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的后结构女权主义

与李小江的市场女权主义相比，戴锦华对唐纳·哈拉维所提出的实行控制信息系统的敏感性更要明显一些。每一位理论家，几乎所有属于不同思想团体的同时代的人，都同样专注过历史词语误用“女性”。正像我们所看到的，李小江的早期著作使用过优生学的、异性恋的和遭鄙视的女性身体来解决女权主义思想中的妇女问题。戴锦华也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对真实的女性整体寄予想象。但是在戴锦华的领域中，以女人身份出现的过去和今天的妇女们所留下的痕迹还不能在当代被表现，只能在为了的某个时候才可以被表现出来，也就是女性自己在理论和实践以及日常的女权主义思想中解决了妇女问题的时候。

戴锦华以尊敬之心分享李小江的观点，即中国革命以社会主义制度下男性化的平等和违反基本性别差异的方式，背离了历史的逻辑，也背离了自然。然而，戴锦华的政治从三方面与之不同：

第一，在李小江的市场女权主义把其与国家发展政策联系起来之时，戴锦华的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乌托邦抵抗的反资本主义政治。

第二，当李小江赞同发展意识形态，只要它承认妇女的特殊需求时，戴锦华却对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对欲望的女性化提出了保留意见。

第三，当李小江看上去还在支持分裂的普遍理性的主体时，戴锦华已经开创了一种起因于嫌恶的文化批评，想让妇女的真实性保留在未决状态，妇女与理性的关系不可表现。

戴锦华的精神分析女权主义，以一种更改置换的形式从中国进步论女权主义中延伸和分离出来。她仍然将基本权力问题归属于性差异，戴锦华把性和生育问题分离开来并扩充了它，性差异对人格来说是重要的，而对民族的种族生存力而言却不是。

1989年，戴锦华和孟悦出版《浮出历史地表》一书，指出，中国女性的命运与中国历史命运之间有着异常密切的错综纠缠。她们把历史改变成为一个分析性的、男性的、人类的主体。根据其理论——历史的解释，在封建秩序的建立及其被资本主义推翻之间的岁月里，中国妇女一直是一个受挫的性别，藏匿于历史的无意识之中。为了掩饰其战胜了女性的象征性胜利的野蛮残忍，男性抹煞了女性自身以及她们用以表达自己真实的反真理或与男性差别的能力，男性不仅用父权命名女人取代了女性自身，还竟然抢占了他们给予其直接控制下的女性菲勒斯崇拜主体性。当然，女性保住了自己社会统治的秘密以及在适当的历史时机以此来颠覆父权意识形态的潜力。封建女性是“一种职能、工具而非主体，她是，女、母、妻妇、媳，而非女性。”^[89]

90年代末，戴锦华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全球化的社会紧迫性的理论，必须根据当前的困境重新改造。作为一个理论家来说，戴锦华的研究既是国际女权主义全球思潮的部分，又是本民族情形中相当实用的策略。中国的女权主义不管为其提供基础和依据的推动力来自理论优生学、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女权主义理论，中国的女权主义完全不是地方主义的，而是一个流动着的理论。这一点，戴锦华对后结构主义或反本质先于存在的马克思女权主义的辉煌重构就是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