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多中心治理理论
多中心治理理论是当今西方学术界最流行的理论之一。“多中心治理”是“多中心”与“治理”两者的有效结合。“治理”是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面对传统社会管理的“政府失灵”和“合约失效”的危机及社会失序的问题而产生的治理方式变革。[5]其目的在于通过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及社会公众等行动主体组织化合作动员,获取政府让渡的公共治理的权力,协同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实现自发秩序的生成与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创建一个以公民为中心的复合治理结构的复兴实验过程。迈克尔·波兰尼在《自由的逻辑》中最早区分了“一元的秩序”与“多中心的秩序”这两种组织社会任务的秩序,“多中心治理”的核心概念正是来源于此。奥斯特罗姆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迈克尔·波兰尼“多中心”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并完善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在公共事务治理中引入了自主参与的“第三部门”,打破了以往学界在解决公共事务治理之道的常规思维,实现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可能。之后,多中心治理理论逐渐发展成为公共物品生产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模式之一。多中心治理理论认为,政府不是管理现代公共事务的唯一的公共权力中心,还需要诸多相互依存的社会性组织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与调节;现代公共事务的治理应该是多元主体上下互动、纵横交错的治理过程,而非仅仅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单一向度的治理,应该借助多元化的权力和政府来解决不同范围的公共治理问题,从而达到治理的最佳状态。[6]这种“权力分散、管理复合联动和市场社会多元共治”的多中心治理理论,成为满足民众多元需求、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的理想模式。该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公共管理理论,成为解读公共治理问题的重要理论框架。可以说,多中心治理理论为本研究提供了解读“五水共治”模式的思维方式和理论框架。
有关多中心治理理论的研究,学术界各有侧重。王兴伦(2005)较早关注多中心治理理论,梳理国外学者对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解释并改造加工,指出多中心是指多个权力中心和组织机制治理公共事务。陈艳敏(2007)认为,多中心治理理论是公共事务自主治理的制度理论,其核心内容是自主治理和自主组织,其中心问题是相互依存的行动主体如何组织化动员合作,实现自主治理,取得共同利益的实现。[7]张振华(2011)、苟欢(2012)、邓悦(2013)等学者从多中心治理视野研究公共产品供给模式,探讨了公共服务(产品)的多中心供给实施机制。李金龙(2008)、应珊艳(2008)、纪泽民(2014)等学者则运用多中心治理理论研究公共事务治理。其中李金龙分析了多中心治理视角下的长株潭区域合作治理状况,提出多元的治理主体、多维的权力向度、混合的治理机制及多中心的制度设计是长株潭区域合作治理的创新手段。[8]纪泽民以天津生态城为例,探索了生态城市多元共治建设的治理模式,指出政府、社会组织和市场三协同合作是建设生态城市的有力路径。应珊艳(2008)提出,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提供过程中,建立互动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政府、市场和社会复合,解决农村基础设施问题。这些研究对本研究的思路构建和理论阐述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二)“五水共治”
“五水共治”是浙江省全面深化改革、倒逼产业转型升级、建设美丽浙江的战略举措,也是有效推进台州市“一都三城”建设的重要抓手。鉴于“五水共治”是浙江省政府近期推出的大政方针,省外学者鲜有涉及此问题的研究,部分省内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开展了研究,尤其是从本土化视角讨论“五水共治”的模式、机制引导及路径方式的研究,取得了创见性的成果。主要有:(1)许光(2014)等学者侧重实证研究,评价现行的治理模式并提出完善治理的路径选择。许光在对浦江县“五水共治”进行实证调研的基础上,梳理和总结了浦江水晶行业整治提升的主要举措及成效,并从产业转型升级的视角探讨了“五水共治”的创新路径。(2)蔡建旺(2014)重点探索社会组织如何参与“五水共治”问题,并从建立枢纽型社会组织、建立“五水共治”民间基金会、加大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参与“五水共治”力度、支持水环境社会组织实体化运作、整合社区社会组织资源、建立“五水共治”公益创投项目库等方面完善治理模式。[9]
目前学界对“五水共治”的整体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过多地停留在“五水共治”模式的梳理与总结,缺少有效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为此,本文拟以Y县为个案,从多中心治理理论角度实证分析Y县“五水共治”创新机制的运行机制,进一步探讨“五水共治”“多中心”复合联动治理的创新机制和完善路径,为其他地区“五水共治”工作提供些许思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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