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门赶场求生计

1949年天津解放初期，我跟着父亲在天津的小梨园、玉壶春、大观楼赶场说相声，那阵还没叫曲艺呢，叫杂耍园子。

当时小梨园的演出阵容很强，单弦大王荣剑尘攒底，郭荣起倒二，后来小彩舞(骆玉笙)从上海回来了，当时的规矩是京韵大鼓攒底，所以由小彩舞攒底，荣剑尘就成了倒二，郭荣起也就改倒三了，可仍相当于相声的攒底。前边是王佩臣、杨曼华、花小宝、王毓宝(因为王毓宝要赶场，所以排在中场)，再往前是常宝霖(二蘑菇)、郭全宝、变魔术的于华民老师，前场还有天津时调啊什么的，一共得十六七场节目了，每天得从晚上七点来钟演到十一二点。我们爷儿俩也排在前场。

当时荣剑尘名气很大，拿大包银，剧场方面还为他安排住宿，在交通旅馆五楼为他包了房间。因为我大爷爷曾经为他伴奏弹弦，我父亲叫他大爷，我喊他爷爷，我还经常给怹老点烟，他的烟袋很讲究，一天一换，乌木的杆，白铜的锅，翡翠的烟嘴，还有秋厥的(也叫虬角，是海象牙染色制成的，很珍贵)。

小梨园有六个大包厢，每个包厢能坐六个人，永远满着，坐着的观众都是穿水獭领、戴水獭帽的有钱人。刚解放时，资本家的生活还没什么变化，贵宾席都是这些有钱人家长期包着，可前场演出人家不喜欢看，得到中后场时，包厢和前三排才能坐满。

当时郭荣起先生一个月的包银就是五十万元(当时流通的是第一套人民币，高面值的是一万元，最高面值是五万元。后来为了便于统计，发行了第二套人民币，最低面值是一分，最高面值是十元。二者的比例大致为100比1)，常宝霖(二蘑菇)和郭全宝两人十万，我们爷儿俩是六万，当时的一万差不多相当于后来第二套的一元吧。

为什么我们的包银这么低呢？因为老板觉得我们当时算是可有可无的演员，有你五八，没你四十，你们上场就为了占时间。就这个我们还要感谢老板能用我们，这就算是“赏饭”了。

可这些钱不够用的，我们就要赶场。从小梨园演完了出来坐蓝牌电车，头一站是锦州道那叫梨栈，下面是鞍山道四面钟，下一站中原公司百货大楼，再往下一站是芦庄子，接着是美琪电影院，就在现在人民剧场斜对面，再下一站南市，我下车去玉壶春演一场，玉壶春的攒底是马书麟的正宗刘派京韵大鼓，她的父亲马砚芳、哥哥马涤尘都是著名弦师；倒二是王佩臣的乐亭大鼓，还有石连成的单弦，她是荣剑尘的儿媳妇，大高个，艺术太好了，还有王毓宝的天津时调，我们是中场相声，后场相声是郭全宝、常宝霖，前场相声是王长友、赵振铎。

我和赵振铎那时都不大，贪玩儿，没事就一起在外面“玩弹球、扇毛号”。有一次玩得太高兴了，忘了演出的事了，该上场了还在那拍呢，我师叔王长友和我父亲来催场，很生气，一人给了我们两巴掌，王毓宝正在旁边，直给我们说情，说别打了都是孩子。到现在我还感谢王毓宝先生的恩情。

我们演完后出来，再坐蓝牌电车经过东南角、马棚胡同、东门、崇仁宫、那有个楼叫青年会，后来改少年宫了，再到东北角官银号，在那再演一场。白天三场，晚上三场，我们爷儿俩一天六场，一个月挣三十来万，有时晚上还得“上地”，去地道外邓四书场，再赶去说一段，那阵茹少亭、武魁海他们也在那说。

我们去那就不能拿整份的了，赶上了就说一段，实在忙了就不去了。反正那阵我一天得说七八段相声，帮着我父亲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