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炎帝、蚩尤之战而建立起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以后，黄帝把寻求治邦安民之道建立在遍访天下贤明之士的基础上。为此，他不辞艰辛，连续奔波，走王屋而受丹经，越鼎湖而飞流珠，登崆峒而问广成，上具茨而事大隗，适东岱而奉中黄，入金谷而咨滑子，论导养而质玄素二女，精椎步而访山稽、力牧，讲占候则询风后，著体诊则受岐伯、雷公，审攻战则纳五音之策，穷神奸则记白兽之辞（《抱朴子》）。足迹所及，“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崆峒，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史记·五帝本纪》）。
在黄帝之前的早期母系氏族社会，既没有压迫、奴役和强加于氏族成员身上的法律、刑罚、监狱、军队等其他暴力统治，也没有凌驾于群众之上的暴力统治者，全休氏族成员按照传统习惯，在协调一致、和睦平等的环境中集体劳动和生活，到了距今五千年左右的黄帝时代，情况则有所不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在每个氏族、部落内部和各个氏族、部落之间，由于利益的冲突，不断发生一些或大或小的纠纷，“以强胜弱，以众暴寡”的现象时有所现，从前那种按照传统习惯行事的做法在现实中已经失去了一定程度上的效用，因此迫切需要一套能够适应社会发展的治世方略。可以说，这就是黄帝游历天下的目的所在。看来黄帝是达到了目的的。
黄帝的巡游，一方面扩大了黄帝族的声威与影响，从而使黄帝的势力范围日益拓展，诚如《轩辕黄帝传》所说：“帝所理天下，南及交阯，北至幽陵，西至流沙，东及蟠木。”另一方面使黄帝游历之处的外族人民受到深深的感化，他们在黄帝仁义之德的感召下，纷纷前来向黄帝族朝贡，首先是诸北、儋耳之国来向黄帝族贡献礼物（《淮南子》），接着南夷族乘白鹿献上美酒（《宋书·符瑞志》），后来四方之外族人都不断地前来朝贡（《尸子》）。外人朝贡进一步加强了黄帝族与其他族的友好往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就为黄帝族和其他族的融合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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