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战后西方城市郊区化发展的大浪潮中，“绅士化”犹如一支令人印象深刻的社会结构变迁“插曲”，虽然规模相对较小，却对西方城市中心区的复兴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绅士化与城市更新_体制转型与中国城市空间重构
4.3 绅士化与城市更新
“在城市发展的生命周期中，当其经历了增长—衰退—复苏后，仍然持续地朝上升的方向来发展，这时，我们称之为城市发展”（保罗·贝尔琴，戴维·艾萨克，2003）。自城市诞生之日起，广义上的城市更新作为城市的自我调节机制就存在于城市发展历程之中，它既是对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环境转换的行动与政策的响应，同时也是对城市不断发展演变的多样化生活方式的适应。而狭义上的城市更新则起源于二战以后，其最基本的推动因素主要有2方面:一方面，战争给城市带来的毁灭性创伤需要复苏与修建；另一方面，战后迅猛的郊区化以及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所导致的西方城市中心区的经济结构性衰落，迫切地需要对日益衰败的内城区进行振兴。值得注意的是，战后尤其是1970年代以来的西方城市更新更倾向于“城市复兴”、“城市再生”等的表述，使得这一举措或政策既有物质建设方面的含义，也包括了社会与经济复兴的意义（程大林，张京祥，2004）。
受篇幅所限，本节对城市更新的理解更注重分析它作为西方城市社会经济转型期间的一项城市发展的政策和举措的社会意义，以及它所引发的城市社会结构变迁的空间效应等。为此，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视角检视二战后西方国家的城市更新历程，其所引发的社会变迁现象最显著的则莫过于1970年代兴起的“绅士化”运动。在战后西方城市郊区化发展的大浪潮中，“绅士化”犹如一支令人印象深刻的社会结构变迁“插曲”，虽然规模相对较小，却对西方城市中心区的复兴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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