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人的车马具（含驼具）是辽代交通制度和交通文化的重要载体。作为草原民族的契丹人，其交通工具中的马、牛和骆驼，主要用于战时驰骋和平时转徙、驮运及牵引车辆等。如《辽史》所言，“转徙随时，车马为家”。所以考古发现墓葬壁画中的马具、驼具多与射猎、出行、毡帐并存，具有实用兼形象性；而墓室中的马具，则多具有陪葬的礼俗性和真实性。如内蒙古敖汉旗北三家子一号辽墓壁画上，画有一匹全鞍辔的枣红色配辔马。鞯为灰黄色并绘有虎斑纹，为虎皮彩饰，绿釉马鞍、辔勒皆为白色，勒头打花结，绕脖子后系成一圆套，有黑灰色眉和镫（应为铁镫）。在该墓东壁壁画上又有一匹黄色公马，灰色鬃尾，全鞍辔，绛色辔勒、白色带饰、淡红色鞍轿，马颈下垂一黄色花状铃，马头向前扬起，目前视，嘴张开，似呈奔走状[86]。
再如：20世纪70年代作者曾经亲自借展到辽博、现藏于赤峰市博物馆的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墓壁画和石棺上，都有驮马、毡帐和前有人牵引的马背挂鞍的形象图案。在邵国田先生主编的《敖汉文物精华》中，更有辽代披甲执锐的《鹰军图》。其画面的战马披铠束尾、前导鹰旗，凸显了契丹人铁骑方阵和驰马猎战的壮阔场面[87]。
引马图局部（敖汉南塔乡北三家子1号墓墓道东壁）
上述略举的辽代壁画和石刻上的马与马具的最大特色是艺术的真实性。与发现的实物相比，在辔具的形制、色彩，配饰部位和系结方式，以及材质方面都具有写实性。如黑色的乌镫，显示铁马镫的乌黑锃亮；黄色玄铃，则与出土的鎏金黄色辔饰、花铃等相证无误。而灰黄色中深外浅的带有虎斑纹的鞍鞯（马鞍下垫子的花边），可能是仿虎皮图案（真正的虎皮鞍极少）的鞍饰。诸如此类，反映了辽代交通文化中马具、车具和马具文化的成熟和先进。如同本书第五章第八节“两晋南北朝时期东北亚大陆鲜卑、高句丽的骑射、马具与马具文化的东传”所说，如果说在中国北方和东北亚地区，奠基于山戎、东胡、匈奴的骑射文化到东汉后期和两晋南北朝的乌桓、鲜卑、高句丽时代，马具的发展（以鞍、镫、勒代表）达到了第一个高峰，那么以契丹兴起为标志，10至14世纪的辽、金至蒙元前期，马具和马具文化，应当在前代基础上达到了真正的成熟期和黄金时代。几个世纪后满洲射骑文化的兴起，不过是对契丹、蒙古、室韦和女真骑射文化的继承，而终究是强弩之末。中国北方和东北亚历史上，四次骑射文化和马具文化（汉以前、两晋南北朝、辽金元、清初）的发展，尤以两晋南北朝和辽、金、元三代为中兴之骄，这是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关系尤重的两个重要时期。曾经风靡世界的所谓“骑马民族”与“骑射文化”，作为东亚和东北亚历史上的瞩目话题，尽管对它定义的准确性的理解，可以仁智互见，但它在广义的东北亚古代交通史和民族文化史上的广泛影响，却是深刻而真实的。正如北宋文人苏颂在《观北人围猎》一诗中写道：“莽莽寒郊昼起尘，翩翩戎骑小围分。引弓上下人鸣镝，罗草平芜兽轶群。画马今无胡待诏，射雕犹惧李将军。山川自是从禽地，一眼平芜接暮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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