情绪非常普遍，加上教学质量低下，半年下来只能认识几十个汉字。但他认为，华语教育失败并不是中文真的难学，而是方法不对。“中国对外汉语沿用从拼音到识字的教学法事实上并不符合中文特点，连中国人都觉得难学，更不用说外国人了。”

此外，印尼政府对发展华语教学仍然心态复杂，即使教育部门内部也存在不同观点。近年来，印尼收紧了对来自中国的语文教师资格的要求，这让华语班开始为老师而发愁。

曾在亚齐教中文的老伟富告诉《凤凰周刊》记者，随着中国不断崛起，很多印尼人开始重视中文教育，有权有势的人则通过各种关系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中国念书，结果反倒是华人家庭不重视中文。“我教书的时候，其实大部分学生不是华人，而是原住民族的小孩。”

2016年的除夕夜，记者在老仓民家吃了一顿客家风味的年夜饭。电视里播着华文媒体的节目，让人忘却自己身在万里之外的南洋。

在雅加达中国城内联通书局照看书店的李世谋。   摄影 李克难

1967年4月28日，印尼雅加达爆发反华游行，数百名印尼青年聚集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门前示威，并焚烧华人的摩托车。1965年的“9·30”事件发生后，中国和印尼关系急转直下，1967年10月两国断绝外交关系。

春节得以复活的“功臣”

春节期间，印尼的官方电视台会有华人电影联播，也有穿旗袍的主持人对华人庙会的采访，还有庆祝春节的字样出现。

尽管苏哈托时代法令禁止华人公开庆祝春节，但庆祝活动从未被完全禁绝，只是换成了地下活动。据李卓辉透露，以前在企业工作时，过年也会去给老板拜年，老板还会给红包。朋友吃年夜饭、华社之间的私人活动仍然存在。“这是因为佛教在印尼是正式宗教，以佛教方式庆祝便不算违法。有些家庭还会偷偷贴春联、挂灯笼，街上也有卖年糕。只不过不能上街，进行舞龙舞狮那样的大肆庆祝。”

1999年瓦希德成为总统时，取消了对华人庆祝春节的禁令。2000年，华人可以公开庆祝春节。2001年苏加诺之女梅加瓦蒂上台，春节再度成为印尼的法定假日。

之所以能这样，与当地的宗教分不开。

作为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宗教在印尼有着非同一般的重要性。印尼“潘查希拉”建国五原则中，第一条便是信仰神道。这个“神”非特指安拉，但必须来自于印尼政府认可的六大宗教——伊斯兰教、基督教新教、天主教、佛教、印度教与孔教。

每个印尼人的身份证上都有着宗教一栏，尽管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但现实中如果在宗教一栏留空白，民政部门是不会予以颁发的。这也使得每个印尼人都必须“皈依”某一官方认可的宗教。

有意思的是，由此而来，使得不同宗教的人在印尼结婚是个大问题。“80后”华人姑娘Naomi告诉《凤凰周刊》记者，“在印尼结婚不仅需要政府确认，还要自己所在宗教的承认。但印尼各个教会不接受异教通婚，因此年轻人只有采取变通办法，要么在国外登记结婚，要么假装皈依到另一方的宗教去登记。登记后自己该信什么就信什么，没有人会真正去核查某人登记的宗教是否真实。”

印尼六大宗教中，存在着几乎只有华人信奉的孔教。这个既能适应印尼国情，又让华人文化得到合法地位的安排，于苏加诺时代颁布，后来一度被废除，直到瓦希德时代再次获得合法地位。

坊间传闻，人口占比不到0.2%的孔教，恰恰是让春节成为印尼法定假日的“功臣”。据印尼《罗盘报》报道，印尼孔教总会主席陈清明曾找到瓦希德进行游说取消春节禁令，称印尼六大宗教中至少有一天以其创教者的生日为公共假期，如基督教的圣诞节、佛教的佛诞节。孔教作为印尼官方认可的宗教，应将“孔子诞辰的春节”作为假日。

因此，在猴年春节期间的电视节目里，甚至出现了“2517年新年快乐”的字样—— “2517”是印尼孔教人士根据孔子诞辰而计算的年份。

1998年5月14日，印尼主要城市爆发一系列针对华人的暴动，图为位于雅加达市中心Hayam Wuruk区遭遇打砸抢烧。此次严重骚乱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印尼国家经济和社会运转遭受巨大损失。骚乱进而演化成为一场变革运动，迫使在台上待了32年的苏哈托总统辞职。

争取华人权益的重要平台

1998年的排华事件虽然造成印尼华人的悲剧，却也成为印尼华人觉醒的契机。苏哈托时代一盘散沙的局面得以改变，华人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其中不仅有华裔总会、中华总商会等全国性的大型华裔社团，也有以地域为纽带的，如印尼各地的同乡会，以祖籍为纽带的如客家基金会、福清联谊会、闽南同乡会，以及以家族为纽带的宗亲会等。

但说到印尼华社，李卓辉感慨良多。由于印尼华社的运作资金大量倚重其组织者、领导者的资金帮助，印尼华社往往成为华人老板们获取名望的工具。今日印尼华社众多，但部分华社间争斗不已。其中规模最大的印尼华裔总会、“百家姓”、印尼中华总商会、印尼华商总会四家都是两两分裂而成。

据印尼中华总商会创会委员会披露的资料显示，2001年印尼中华总商会在林松石、杨克林等人的组织下成立。杨克林任总主席。当年9月，在印尼大江集团董事长陈大江的劝说下，杨克林退位让贤，将总主席职位让与陈大江，自己担任执行主席。根据章程，一届总主席任期三年，但陈大江一坐便是七年，期间从未召开过理监事会议。2009年初，陈大江召集40多人，指定印尼“煤炭大王”纪辉琦为总商会主席。

当年12月，印尼各大华文报纸刊登了两组中华总商会理监事名单，一组以纪辉琦为总主席，一组则以报界大亨翁俊民为总主席。由此，印尼中华总商会正式分裂成为两派。两方甚至为了谁能使用印尼中华总商会的名称而对簿公堂。最后，自诩为“改革派”的翁俊民一方败诉，转而采用印尼华商总会的名称。2012年，中国国侨办出访印尼，双方曾握手言和；但2013年，为争取世界华商大会2015年在印尼的承办权，双方又公开发生肢体口角冲突。

“百家姓”与华裔总会则是另外两个因分裂而成的组织。1998年排华暴动发生后，部分华人秘密组织华人社团进行援救和调查，为避免使用仍是政治禁忌的“华社”而取名的“百家姓”，是骚乱后成立的第一个华人团体。但成立后不久，由于其内部对苏哈托政权看法不同，而分裂为“百家姓”与华裔总会两个组织。

尽管两方曾有分歧，如今的冲突则不大。在李卓辉看来，“百家姓”由于深植于印尼社会底层，其基层组织能力更强；华裔总会则由商人与知识分子组成，属于社会中上层。两个组织能在发挥自己作用的同时进行合作，相互之间关系比较融洽。

2010年2月7日，印尼雅加达，一名工人经过某个华人寺庙，外墙上的中式壁画十分醒目。

“尽管内部有各种纷争，也不排除一些人通过华社谋取个人利益。但不可否认的是，印尼华社在争取华人权益的过程中，仍然是一个重要平台。”李卓辉说。

雅加达郊外一个叫丹格朗的地方，居住着很多郑和时代来到印尼的华人后代，他们完全不懂华语，但婚丧嫁娶等习俗仍然延续着中国文化。这里的华裔处于印尼社会底层，并且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身份的群体。后来，百家姓帮助他们获得了印尼国籍。2010年，该地1000多居民遭遇当地政府强拆征地时，百家姓与一位华人议员还向国会反映情况，为该地居民争取到权益。

印尼华人心结何解？

驰骋在雅加达的高速公路上，在某家大型汽车企业上班的Naomi告诉记者，迎面闪过的一座座现代化的商场、写字楼和大公司，哪些为印尼华人所有。据她说，印尼一些公司会找一些印尼人作为CEO或者董事，经常在媒体面前亮相，让大众以为这些是公司的所有者，但华人圈里都清楚，哪些企业是华人所有的。

印尼这片潮湿而肥沃的土地，究竟是华人生养的家乡，还是他们暂居的驿站？尽管印尼法律已将华人与其他民族一视同仁，但终究是印尼华人需要解开的心结。

经历了半个世纪排华历史的洪忠良感慨，自己这个年纪走遍了世界各地，却仍然觉得印尼是天堂。“这里物产丰饶，民风淳厚。荷兰人有句话，在印尼泥土里插一根拐杖就能长成一棵树。”

的确，部分印尼人对华人仍有歧见，但他们并非天生排华的民族。“华人的祖先600年前就到了印尼，这里的环境让我们的祖先觉得适宜居住，于是把家里人陆陆续续接到了这里。如果这里一开始就排外，祖辈们也不可能站住脚。1998年暴乱的时候，有很多印尼老百姓帮助我们逃脱，还把华人藏在家里。”

洪忠良告诉记者，尽管印尼排华事件举世闻名，但也有邦加勿里等从来没有发生过排华事件的地方。“我们家里的佣人，很多人做了三四十年的。跟我们的关系好比血肉之亲。”

在他看来，占有印尼四成人口的爪哇族并非争强好胜的民族；反而，爪哇文化以柔弱、顺从为特点，以谦恭、有礼而著称，但也容易受人统治和煽动。

居住在遥远亚齐的老伟富却不这么认为。尽管是土生土长的印尼人，他却更喜欢、也更渴望回归华人社会。“每次到中国，看到满街的汉字，街上说汉语的人，才觉得是回家了，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

除夕的夜晚，徜徉在印度洋海风之下，这位30多岁的青年人向记者吐露了心声。“我哥在雅加达工作，那里的人思想比较开放，可能感受不到身份带来的问题。但在亚齐这种小地方，走在街上还是会感到别人看你的眼神不一样。这让我觉得，自己只是暂住在这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