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燕马具对高句丽

三燕马具对高句丽_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

考古学发现，辽西慕容鲜卑马具对高句丽马具的影响，最早在4世纪后半叶至5世纪初，当以吉林集安万宝汀78号墓和七星山96号墓为代表。万宝汀78号墓所出整套马具包括鞍桥、衔镳、马镫、杏叶、带扣等。七星山96号墓出土的马具有鞍桥、马镫、杏叶、云珠、带扣等。两者马具皆多为铜制鎏金，马镫则为木芯外包青铜鎏金铜片。这个时期的马具中铁制或木芯包铁皮者开始增多，这与高句丽时代大量墓葬和山城中出土的铁器具有同样的时代特征，属高句丽中兴时代，也是进入马具文化由辽西、辽东经朝鲜半岛东传的成熟期。

将高句丽的马具与三燕的马具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二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马具皆由鞍桥、辔具、镫、杏叶、云珠、鞧饰等构成；鞍桥皆为直立式高桥鞍，形制相似，有的透雕纹饰；均流行圆板状马镳和十字或X形透孔环形镳；马镫均为轮镫，镫环呈圆形或椭圆形；两者均有饰于网状鞧带上的銮铃和附叶鞧饰。特别是高句丽的早期马具，与三燕的马具不仅种类相同，而且形制十分相似，这说明二者当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从时间顺序上看，目前三燕成套马具的出现年代可上溯至3世纪末至4世纪初，而高句丽成套马具出现的年代不早于4世纪中叶，略晚于慕容鲜卑马具。因此，有理由认为，辽东高句丽鼎盛阶段的马具的发展，曾受到辽西三燕马具的直接影响。

三燕马具通过高句丽对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也具有影响。朝鲜半岛南部诸国也都出土了数量不等的马具。如5世纪中叶之前，百济的熊津等地马具主要流行木芯外包铁皮的轮镫和带有机质辔的镳具。5世纪后半叶，F形镳、剑菱形杏叶等青铜鎏金马具也在半岛南部出现。

而新罗马具，据作者考察，主要出土于庆州地区5世纪的王陵和贵族墓葬中。马镫多为轮镫，多有木芯外包铁板或鎏金铁板，亦有铸造的青铜镫和铁镫。鞍桥皆为直立式高鞍桥，有铁皮包边和青铜鎏金包边两种。马镳可分为有机质镳和椭圆形镳两种，以后者居多。

另外，据中外考古学家研究，4—5世纪的朝鲜半岛南部的伽耶马具，不仅出土的数量多，而且种类丰富。镳的形制多样，既有圆形、椭圆形，也有心叶形、卷云形、F形等；马衔则皆用铁丝拧卷而成；马镫多为轮镫，也发现了壶镫，年代更早的多系木芯外包铁皮片。5世纪末之后，铁制镫逐渐取代了木芯包铁皮镫，鞍桥包边亦多为青铜鎏金。

将朝鲜半岛南部的百济、新罗和伽耶的马具，与三燕和高句丽等马具比较，不难看出，它们与高句丽马具在种类及形制方面的相似性，更多于同三燕马具的相似性。这说明它们更多地受到了高句丽马具的直接影响。而朝鲜半岛诸国与高句丽在马具方面的这种相似性又以新罗最为突出。这是因为新罗自4世纪建国后不久，便慑于高句丽的军事压力而向高句丽称臣朝贡。且高句丽向新罗派驻军队，将其作为自己的附属国。因此，新罗在各个方面文化都较多地接受了高句丽文化的影响。两晋南北朝时代，中国东北最早发现的鲜卑、高句丽马具、骑射等“交通文化”，对朝鲜半岛及其日本的影响，从文化遗产传播的角度，标志着两晋南北朝与汉魏相比，东北亚古代骑射文化和交通文化又发展进步到一个新阶段。

据考古学家杨泓等人研究，三燕马具不仅影响了4—7世纪的朝鲜半岛的“三国时代”，而且从考古遗迹看，也跨海对日本有所影响。日本列岛“古坟时代”的墓葬中出土了大量的马具，其种类和数量均居东北亚诸国之首。目前所发现年代最早的马具出土于福冈县老司古坟和池上6号坟，其年代为4世纪末至5世纪初。在5世纪中叶之前，日本马具多为素面，主要是辔具和木芯外包铁皮片的轮镫，镳以有机质为主。5世纪后半叶，F形镳和剑菱形杏叶以及木芯包铁片轮镫构成了日本马具的主流；同时，也出现了少量铁制轮镫和木芯包铁片壶镫。进入6世纪以后，日本的铁制轮镫和木芯包铁片壶镫逐渐取代了木芯包铁皮轮镫。有机质镳逐渐消失，F形镳和圆板状镳占据了马具的主流。

日本“古坟时代”马具的最大特点是其来源的多样性。各种各样的日本马具中都可以在百济、新罗和伽耶的马具中找到相似者，说明日本古坟时代的马具应直接受到朝鲜半岛南部诸国的较大影响。而这种影响又以伽耶最为明显，因为日本的马具与伽耶的马具具有更多的相似性。这种现象说明，日本古坟时代的马具特别是5世纪以后的马具，有相当一部分可能是出自伽耶等朝鲜半岛南部的工匠之手。而伽耶马具，如上指主要传自4世纪以前的鲜卑、高句丽。这种联系反映了在4世纪到6世纪的中国东北“三燕”和北朝时期，以骑射、马具文化反映出来的交通文化的发展，最终体现出骑射文化和交通文化，是从汉晋以来蕴涵在东北亚各民族多元交流中的一种复合式、递进式的动态的物质文化。正如考古学家杨泓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总结的那样：总的看来，从长沙永宁二年墓到孝民屯154号墓，到朝阳袁台子墓，再到冯素弗墓出土品，大致显示出马镫产生到初步成熟的过程，由初起的单镫发展到完备的双镫。集安高句丽墓葬中所出土的几套马具与孝民屯、袁台子墓出土者基本相同，其年代是从4世纪后半期到5世纪，它们明显地接受了中原地区流行的马具的形制。而在朝鲜南部庆州市皇南洞“天马塚”（相当于5世纪末到6世纪初）中出土的马具，也都具有集安高句丽墓出土者的相同特点，而类似的马具在日本也有出土^[158]。至2012年初，杨泓先生在《中国文物报》上再次撰文《中国古代皮甲》指出：“（韩）公山城遗址出土的贞观十九年铭髹漆皮甲……百济当时虽使用汉字，但从未有奉用唐代年号的记载。公山城出土甲片上的铭文及纪年与唐代有关 ，因此很难排除（公山）皮甲为唐代皮甲的可能性。”^[159]

杨泓先生在间隔近30年中先后发表的论文中指出，中国“三燕”时期直至隋唐时的马具在朝鲜半岛的流传，其历史背景复杂。但有一个条件是共同的，即高句丽、百济、新罗（乃至日本）启于晋唐时期的马具流传，与中国大陆（特别是中国东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十分巧合的是，关于后者韩国新罗、百济时期的庆州、公州、光州一带，正是1994年秋本书两位作者赴韩考察过的半岛故地之一。其城址中出土的贞观十九年（645）的唐代皮甲，很可能与唐太宗第一次（贞观十九年）东征及其以后，联合新罗攻打高句丽，进入新罗、百济的联军有关。这些晋唐马具（含三燕）不论因什么渠道流传东土，从东北亚交通史上看，都是交通史迹的“文化再现”。综上所述，东北亚马具文化在东北亚交通史上的多元意义正在于此。它同“佛教文化”东传一样，在中国东北和东北古代交通史上是颇具研究潜力、值得独书一笔的重要文化篇章。

【注释】

[1]前引《太平寰宇记》卷四十九引《冀州图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四库全书本，1987年版，第469—470页。

[2]《资治通鉴》卷九十五《晋记十七》，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3102页。

[3]《魏书》卷四《帝纪·世祖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 年版，第81页。

[4]《水经注》卷六“濡水”条， 王国维校本，引自《王国维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82页。

[5]《太平御览》卷三百二十六《兵部》引《三国典略》。

[6]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八。

[7]《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29页。

[8]《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835页。

[9]“要路沟”和“凡城”，均经喀左县博物馆刘新民先生亲自调查，在1985年曾当面奉视其调查材料。 其后又经实地调查。

[10]《晋书》卷一百零九《载记第九》“慕容皝”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818页。

[11]孙进己、王绵厚：《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第二章“右北平郡广城县”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0页。

[12]《晋书》卷一百零九《载记第九》“慕容皝”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821页。

[13]《资治通鉴》卷一百零六《晋纪二十八》“孝武帝太元十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3349页。

[14]《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年版，第57页。

[15]《太平御览》卷二百二十六。

[16]《资治通鉴》卷九十八《晋纪》“穆帝永和六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3102页。

[17]同前引《晋书》卷一百零九《载记第九》“慕容皝”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821页。

[18]《资治通鉴》卷九十八《晋纪二十》“穆帝永和六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3102—3103页。“赵”指后赵石遵。

[19]《太平御览》卷三百二十六《兵部》。

[20]《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一《河北道》引《十六国春秋》。

[21]详王绵厚：《两晋南北朝辽宁建置地理述要》，《东北地方史研究》1985年第3期。

[22]《晋书》卷一百零九《载记第九》“慕容皝”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816页。

[23]参见本书第四章。

[24]《通典》卷一百七十八《州郡八》“柳城郡”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88年版，第4716页。

[25]《资治通鉴》卷九十八《晋纪二十》“穆帝永和六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3102—3103页。

[26]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资料汇篇》（内刊本）， 第2页。

[27]王绵厚：《东汉辽西郡治“阳乐”新探》，《辽宁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第二辑），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249页。

[28]《晋书》卷一百零九《载记九》“慕容皝”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816页。

[29]《热河志》卷九十八“古迹条”引《十六国春秋》。

[30]《太平寰宇记》卷七十《河北道》。

[31]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中国历史地名辞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13页。

[32]《水经注》卷十四“白狼水”条，王国维校本，引自《王国维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89页。

[33]详参王绵厚：《大凌河水系历史地理考辨——兼与张博泉同志商榷》，《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第200—203页。

[34]《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十六》“长孙晟”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版， 第1331页。

[35]《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十六》“长孙晟”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版， 第1331页。

[36]《水经注》卷十四“大辽水”条，王国维校本，引自《王国维全集》第十二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491页。

[37]引自《汉唐地理书钞》，光绪十八年辑本。

[38]《元和郡县补志》卷三《河北道》“营州”条。

[39]《中国文物地图集·辽宁分册》（下），西安地图出版社2009年版，第433页。

[40]《魏书》卷一百《列传八十八》“乌洛侯”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224页。

[41]《魏书》卷一百《列传八十八》“失韦”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221页。

[42]［日］津田左右吉：《室韦考》，《满鲜历史地理研究报告》第一册。

[43]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81年第2期，第99页。

[44]《晋书》卷十四《地理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427页。

[45]引自王健群：《好太王碑研究》第五章“好太王碑文中几个重要问题的考释”，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7页。

[46]王绵厚：《好太王碑永乐五年诸城及交通地理再探考》，《纪念好太王逝世1600年学术讨论会文集》，通化·2012年。

[47]《三国志》卷四《三少帝纪》“齐王芳”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119页。

[48]《魏书》卷九十七《列传八十五》“海夷冯跋”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128页。

[49]见本书第四章第二节。

[50]详王绵厚：《好太王碑永乐五年东征“出襄平道”地理考探》，《高句丽与东北民族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页。

[51]孙进己、王绵厚主编：《东北历史地理》第二卷第三章“辽东高句丽山城”，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3页。

[52]《新唐书》卷四十三《地理志七下》，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1147页。

[53]《旧唐书》卷七十七《韦挺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2671页。

[54]王绵厚：《高句丽古城研究》，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第78页。

[55]《辽宁史迹资料》“新城”条，1962年内刊本。

[56]《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区部分资料汇编》，第80页。

[57]详王绵厚：《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第四章“木底城”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58]详王绵厚：《隋唐辽宁建置地理述考》，《东北地方史研究》1986年第1期。

[59]《隋书》卷六十《段文振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版，第1459—1460页。

[60]《辽海丛书》第四册《翰苑·蕃夷部》，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2页。

[61]《辽海丛书》第四册《翰苑·蕃夷部》引《十六国春秋·前燕国》，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2页。

[62]《新唐书》卷三《高宗本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5年版，第66页。

[63]《大清一统志》卷三十六《兴京山川》“苏子河条”，《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引此条。

[64]《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

[65]《满洲历史地理》（上）第三篇“南苏水”条。

[66]郭守敬：《前汉地理图》第1图。

[67]《辽海丛书·翰苑·蕃夷部》卷三十“高丽”条，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第2702页。

[68]［日］津田左右吉：《勿吉考》，《满洲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15册。

[69]干志耿、孙秀仁：《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第208页。

[70]金毓黻《东北通史》：“勿吉之国都应在今吉林之北部。”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翻印本，第170页。

[71]［日］池内宏：《勿吉考》，《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15册。

[72]《三国史记》卷二十《高句丽本纪》，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页。

[73]《魏书》卷一百《列传八十八》“勿吉”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220页。

[74]《魏书》卷一百《列传八十八》“勿吉”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220页。

[75]《魏书》卷一百《列传八十八》“勿吉”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221页。

[76]《资治通鉴》卷九十七《晋纪十九》“穆帝永和二年正月”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3069页。

[77]《永吉县文物志》第74—79页。

[78]《北齐书》卷七《武成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年版，第92页。

[79]《十六国春秋·前燕录》载：前燕皝改柳城为龙城，遂迁都，号曰和龙宫。

[80]《魏书》卷九《肃宗纪》“熙平二年（517）九月”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26页。

[81]《北史》卷九十四《列传八十二》“奚”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3126页。

[82]《北史》卷九十四《列传八十二》“契丹”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3127页。

[83]参《集安牟头娄墨书墓志》，载武田幸男著，刘力译：《牟头娄一族与高句丽王权》，《东北亚历史与考古信息》1986年4期，第11—30页。

[84]《册府元龟》卷九六九《外臣部》朝贡二。

[85]《册府元龟》卷九七五《外臣部》二十《襄异第三》。

[86]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81年2期，第1—7、99页。

[87]《魏书》卷一百零八《礼志》，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738—2739页。

[88]《魏书》卷一百《列传八十八》“乌洛侯”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224页。

[89]《唐会要》卷九十六《室韦》。

[90]详白鸟库吉著，方壮猷译：《东胡民族考》下册《失韦考》，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25—56页。

[91]［日］津田左右吉：《室韦考》，载《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一册；方壮猷《室韦考》，刊《辅仁学志》第二卷第二期。

[92]《明太宗实录》卷五十五“永乐六年三月壬申”条：“戳儿河女直野人头目忽失歹、安若等来朝，命勿失歹为福余卫指挥佥事，安苦等为千百户镇抚，赐钞币有差。”明代福余卫，居住在以今嫩江上游为中心南到洮儿河，东到乌裕尔河的广大地区。

[93]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1年翻印本，第174页。

[94]曹廷杰：《东三省舆地图说·嫩江陀喇河喀鲁伦河黑龙江考》，《辽海丛书》第四册，辽海出版社1984年版，第2253页。

[95]［日］白鸟库吉著，方壮猷译：《东胡民族考》，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25—56页。

[96]详王绵厚：《略论呼伦贝尔草原南北古代交通——远溯从“丁零”、“室韦”到蒙元的族系演变》（未刊）。

[97]［日］白鸟库吉、箭内亘等：《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 第347—356页。

[98]［日］津田左右吉：《安东都护府考》附录一，见《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一册，1915年版。

[99]其以今沈阳为第三玄菟郡所在，实际应在今沈阳市东20公里的上伯官屯汉魏古城。

[100]《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第347—356页。

[101]［日］津田左右吉：《安东都护府考》附录一：《关于高句丽时期的新城、木底城及南苏城》，原载《满洲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一册，1915年版。《民族史译文集》（第十三辑），1985年版，第234—238页。

[102]［日］今西春秋著，高洁等译：《高句丽的南北道和南苏、木底》，见《民族史译文集》（第十三辑），1985年版，第217—226页。原文见《青丘学丛》第22号，1935年10月。

[103]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集安县文物志》，1984年版，第53—55页。

[104]王绵厚：《西汉时期的玄菟郡“帻沟娄”城与高句丽早期“南北二道”的形成——关于高句丽早期历史文化的若干问题之六》，《东北史地》2008年6期，第50—53页。

[105]《资治通鉴》卷九十六《晋纪十八》“成帝咸康五年（339）九月”条胡三省注：“新城，高句丽之西鄙，西南傍山，东北接南苏、木底等城。”《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高丽传》：“新城是高丽西境镇城，最为要害，若不先图，余城未易可下。”

[106]《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四《晋纪三十六》“安帝义熙元年（405）正月戊申”条。

[107]《资治通鉴》卷九十六《晋纪十八》“咸康五年（339）九月”条：“（慕容皝）击高句丽，兵及新城。”

[108]《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一《晋纪三十三》“安帝隆安四年（400）二月”条：“燕王盛自将兵三万袭之，以骠骑大将军熙为前锋，拔新城南苏二城。”

[109]《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二，隋大业九年随征高丽，仁恭进军至新城。《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东夷传》“高丽”条：贞观二十一年三月，李勣“率营州都督兵，繇新城道以进，次南苏、木底”。同书乾封二年正月：“（李）勣引道次新城。”

[110]《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高句丽”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82年版，第843页。

[111]《后汉书》卷二十三《郡国志》“玄菟郡”条，刘昭注引《东观书》：“安帝即位元年（107），分三县。”

[112]《后汉书》卷八十五《东夷列传》“句骊”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65年版，第2814页。

[113]［日］白鸟库吉等：《满洲历史地理》第一卷，第347—536页。

[114]［日］津田左右吉：《安东都护府考》附录一：《关于高句丽时期的新城、木底城及南苏城》，原载《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第一册，1915年版。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社会历史室资料组编译：《民族史译文集》（第十三辑），1985年版，第234—238页。

[115]《晋书》卷一百零九《载记第九》“慕容皝”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822页。

[116]《魏书》卷一百《列传八十八》“高句丽”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214页。

[117]《晋书》卷一百零九《载记第九》“慕容皝”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822页。

[118]《资治通鉴》卷九十七《晋纪十九》“穆帝永和二年”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6年版，第3069页。

[119]沈阳市文物工作组：《沈阳上伯官屯汉魏墓葬》，《考古》1964年11期，第532—557页。

[120]沈阳市文物工作组：《沈阳上伯官屯汉魏墓葬》，《考古》1964年11期，第532—557页。

[121]徐家国等：《辽宁抚顺县刘尔屯西汉墓》，《考古》1983年11期，第989—991页；王增新：《辽宁抚顺市前屯、洼浑木高句丽墓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10期，第529—542页。

[122]徐家国：《汉玄菟郡二迁址考略》，《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3期，第116—117页。

[123]佟达、张正岩等：《辽宁省新宾县黑沟高句丽早期山城》，《文物》1985年2期，第46—51页。

[124]吉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吉林通化市江口村和东江村考古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7期；中央民族学院编写组：《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编》， 第34页。

[125]方起东：《告林安高句丽霸王朝山城》，《考古》1964年2期；《集安县文物志》，第69—71页。

[126]《集安县文物志》1984年内刊本（下同），第55页。

[127]《集安县文物志》第76—78页。

[128]《集安县文物志》第54页。

[129]《集安县文物志》第193页，实物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130]《北史》卷九十四“高句丽”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3112页。

[131]王绵厚：《西汉时期的玄菟郡“帻沟娄”城与高句丽早期“南北二道”的形成——关于高句丽早期历史文化的若干问题之六》，《东北史地》2008年6期，第50—53页。

[132]王绵厚：《辽东“二江”与“二河”上游青铜文化与高句丽起源》，载《高句丽与濊貊研究》，哈尔滨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133]以上诸城多考见王绵厚：《高句丽古城研究》第五章，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134]以上诸城多考见王绵厚：《高句丽古城研究》第五章，文物出版社2002年版。

[135]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史》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

[136]《晋书》卷九十七《四夷传》“马韩”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 第2533页。

[137]《晋书》卷九十七《四夷传》“倭人”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 第2535—2536页。

[138]《晋书》卷九《帝纪九》“简文帝”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 221—223页。

[139]《宋书》卷九十九《夷蛮列传》“高句骊”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392页。

[140]《宋史》卷九十七《武夷列传》“百济”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393页。

[141]《南齐书》卷五十八《东南夷》“高丽国”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2年版 ，第1009—1012页。

[142]《梁书》卷五十四《诸夷》“高句骊”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3年版，第803—804页。

[143]《魏书》卷一百《列传八十八》“高句丽”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213—2215页。

[144]《魏书》卷一百《列传八十八》“高句丽”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216—2217页。

[145]《周书》卷四十九《异域上》“高丽”条，中华书局标点本，1971年版，第884—885页。

[146]《晋书》卷一百零九《载记九》，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版，第2821页。

[147]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朝阳市古塔博物馆编：《朝阳北塔：考古发现与维修工程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148]详方启东：《集安东台子高句丽建筑遗址的性质和年代》，《东北考古与历史》1982年1期。

[149]刘永智：《幽州刺史墓考略》，《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第87页。

[150]李亨求：《汉城风纳洞百济王城之发现及其历史的认识》（据作者2001年亲赠打印稿）。

[151]《三国史记》卷二十三《百济本纪第一》“温祚王”条，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274页。

[152]《三国史记》卷二十四《百济本纪第二》“枕流王”条，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6页。

[153]东潮、田中俊明：《韩国的古代遗迹》，中央公论社1995年版，第120页。

[154]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日本奈良文化研究所编：《东北亚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20页。

[155]详林声、彭定安主编《中国地域文化通览》（辽宁卷）第四章第一节“骑射文化”，中华书局 2013年版，第2002页。

[156]详徐基：《关于鲜卑慕容部遗迹的初步考察》，载《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157]详田立坤、李智：《朝阳发现的三燕文化遗物及相关问题》，《文物》1994年11期。

[158]详杨泓：《中国古代马具的发展和对外影响》，《文物》1984年第9期。

[159]杨泓：《中国古代皮甲》，《中国文物报》2012年3月2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