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纸马的文化主题

云南纸马的文化主题_云南纸马的艺术人类学解读

第三节　云南纸马的文化主题

由于云南纸马艺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也由于云南纸马艺术被各个地区的民间百姓广泛地运用，所以，云南纸马艺术的文化主题就显得不是那么简单，而是一个复杂的主题聚合体。一般来说，纸马艺术研究者都是以分类的方法来把握其文化主题。那么，我们究竟怎么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云南纸马艺术的文化主题呢?

一、传统分类的表现

1.祭祀目的和范围

有研究者根据祭祀目的和范围把纸马分为若干个小类，如祈福、驱鬼、辟邪、消灾、免难、除病、进财、求学、平安、求寿、节庆、嫁娶、盖房、生育、求雨、排旱、六畜兴旺、五谷丰登、家庭和睦、消解冤仇、驱蛊除毒、签约诅盟等，几乎囊括了生产生活中所有的内容。

2.造型取材

还有研究者根据造型取材把纸马分为人物、神佛、鬼灵、飞禽、走兽、昆虫、树木、花草、山石、水火、日月星辰、雷雨、彩虹、房屋、家具、桥路、田地、农具等，包罗万象，构成了云南纸马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最具地方民族色彩的个性特征。

3.题材内容

冯骥才主编的《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的分类主要是依据题材内容将云南纸马大致分为节庆活动和祈祥禳灾两大类，下分六小类。

(1)节庆活动。

节庆活动是最能体现民族风情的载体。它伴随着各民族生产劳动、繁衍生息、对自然的认识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而产生，以情景交融的活动叙述着各民族的悲欢。云南各少数民族传统节日除与汉族大同小异的春节、清明、端午、中秋、元宵节、重阳、冬至外，最富民族特色的有彝、白、哈尼、纳西等族的火把节;傣、德昂、布朗、阿昌、佤等族的泼水节;白族的“绕三灵”、苗族的花山节、彝族的插花节、景颇族的“目瑙纵歌”、傈僳族的刀杆节都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至于白族村村寨寨各自的本主节，更是热闹。节庆期间，伴随着各种宗教活动，被认为人间可以沟通神灵并降妖、驱鬼、辟邪的巫师就有了用武之地，而巫师作法的重要手段之一就是焚烧各种各样的纸马。

①春节。除旧迎新的欢乐节庆中，祭祀活动特别重要，如除夕祭“灶神”、“井神”、“火塘神”。大年初一祭“日月”、“家神”、“门神”、“祖先”及各种平安吉利神祇。“利市”、“招财”用得最多，除粘贴在各家门外，凡祭祀焚烧的纸马中都配有“利市”、“招财”。除夕和大年初一的祭祀都在各家家中举行，纸马中同时配有本主和城隍及财神、文昌、观音、六畜、五谷、平安吉利等纸马。除了“破火灾”，更多是祈求六畜兴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美好生活。天地日月是春节祈祷平安幸福的主体神灵，包括太阳、月宫、月神、日宫月府、日月二宫、太阳太阴、大千世界、天地、天地之神、天地总圣、天地三界等。灶神:奏善室、灶君、九灵灶君、司命灶君、灶君司令、灶王府君、东厨司令、人间司命主天上奏功臣;平安大吉纸马、平安、人马平安家门清吉、合家安乐、消灾解难、车马大神、清吉、五福大神、家财万贯;家神:家神、门神护尉、家堂香火、祖先之神、门神护卫;利市招财:招财童子、利市仙官、左门将军、右门将军、文武财神、利市仙官、招财童子、招财进宝;送圣码子:瘟疫圣众、白龙、苍龙、财龙等。^[26]

②本主会。在云南白族的许多地方都有“本主之神”、“土主之神”等纸马，是人们祭祀本主时通用的纸马。这种现象在本主纸马中很常见。主要有本主之神、本境土主、本境福主、本主娘娘、本境地主、本主三娘、景帝之神等，太阳之神、石头本主、西山黄帝、铁柱三郎、田公地亩、红山本主、小黄龙、神牛大老爷、东海灵源、洱河灵帝、得道龙王之神、三崇五帝、东山安民富境灵帝、马三爷、赤子三爷、雪山太子、猎神、柏洁夫人、老太之神、白马将军、掌兵太子、三星太子、金花银花、大圣建国黄帝、景庄黄帝、武宣皇帝、富民景帝、匡圣皇帝、清官本主、武官本主、惠康皇帝、天子景帝、品甸大王、大庄天王、五爷之神、武侯神君、九坛神、独脚五郎、杨四将军、大黑天神、北方大王、观音老祖、玉皇上帝、城隍土主、二郎景帝、财神等等。^[27]

③婚仪。结婚是中国人认为最喜庆的日子，老百姓将自己美好的愿望通过纸马表现出来，出现了喜神、和合二仙、吉日安辰、桃花女、周公旦、送子娘娘、床公床母、子孙娘娘、痘儿哥哥等众多纸马。喜神有村王喜神、红鸳天喜、五方车马喜神、和合如意、吉日安辰、天喜之神、送生娘娘、九胎圣母。它们或在婚仪中焚烧，或在婚后祭祀本主祈求平安，或赐名时祭祀后焚烧。^[28]

(2)祈祥禳灾。

①儒、释、道。民间使用三教纸马已冲破了宗教的界限，只是一种纯粹的祈愿，不分时间地点的祈求，获得精神上的慰藉。主要有提笔先师、魁星文昌、观音、地藏王、药王菩萨、盘龙祖师、韦驮天将、古佛龙华胜会、财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草甲、土皇神、城隍、山神土地、本命星君、太岁、阴阳太岁、功曹、三皇五帝、玉皇上帝、女娲圣母、天上王母、九子太婆、三教圣母、九天圣母、关圣、太上老君、太白星君、十王真君、云鹤、八洞神仙、五音童子、姜太公、东岳大帝、文武判官、灵光、寿星。^[29]

②神灵鬼魂。源于中原文化的纸马传入云南后，万物有灵的原始巫术给纸马注入了更多的神秘性，非常抽象迷离的现象被具体化。人有七魂六魄，人死后要变成鬼，这都是中华民族远古的共同信仰。人生时，魂魄与人的健康、祸福息息相关，生病、破财是魂丢失或被石头树枝压着，此时要“招生魂”。死后，魂若得不到好的归宿会给活着的家人带来麻烦，此时要“招死魂”。云南纸马艺术作品中有的神实则是鬼，如“女客之神”、“虚空过往之神”。用神来称鬼，这可以使祭祀者手中的纸马非常有效地改变鬼的恶，那些被称之为神的鬼也就不会再来侵扰人们平安的生活。纸马中的煞是凶神，人死后要做法事就是要驱赶煞神。由于缺药少药，人们从出生起就会面临各种疾病和灾难的考验，所以云南纸马中有几十种代表生活中会遭到磨难的难关，焚烧这些纸马可以遇难成祥，如汤火关、天狗关、四季关、夜哭关等。^[30]

③生产生活。人们使用纸马出于一种以实用为目的的功利主义。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现象在云南纸马艺术作品中都有充分的反映。如喜神、解冤结、小人子、土箭、枭神、六贼、农牧狩神、圈神、粪神、放羊哥、鸡羊之神、渔神、木神、张鲁二班、三木天王、桥路二神等。生产方面有地鬼、谷物鬼、山人鬼、牲畜鬼、水鬼、树鬼等。可以说，生产生活里需要什么样的神，纸马就能造出什么样的神，这是纸马中最古朴、原始、丰富多彩的部分。^[31]

二、传统分类的局限

1.文化层次理论

把文化系统作为立体的系统加以透视，可将其划分为三个不同的层面:从外到内依次为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从而形成物质生产文化、制度行为文化和精神心理文化。物质生产文化是人针对自然界而创造的，是经过改造了的自然存在物，它包括由劳动者、生产资料和生产对象所构成的现实的生产力和生产成果。制度行为文化是针对社会的，是指人类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相互关系(生产关系)及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社会制度、组织形式和行为规范，包括社会组织、政治、经济制度、道德规范、法律等。而文化的行为层面是指人们在社会行动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定式，如礼仪、风俗等。文化内核是精神层面，即精神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在改造自然、塑造自我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模式、审美趣味、宗教信仰、民族习性及人类所创造的各种精神艺术。它是人的内心世界，因而潜藏在整个文化系统的深层，是其内核。^[32]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和观念文化构成有机的文化统一体。前两个是看得见的，观念文化是看不见的。人们既想照顾到看得到的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又想照顾到看不见的观念文化，这就往往导致分类的混乱和重复，顾此失彼。根据文化层次理论，因为观念文化是文化的本质，所以我们的分类最好就是要抓住文化本质进行分类。

2.传统分类的评价

云南纸马艺术的内容丰富繁杂、形式多种多样，它是民间信仰体系的集中体现。云南纸马艺术所体现的信仰系统，涵盖了自然神灵、鬼魂神灵、佛道神灵等等，它不仅包含了民间朴素的原始崇拜，同时还兼容了部分儒、释、道的内容。由于云南纸马艺术的内容十分丰富，笔者发现要对纸马进行一个科学的分类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例如，以纸马的功能分类，云南纸马艺术可以分为田猎神灵、各行各业祖师、婚丧嫁娶护佑神灵、岁时风俗、日常生活驱邪纸马等等;以纸马的艺术造型中人们崇拜对象作为其分类的标准，可以分为自然神灵、鬼魂神灵、佛道神灵，本主(土主)神灵和其他家宅神灵等等。

然而，这类分类标准的使用是否完全涵盖了云南纸马所有的内容，还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这是因为，纸马的功能有时候是交叉的，专门司职的纸马很少。尽管某一种纸马开始时是专职的纸马，但是由于长期的发展，后来它也具有了多种综合的功能，因此，以纸马的功能为标准进行分类似乎不太全面。同样，以艺术造型分类也有自己的弱点，这是因为这种分类方法忽视了纸马在具体使用过程中的功能性。纸马的艺术造型有时又是很模糊的。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无论是在艺术造型上，还是在具体的日常生活的使用中，每一种纸马都是和人们的信仰心理分不开的，每一种纸马都寄托着人们的希望、向往，都是为了驱除邪恶、祈祥纳福，都是和人们的信仰生活息息相关的。

3.主题分类的困难性

云南纸马艺术以大理和保山地区为代表。本主是白族具有代表性的一种民族民间宗教信仰。除了大理外，昆明、丽江、保山、怒江、维西及湖南桑植等地的白族都信奉“本主”。除了大理地区的本主和“姑奶奶”之外，云南纸马的内容还有自然崇拜、佛教神灵、祖先膜拜等形象画面。云南纸马艺术承载着云南各族人民的精神生活、心理追求，伴随着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盖房添丁、逢年过节、宗教活动等，几乎都与纸马有联系，种类数以千计。所以，用一种规范的分类方式加以划分是困难的。

虽然云南纸马种类繁多，很难进行归类划分，但是如果能够捕捉到纸马中那些具有原生性和主导性的观念加以深入研究，头绪就会逐渐理清。所谓原生性是指某些观念与人类基本生存要求相关联，一直在发生过程中先于别的观念;所谓主导性是指某些观念在整个文化心智系统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以致它能够主控和制导社会行为趋于模式化或规范化，促使个体的动机、情感和价值态度呈现出比较一致的趋向。

为了把握云南纸马艺术的原生性和主导性观念，笔者拟从云南纸马艺术的主题入手，进而展开对云南纸马艺术的静态分析。这是因为，既然主题是从作者的经验中产生、由生活暗示给他的一种思想，那么可以肯定，云南纸马艺术的主题也必然会直接映射着社会生活暗示给云南民间百姓的思想意识。而且，可以作出进一步推论:既然艺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主体意识的表现具有概括性和集中性，那么也就应该肯定，一定倾向主题的高频率出现应当与人们突出的生活兴趣和生活目标、人们主要的思想意识和价值取向有关。

事实上，和其他民间美术一样，云南纸马艺术的主题也表现出十分显著的趋同性，这些趋同性具体体现在一些恒常主题的重复运用上。在民间，一些恒常主题被长期而广泛地运用于云南纸马艺术创作，这些恒常主题就像印制糕饼的模子一样，成了云南纸马艺术创作自由取用的“基本模式”。某些主题反复出现的趋同性普遍存在于云南广大地区为数众多的民间造型艺术之中。这种现象喻示着确有某些普遍而恒稳的规范的存在，反映着云南民间百姓的集体意识。从文化层次理论来看，云南纸马艺术的恒常主题实际上是云南民间文化观念的反映，是云南民间文化本质的折射，属于云南民间文化本质的物化形态。正是基于上述理解，笔者相信，以相对规范和恒稳的主题思想意识来对云南纸马艺术的种类进行划分是最为全面、科学的。

三、主题层次的构建

民间百姓掌握了许多诸如“利市”、“招财”一类的传统主题，他们并不因为无数次的重复而对它们感到厌倦乏味。对于某些恒常的主题，他们总是表现出一种喜闻乐见的兴趣和热情。倘若你走到云南的某个集市的纸马铺里，店主大妈肯定会给你介绍纸马各种不同搭配的方法和用法。她们脑子里装有大量的保留节目，并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该拿出什么来。这些传统主题，几乎成了云南纸马艺术创作中不会过时的永恒主题，人们趋同地运用它们，也趋同地欣赏它们。这些主题给民间百姓带来喜悦和安详。这些反复出现的云南纸马艺术主题非常丰富。无需花大量的篇幅来描述它的丰富性，重要的是须从它的丰富性中发现统一性。不言而喻，主题的重复和重复的主题本身便是统一性的显示。由此出发，我们就可以追寻更为内在的统一性根源。

云南纸马艺术丰富的主题所包含的功利含义都统一在三种功利倾向之中。这三种功利倾向是:①希冀宗族门姓传承延续，家眷亲属增寿延年;②盼求日常生活丰衣足食，门第居位显赫高贵;③祈望社稷农事免灾无害，家人牲畜平安无恙。上述三种功利倾向具有特定的规定性和稳定性，具有内涵意义上的基本统一性，这就是它们反映了民间文化的本质——民间百姓的生存、繁衍与发展。基于这样的理解，依据文化层次理论，我们可以将云南纸马艺术的恒常主题看成它的文化本质，并把这种恒常主题归纳成三种:祈子延寿主题、纳福招财主题和驱邪禳灾主题。^[33]

由于宗教门姓的传承延续有赖于“夫妇之道”，故“祈子”之意体现了对情恋、婚嫁、交合、生育、哺养等等生命繁衍为主脉的人生活动的关注，体现了人们对“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之天道的关注和肯定，体现了人们发展家族势力和劳动生产力的一般要求和愿望，体现了人们对无限生命的祈求和希望。作为祈子延寿主题的主要内容，情恋婚嫁、阴阳媾合、生子继嗣和延年增寿都是民间百姓生存与繁衍的活动主题，因而也应该被视为民间文化的本质内容。俗话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对祈子延寿主题的最好注解——祈子延寿显然在民间百姓的生活中具有决定性的地位。在民间文化本质层面，祈子延寿主题关注人本身，从积极的角度来满足民间百姓生存与繁衍的客观需要。^[34]

纳福招财主题以追求日常生活资料和私有财产的功利倾向为主，也有一些带有功名利禄、居官显贵的功利倾向。作为纳福招财主题所反映的内容，天官赐福、招财进宝、加官进爵等都是民间百姓的一种积极追求，都反映了民间百姓渴求不断发展自我、完善自我的美好愿望。从生命的客观需要来看，纳福招财主题侧重于生命的发展，立足于为生存与繁衍创造有利的客观条件，力求给未来的理想生活创造更多的便利。纳福招财主题虽然不直接关注人本身，但是，它是通过关注人的财产与人的命运来间接关注人本身，从而构成民间文化本质的重要内容。^[35]

驱邪禳灾主题显示着民间百姓对理想生活环境的功利要求。人们渴望和冀求和平、亲睦、顺利、健康，嫉恶和遁避兵战、械斗、疾病、瘟疫、灾荒、兽害。和祈子延寿主题、纳福招财主题一样，驱邪禳灾主题也反映了民间文化的深刻本质，是民间百姓文化观念的显性表现形态。但是，与祈子延寿主题、纳福招财主题不同的是，驱邪禳灾主题不像祈子延寿主题那样侧重于生命的生存与繁衍，也不像纳福招财主题那样侧重于生命的发展，而是从生命的整个过程着眼，从消极的角度来关注人的生存、繁衍与发展，以防止在人生历程中发生不虞事件，确保人生历程的顺利与完美。^[36]

祈子延寿主题、纳福招财主题和驱邪禳灾主题这三个恒常主题构成云南纸马艺术文化本质的一种层次体系。祈子延寿主题和纳福招财主题是云南纸马艺术文化本质的积极层面，前者关注生命的生存与繁衍，后者关注生命的发展，二者构成生命的人生历程。驱邪禳灾主题是云南纸马艺术文化本质的消极层面，是民间百姓对生命历程负面因素的保障性思考。云南纸马艺术的这三大恒常主题充分反映了民间百姓的辩证思维，也反映了民间文化本质的立体性。民间百姓思考问题从来都不是单一的简单思维，他们不仅愿意看到美好的一面，也会努力去预防可能的不利因素，而且总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去努力保证生命历程的完美性。总之，云南纸马艺术的这三大恒常主题立体性地体现了民间文化生命原则的层次关系。

云南纸马文化主题的层次体系示意图

以上是对云南纸马艺术恒常主题的归纳，主要是一种基于绝对性的概括抽象。而云南纸马艺术恒常主题的这种归纳划分还具有相对性。云南纸马艺术的许多主题往往因人而异，因时间条件和环境而异，因而也就带有很强的包容性和适应性。在不同的创作者和使用者那里，各种辗转流传的恒常主题都有可能被赋予不尽相同的功利性内涵。例如，“和合喜神”便是一个颇受欢迎而富有包容性、适应性的形象。当他出现在婚嫁喜庆的场合时，通常被用来表达对男女相亲相爱、婚姻美满长久、家庭和睦幸福的祝愿;当他出现在一般的喜庆场合时，则往往用来表达对富裕丰足、顺意和平之理想生活的祈愿。还有一些主题，在漫长的传承沿袭过程中，其功利内涵已发生转变而与原始内涵不尽相同，如中原文化中的纸马皆为“神佛骑乘之用”的交通工具，而云南白族的纸马却是来往于人神之间的使者，祭祀时用于请神驱邪、镇妖降魔、招魂送灵、祈祷平安等一切祈福禳灾活动。

但是，无论这些主题具有怎样的包容性和不确定性，它们都没有突破云南纸马艺术恒常主题的涵盖范围。或者说，它们不外乎是祈子延寿、纳福招财和驱邪禳灾之愿望、要求、理想的变异反映。在这里，我们注意到的事实是，为数众多的云南纸马艺术之恒常主题都是民间百姓普遍认同并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化主题模式的反映，都反映着民间百姓对生命原则的立体性把握，都是民间文化本质的物化表现形态。

【注释】

[1]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84页。

[2](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十。

[3](清)石涛:《石涛画语录》“山川章第八”，俞剑华注译，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

[4]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87页。

[5]参见［日］笠原仲二《古代中国人的美意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6]曹唤荣:《黄土地生长的艺术》，载《中国民间工艺》2006年第7、8期合刊。

[7]参见湖北省群艺馆编《湖北民间美术探源流》，湖北美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29页。

[8]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94页。

[9]王树村:《中国民间画诀》，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版。

[10]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97页。

[11]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310页。

[12]《楞严解冤释结道场教诫仪文》。

[13]李振球、乔晓光:《中国民间吉祥艺术》，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14]过山:《中国民间吉祥图案的艺术表现》，载《株洲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第14～15页。

[15]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37～38页。

[16]杜卫:《审美功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3～4页。

[17]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63页。

[18]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63页。

[19]曲艳玲:《试论民间吉祥美术的审美功利主义色彩》，载《作家》2009年第8期，第233页。

[20]李振球、乔晓光:《中国民间吉祥艺术》，黑龙江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

[21]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04页。

[22]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06页。

[23]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212页。

[24]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194页。

[25](清)褚人获:《坚瓠集》。

[26]参见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5～63。

[27]参见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4～123。

[28]参见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4～139。

[29]参见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41～187。

[30]参见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98～311。

[31]参见冯骥才《中国木版年画集成·云南甲马卷》，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312～381页。

[32]何云波、彭亚静:《中西文化导论》，中国铁道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33]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36～37页。

[34]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35]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38页。

[36]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