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城市更新与绅士化引发的社会变迁效应

4.3.2　西方城市更新与绅士化引发的社会变迁效应

西方城市更新与绅士化现象作为战后西方国家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所出现的复杂城市社会结构变迁形式，其衍生与发展都掺杂着复杂的经济与社会变数。尽管西方许多学者承认并研究了绅士化现象及其所产生的影响，但对绅士化的过程和效应却有着褒贬不一的看法。尽管绅士化的确重塑或深刻地改变了城市中心部分地区的社会人文景观与建筑物质空间景观，但它只发生在西方国家的部分城市（有衰落现象的城市）中，而且在这些城市它也不一定是主要的发展力量。城市中心区更新与复兴仍然是指定的区位，或者说有明显价值优势的区位，城市原有的一些传统意义上的贫民窟仍然没有复兴的迹象（张鸿雁，2001）。此外，“近年来它的影响似乎已经下降。绅士化变革的步伐、空间范围和影响，不论其正、负效应都被系统化地夸大了”（Bourne L S，1993）。简略而言，其所引发的社会变迁效应可以概括为以下2方面。

1）正面效应:作为城市中心地区再生的主要力量，带动了城市中心城区的复兴

西方城市更新运动可以看作是在西方国家转型环境中，对城市特定地区在转型期中应对危机、创造机运的一种行动回应。至1990年代，城市中心区通过更新改造来吸引中产阶层的回归，已成为大多数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增长策略的主题之一。西方一些发达城市在对中心城市进行更新和复兴式的改造中，极为注重提升城市中心区人文环境质量并倡导多元的社会氛围，使一些城市中心区成功地重新成为企业机构投资和跨国资本投资的重心。以欧盟地区的城市复兴计划为例，其城市开发项目由欧洲地区开发基金和地方政府联合提供资金，并于1989年开始实施，主要解决没落城市中心的经济和商业恢复问题。在欧洲31个被支持的项目中，主要集中于法国、英国和德国衰落的城市内城地区（Balchin，et al，1999）。到1990年代中期，欧洲地区开发基金已明显地帮助建立企业，产生就业机会，使城市内城地区的人气与经济活力开始回升（CEC，1994）。

2）负面效应:加剧了城市社会空间极化等社会矛盾

根据西方学者奥洛克林与弗里德里希（1996）的研究，绅士化过程（gentrification）已经成为导致低收入者住房短缺的一个重要原因。西方城市更新与绅士化在促进了中心城区的繁荣的同时，由于城市改造和房地产机构的推波助澜作用，大面积的旧城区被改造成高层公寓、高档商务写字楼，城市白领和城市富裕阶层大量侵入这一原本由低收入为主的市民居住区，这样就形成以高收入阶层居住为主新建的高档居住区与原住贫困阶层居住的旧城区并置的城市社会空间形态。“一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57个中产阶级化的社区（gentrified neighborhoods）中76%的房租增长超过50%，74%住房的价值增长了50%甚至更多，而这57个社区中71%的税收额都有所增长。”^[15]中产阶级重返市区，导致周边地区房产升值，使原有的贫困人口或外来移民无法继续在此生活，不得不迁移聚居到另外的地方，破败的贫民窟在城市的其他地区重新出现。因此，在房价的“过滤”和社会经济差异的“分选”机制的作用下，整个城市中心城区的社会空间逐渐形成高贵化与贫困化并置的空间极化状况。城市更新及其所引发的城市社会空间效应之一则是使城市变得更加“分化”、“碎化”和“双极”化（Fainstein，et al，1992）。

回眸战后西方“城市更新”的半个多世纪演进历程，虽然其从诞生之日就饱受争议，更新改造的结果也往往不尽如人意，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抵抗了郊区化以及社会经济转型的负面效应，并有效地促进了部分城市中心地区社会经济的复兴。城市更新的内涵逐步由单一物质目标转向综合多元的行动计划与社会政策，社会、文化等要素在更新的实践之中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贯穿于西方城市更新演变历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总是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以及社会反响迅速作出反应，制定灵活的更新政策与法案（如英国城市自1970年代末全面推动“城市再生”以来，近30年的城市发展政策紧密地结合城市的更新目标，相关的行动法案、基金补助成为配合城市再生的辅助手段，表4-3），通过这些政策与法案来逐步修正城市更新计划目标乃至调整执行实践的方向。此外，还积极探索多元的合作模式，灵活引导私人、地方团体参与更新过程，以共同促进城市更新目标的实现。

表4-3　1970年代以来英国城市更新政策与计划一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