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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计的转换

时间:2022-03-2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据1902年至1911年海关报告:“一个颇有规模的、以供应市场为目的的菜园行业已经兴起,这种形式正在广泛地被采用,特别是在上海近郊。”[25] 这里的“上海近郊”,不仅包括离城较远尚未解体的乡村聚落,也包括紧贴城市边缘,其内在结构已经发生更易的城周聚落。上海城周聚落解体的过程与机制,在近现代太湖以东平原水乡聚落的生态演变中具有典型意义,有助于我们对水乡聚落在城市化时期的演变机制进行归纳。
生计的转换_水乡聚落:太湖以东家园生态史研究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本地乡民原以农业为主的谋生手段,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生着变迁。

河道体系的淤塞,使传统农业难以维持,许多乡民愤怒地向当地政府或城市当局控诉,希望改善农业环境。1926年1月13日,蒲淞市二十九保一图董事王佐才等致函工部局,要求恢复阻塞的河道:“敝图内于去年由贵局开筑麦克劳路(Macleod Road,今淮阴路),中间有周家浜,南通蒲肇河,北通新泾港,内地数千百亩田地灌溉,实利赖之。数月前已经建筑木桥,兹闻此浜忽欲改排瓦筒,将来黄梅水涨,洩泻阻滞,实与农田水利大有妨碍,恳请贵局仍建木桥,在贵局所费无几而对于地方人民受益匪浅,实用特具函请为查照施行为荷。”[19]一些地方农田无以灌溉,农民“群起而责问”[20],但大多收效甚微或不了了之。上海道契中也有不少农民要求整治河浜的案例,但多数久拖不决。城市扩张的大势,终究淹没了近城农民要求改变水环境的诉求。

农业环境变差,农业的吸引力在下降,而城市的吸引力却在增强。于是有门路的人在城市找到了新的赚钱方式。部分人看准机会,将自有的土地卖给了城市地产商;还有一部分人由于离城稍远,售卖的机会不大,将土地租佃给外来户耕种。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有许多本地的农村人在城市的工厂中工作,他们的生活方式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上海周边)村民衣着和一般外表已有了显著改善,这些村民在走向进步的历程中,已从贫苦和不足的状态逐渐改变为中等程度的舒适和富裕状态,特别是妇女和少女更是如此。随便哪个下午,都可以看到从闸北和杨树浦口各厂家走出愉快和看来满足的人群,他们当中大部分人的情况能得到改善,同大型地方工业的建立有关。”[21]

最初,本地人虽然在市区的工厂劳动,但仍然还居住在村庄内自家的房屋,土地也只是出租给他人。正像公共租界工部局报告所称的那样:“这里很多年前建起的工厂,从就近的农村吸纳了大批劳动力,这些工人不仅拥有自己的房屋,还拥有自己的土地。现在租界周围仍然有不少这样的村庄。”[22]但随着市区的扩大和城市实力的增强,周边聚落的本地人中从事传统农业的逐渐减少,其居住地也移向市区。1951年对漕河泾三联行政村31户本地家庭户主的职业和居住地进行调查,发现工商户有8户,工人户有18户,仍然从事农业的只有5户。其中18户工人家庭的实际居住地均不在村庄内,地址分别是天钥桥路赵巷14号、西康路697弄、虹桥路254号、肇周路平江里1号、永嘉路371号、常熟路38号、漕泾镇44号、小南门南仓街、浦东白莲泾50号、文庙路260弄、武康路38弄、合肥路148弄、永寿路60弄、徐家汇路、宁武路73弄等[23]。对漕河泾镇甲申、胜利等行政村以及姜家堰、沈家宅自然村本地人的居住地统计,也显示了同样的特征。

本地人转向城市谋求生路,空出的土地给外来贫困人口提供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以江北人为例,他们中许多人在家乡就以种田为生,来沪后没有别的技能,租田来种倒是较好的生路。在1951年龙华镇的土地调查中,大部分租种土地的佃户为外来户,租种的土地面积一般都在5亩以下[24]。有时较大规模的土地也租给有实力的“二地主、三地主”,由他们再分租给外来的贫苦人。不过,这时传统的种植结构已发生了变化。租佃人根据变化了的水环境,也适应城市的需求,不再沿袭以稻、棉为主的传统种植结构,而是以种植花卉、蔬菜为主。据1902年至1911年海关报告:“一个颇有规模的、以供应市场为目的的菜园行业已经兴起,这种形式正在广泛地被采用,特别是在上海近郊。”[25] 这里的“上海近郊”,不仅包括离城较远尚未解体的乡村聚落,也包括紧贴城市边缘,其内在结构已经发生更易的城周聚落。

棚户区人口在城市找到工作相当困难,且职业缺乏稳定。根据不同时期的棚户区人口职业统计,人力车夫、临时雇工一般占有较大比例,其次是小商小贩、小手艺人,还有部分无业者。除此之外,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它所依附的村庄里找到了饭碗,那就是租地来耕种。据1949年10月份上海市政府对8239户棚户区居民的职业调查,在附近村庄种田的共有2291户,占总户数的1/4强[26]。今天许多棚户区居民也回忆说,他们的上一代刚来上海时是租种菜田赖以谋生。

本地人的职业和居住地越来越多地转向城市,标志着城周乡村聚落的进一步解体,而棚户区人口由于可种田作为谋生的重要辅助途径,也提高了留居下来的机会。老的居民大部分留下来,新的外来人口又不断加入,使棚户区的规模逐渐扩大,这种社区也顽强地得以延续。1949年上海市政府对8239户棚户区居民的调查显示,已有2079户居民的居住年数超过20年,居住年数在10-20年之间的有1170户[27]

上海城周聚落解体的过程与机制,在近现代太湖以东平原水乡聚落的生态演变中具有典型意义,有助于我们对水乡聚落在城市化时期的演变机制进行归纳。目前在青浦、松江等农村地区,大量农民离村,外来人口租种乡民土地、搭建简屋或租屋居住的现象亦很常见,与之相伴的是河道的严重淤塞、环境污染与农田的抛荒,这与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乡村聚落解体过程有诸多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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