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廷枢的悉心经营

二、唐廷枢的悉心经营

官权的庇护，为开平煤矿营造了有利的发展环境。客观环境固然有利，但开平煤矿的发展同样离不开唐廷枢的精心擘划。如果没有唐廷枢的苦心经营，开平煤矿的业务不可能蒸蒸日上，也不会成为当时经营最为成功的企业之一。

(一)积极稳妥的经营理念是开平煤矿成功的基石

凡事预则立。作为一位有丰富经验的商人，唐廷枢深知任何选址的不慎或疏漏，其所导致的结果必将是致命的，这在中国已有前车之鉴。唐廷枢在每一个行动之前皆进行审慎的考察，力图使作出的决定建立在仔细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在开平煤矿创办前，他曾遍访开平方圆数十里的地方，并将采回的煤块铁石分寄京城同文馆及英国有名化学师进行化验，然后才提出全面开发开平煤铁矿的可行性计划。这一计划对购置机器的费用、材料、人工、税款、运费、成本、可能获得的利润、运输等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由此肯定了开平煤的经济价值和发展前景，但他仍未草率行事，认为“事体重大，又属创始，必当详核章程，专其责任，局用期于节省，事权不致旁挠，谋定后动，胜算先操，不徒饰以虚文，方克归诸实用”^[111]。在选择开钻地址时又再次连日勘查煤铁各矿，观其成色，“查得开平镇之西二十里乔家屯地方数处所产之煤，比别矿更高，满地皆是，非煤即铁，气脉甚旺，虽二三百年采之不竭”，矿司巴尔将煤块化验，“内中只有土灰二厘三毫，据矿司云，此煤与英国上等之煤相埒”^[112]，才决定就此地开钻。在钻探过程中考察“占地若干，煤层宽厚几何，底煤比面煤较胜若干，煤田有无格石，并下面积水深浅，是否易于开取，然后办机器开井”^[113]。后来在拟议修筑开平煤运河时，唐廷枢同样亲自由涧河口至唐山陡河一带，沿途溯查，对河道宽窄、水流的深浅、淤沙、桥梁、水闸等情况，一一作了详细调查，并绘制成图，为筹措开挖河道作了积极准备。最初拟沿陡河各庄由王兰庄迤西挖叠道旧迹水沟以达芦台大河，但因陡河之水涨落无常，雨多则涨雨少则竭，如按此计划挑挖，水涨时倒不至泛滥但竭时仍无水可增，适逢当年夏季雨泽稀少，其由唐山至稻地一带水不满尺，即使挑而复挑仍然无法持久。后见唐山西南之水不归陡河，胥各庄下杨家泊比王兰庄之地尤洼，水至宁河属之麦子沽而归大河，且该路比王兰庄稻地之大路近十八里，又验得芦河之潮汛实可直抵胥各庄之东北，但其由胥各庄东北至煤厂渐渐而高，必须筑路车运至河头下船，幸运的是相隔只有十余里，除厂外自有小路五六里外只需再添筑八九里。后又查得胥各庄至麦子沽正西南七十里至芦台偏南一度有七十六里，论挑河之费从麦子沽起可省六里，但麦子沽系在芦台正北陆路十八里水路三十六里，如果为省六里之挑费而多走三十六里之大河不甚合算，而且他在该处一带已经购定地亩以作河口之需，其高粱地每亩东钱二十千，荒地不算价。恰好芦台至胥各庄尽属高梁洼地，其间荒地甚多，因此最终还是决定如芦台绅士所请仍向芦台东边挑起为宜。对于施工时间的选择也充分考虑季节的关系，鉴于第二年二月即将运煤，决定在秋收之后趁民间无事时即开办。认为如能赶紧克期，九、十两月或能蒇事，即使所差十数里待来年二月与桥梁一同收工亦不费力，若待来年清明前后开办不但耽延半年，且恐春霖密布洼地又成泽国更无从下手^[114]。可见唐廷枢在筹建和经营开平煤矿的过程中，所有的决策皆建立在周密调查和缜密思考的基础之上，通过调查作出最能俭省费用的决策，这也是开平能够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突出的经营才干及自强不息勇于冒险的精神

唐廷枢(1832—1892年)，号景星，广东省香山县人，“受过彻底的英华教育”，“英文写得非常漂亮”，“说起英语来就像一个英国人”^[115]，曾担任翻译多年，咸丰十一年(1861年)开始被怡和洋行聘请代理该行长江一带生意，成为一名买办^[116]。但精通英文并不是他成为买办的决定性条件，在当时恶劣的市场竞争中，要想在买办这一行业中出人头地，懂不懂英语并不是最主要的，“决定性的条件，是看他有没有和中国商人‘交朋友’的能力，看他自己有没有经济上的实力”，作为一名买办，他“必须具备为他的老板的侵略活动打开局面的条件，而在这一点上，他和中国商人的联系，他在中国商人中的活动能力，都比他的中外语言文字交往能力重要得多”^[117]。唐廷枢集二者于一身，由于精明能干，到同治二年(1863年)就升为总买办。他除了为怡和洋行经理库款、收购丝茶、开展航运、在上海以外的通商口岸扩大洋行势力等经常业务以外，还为他的老板投资当铺、经营地产、推销鸦片、运销大米、食盐甚至染指内地矿产的开采^[118]。随着买办业务的开展，其自营事业也日有所进。为了买办业务和自营商业的需要，唐廷枢还设立了自己的事务所，取得了很好的效益。当时怡和洋行的经理约翰生就公开地说:“关于(怡和)在天津的代理，我猜想C．福士(C．Forbes)的管理效率之提高，在很大的程度上得力于唐景星的事务所。”^[119]而怡和洋行的竞争对手之一的旗昌洋行经理F．B．福士对唐廷枢能力的评论，则从反面证明唐廷枢作为一名买办其能力是无可挑剔的，他说:“在取得情报和兜揽中国人的生意方面，怡和洋行的唐景星乃至琼记的买办都能把我们打得一败涂地。”^[120]在唐廷枢任职轮船招商局前，琼记洋行的R．I·费伦致A．F·侯德的信中对唐廷枢的能力也表示了肯定，他说:“如果人们看到这家(新的中国)企业由唐景星来妥善地管理，那么它一定会找到许许多多的股东。”^[121]

在外国商人那里，唐廷枢的才干得到了高度的评价，在中国商人之中，他也同样获得赞誉。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增长，唐廷枢在担任买办的过程中，还开始了在外国在华企业中的附股活动。在外国在华企业中，华股有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在怡和洋行的华海轮船公司中，第一批的1650股，华商竟占了935股，单是唐廷枢一人的股份，就占公司全部股本的四分之一^[122]。在与怡和无关的几个轮船企业中，他是“粤籍股东团体的发言人和领袖”，他们推举他充当公正和北清轮船公司的董事^[123]。而在北清轮船公司中，“股票有三分之一为唐景星所能影响的中国人所有”^[124]。对怡和来说，“唐景星简直成了它能获得华商支持的保证”^[125]，这些都从侧面说明了唐廷枢在中国商人当中具有崇高的威望和相当的影响力。

随着唐廷枢声望的提高，其在洋务派心目中的地位也逐渐提高，同治十二年(1873年)终于由盛宣怀推荐被李鸿章任命为轮船招商局总办，使濒临破产的轮船招商局起死回生，由此得李鸿章赏识。轮船招商局创办之时，经李鸿章“札委已故道员朱其昂等，领款集股，以揽载与运漕相辅并行。维时资本尚薄，船数寥寥，经理亦未尽得诀，朱其昂恐独力难支，自请专办漕务”。李鸿章遂又“陆续访派道员唐廷枢、徐润总司其事，该二员于洋船贸易一道，素所谙习，厘定章程，广招商股，规模稍扩，自光绪二年冬间归并旗昌以后，轮船添至三十余号，各码头栈房悉占江海形胜，局势益形展拓”^[126]。而唐廷枢也得到了“熟习生意，殷实明干”^[127]的称赞。在唐廷枢离开招商局以后，同招商局有交往的H．B·马士曾说过:“我总认为这是一件憾事……我们不能将唐景星羁縻在招商局内，以至无法利用他的业务才干的长处;毋须给他绝对的管理权，每周两次的董事会议使他的才干得以发挥就可以了。”^[128]这说明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唐廷枢同样是很出色的。

经营轮船招商局的成功固然与其买办的经历有关，但在经理开平煤矿的过程中，唐廷枢同样取得了斐然的成绩。开平煤矿由其一手创办，“竭十余年之心思才力然后规模焕然大备”，而“四方赖其利用者称道勿绝口”，这除了与唐廷枢的精心擘划有关之外，还在于他具有一种甘于冒险坚忍不拔的气魄。在开平矿务局初创之时，人们“未始无耗折之虑”，只因为唐廷枢“负坚忍不拔之志存至公无我之心，不畏难不贪利用能再蹶再振”^[129]才终告成功。卡尔逊在其著作《开平煤矿》中对唐廷枢的这种精神进行了评论，他说:“这位干劲十足的总办，虽然从各方面来攻击他的有愤怒的御使，有迷信的土著，虽然时常有朋友和同情他的人也离弃了他，但他不顾一切，仍然继续推进工作。”^[130]在光绪九年(1883年)金融危机中，唐廷枢也表现出了勇于冒险的精神。“这次严重的萧条使价格暴跌。一般商品无不跌价30%至50%，所有房地产都难以脱手”，唐廷枢持有大约三千股的煤矿股票，“他以此抵押钱庄借到巨款，6到8个月(前)他从市场买进股票，中国人立即跟随他，结果一度市场坚挺，市价上升。隔日他(从正在访问的英国)拍发电报，买进股票以稳定市场，有人替他买入500股左右，每股120两，但是中国人却没有跟他买进，而是在最后阶段准备以115两或更低的价格大量抛售”，虽然有唐景星的“个人支持，普通股票价格也同样暴跌”^[131]，开平股票也一度跌至最低29两，但唐廷枢毕竟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正是唐廷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同样对他十分尊敬。了解他的那些人，特别是外国人，对他的‘现代思想’，他的‘进步精神和博大思想’以及他对‘先进手段的真切的渴望’给予高度的评价”^[132]。在唐廷枢60岁生日时，“中外人民咸欢欣鼓舞绝无间言同申颂祷”，“在津诸西人上自领事下迄各行商人皆预备陈设于戈登堂宏开寿宇而公辞不至，二十一日发电信往请而回电仍固辞，于是李傅相特以所御之火车于二十三日遣派前往必欲迓之以来，公重遵其命乃不复辞乘坐火车而至，惟时车上悬旗车栈结彩，中西人士之前往车栈敬迓者计数十人，鸣炮致词殷勤拜祝，后乃相随至公邸第款以茶酒，始各散。至二十五日戈登堂之祝寿则尤为煊赫无比。泰西各官商为之主，以公为客，而以李勉林黄花农盛杏逊罗稷臣诸方伯为之陪，大门悬挂彩球一路香花排列，堂中悬挂各国彩旗并以前此李傅相所惠寿幛屏幅高揭四隅，并中西各官祝颂公之寿屏寿幔若干幅，其中颂词无非德隆望重，体国安民远来近悦利物济人望重泰西恩深北阙等语，皆足以名副其实非寻常泛泛者可比。……凡于西国语言文字无不精且博而一意为国家大局计，其平日之所建树皆为他人所不敢为亦皆为中国所从来未为”^[133]。而唐山“乔家屯各店铺局中各工人四十八乡绅老子弟同送万民牌伞各件，恭颂景翁德政，极一时之热闹”^[134]。唐廷枢以其才干和品行赢得了中外人士一致的赞赏。

(三)责权分明的管理机构的建立

开平矿务局建立之初，管理机构比较简单(见表2－2－1)。由督办“统操全窑之纲领，由用人开山起至采煤、售煤止，所有用人理财、定章立法、督率稽查均乃督办之责任”^[135]。“矿务所用洋人机司匠人等统归总办会同总矿师节制”^[136]，下设总公事房、总账房、考工房、采办房、机器房、采煤房、监工房、杂务房、卖煤房各司其职。总公事房专管来往公文书信;总账房专管收支银钱账目;考工房开发工人工钱;采办房采购各项材料、机器;库房收管铁厂煤窑机器家生;采煤房专管采煤工人;煤账监工房专管厂内工人;杂务房专管零星日用什物车马及承办一切因公出门差事^[137]。简单而责权分明的管理机构的建立，便于企业有效决策，有序运行，为生产的顺利发展提供了保障。

表2－2－1

资料来源: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编:《开滦煤矿志》第三卷，第8页。

(四)严格的规章制度的建立，提高了生产效率

无规矩不成方圆，唐廷枢从筹办开平矿务局开始，就力求按照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来运营，刚刚建矿，就参照英国煤窑章程，再“因地制宜，量为变通”^[138]制订了各项规章制度，而且根据不同时期所出现的问题不断增修，形成了较完备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包括《开平矿务局开办规条10则》［光绪五年(1879年)］、《办事专条11则》［光绪五年(1879年)］、《工厂规条14则》［光绪六年(1880年)］、《窑工规条32则》［光绪七年(1881年)］、《续增煤窑规条51则》［光绪八年(1882年)］、《卸煤楼规条18则》［光绪十二年(1886年)］、《煤窑雇工作工规条28则》［光绪十三年(1887年)］、《意外须知5则》、《通风煤气用灯专条15则》、《煤窑要略19则》、《窑里放炮专条14则》、《煤矿章程》、《内司事专条》、《煤矿专条》、《洋人司事专条》等，从中可以看出从地面到地下、从最高领导到最底层的工人、从中国人到外国人的职权范围及所应履行的职责、履行职责应注意事项及奖惩等情况无不包括在内，由矿局到各岗位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全都包含在内，既有正常工作的细则，也有对发生意外的应急措施。这些规则的制定既借鉴了先进国家的经验，又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既吸取了以往的教训，又总结了当时的经验，大到工程操作，小到行为规范，详细列出，总的说来，开平矿务局的管理制度是比较完备的。这些规章制度的制定，使工人完全处在大机器工业的生产环境下，久而久之，使这些来自于农民、自由散漫，缺乏组织纪律性的人们逐渐适应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农业组织方式的产业形式，变得守时守信和惯于纪律的约束。这些规章的实施，保证了企业安全、有效的生产，既减少了隐患，同时也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工人队伍，是近代化大企业建立的标志。

(五)开辟运输渠道，筹建销售网点

马克思认为:“货币资本的循环……是以流通为前提的”，“由于卖的速度不同，同一个资本价值就会以极不相同的程度作为产品形成要素和价值形成要素起作用，再生产的规模也会以极不相同的速度扩大或者缩小”^[139]。为了尽量缩短资本在流通领域的时间，唐廷枢积极开辟运输渠道，并广筹销售网点。

“煤矿之利全在运道之便捷，脚价之便宜，销场之畅旺”^[140]，而这一切的前提皆源于交通运输的改善，“运输是整个经济的主要基础”^[141]，运输不畅，成本的降低和市场的扩大都无从谈起。在筹划开平矿务局时唐廷枢就考虑到了交通运输对发展生产的重要性，随着开掘工作的进展，运输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出煤向由旱道营运，颇为不便”^[142]，于是唐廷枢遂获李鸿章的支持修筑了唐山到胥各庄之间的铁路，开挖了胥各庄到芦台之间的煤运河，同时疏浚了北塘河、白河这两条通往天津的河道，初步解决了运输问题。时人对开平煤矿的经营成效曾有评论:“至于开平基隆之煤矿则皆有成效之可见矣，而其所以有效者，说者咸知其因有铁路之故……一有铁路则人工以一月半月，至火车以一日半日或且数刻而至，转运之灵无逾于此，人工需每担数文或数十文者，铁路则一装数十数百吨，约计一文钱可装至数十斤极而至于百十斤，则其脚价之省为何如矣，转运既速脚价既廉，凡平时不用煤之处亦且因便宜而购用之，平时所不能到之地今亦可以如取如携，则其用场直将倍蓰于从前，其销路有不日见于广远者乎”^[143]，但前景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好。正是有了便利的运输条件，开平煤产量得以迅猛增长，业务蒸蒸日上，但运输问题毕竟只是初步解决，“铁路运输由于其技术的先进性，极大地节约了运输时间，缩短了运输距离”^[144]，很快显示出了其优越性，“因运驶灵便，附近各处搭客载货实繁有徒”。可从胥各庄到天津仍行水运，情况则大不相同，“铁路太短过二十里即入小河，而小河时当淤浅须候潮水方能送出，苟水涨不敷所用或坐守月余诸多阻滞”^[145]。北方本身受气候影响，通航时间较短，再加上干旱少雨，先进的运输工具与落后的水运无法协调，“北塘河与白河之间的运河有时水很浅，必需使用一种特殊的剥船”，“在北塘河上使用拖船拖带剥船，但在运河里面拖带便很困难。所以，只好用纤绳，但每日运输量超过二千吨时，拉纤运输才值得。为了试验，曾修造了一艘中心拖轮，轮子安装在六十尺长的两个船身之间。螺轮不能使用，因为浅水里水草过多”^[146]，这样煤从矿区运到胥各庄却难以及时转运海口出现了堆积如山的状况。转运的不便也使煤价居高不下，开平煤矿所产上等煤价每吨银八两;中等煤价每吨银七两五钱;下等煤价每吨银七两^[147]，而当时中国市场上的洋煤价格却要低得多，英国煤，上海时价每吨八两，新南煤七两，东洋煤六两，台湾四两五钱至五两^[148]。开平煤不仅无法与洋煤竞争，而且也大大影响了煤矿的生产和销售。《捷报》光绪十年(1884年)12月10日的一则报导颇能反映矿务局的窘境，“矿局在两条运河上已花费了很多钱，但冬季冰冻时全然无用，并且淤塞得很快。他们短短的小铁路还好，但煤车很重，铁轨过轻，若用六十磅钢轨可能经济些。矿局急望此铁路能修至北塘河，则煤斤即可运载上船。冬季人工较贱、市场上又需煤时，矿上却只做半日工，因为矿局无法加强运输，只好在当地卖一卖;每天用大车运走约一百吨。每日煤产量本来很容易地提高到一千吨。今年夏天有两星期每日产煤至六百吨”^[149]。由于生产的增加，“那些应急的运输办法越来越不顶事。从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走得还不错，但是从胥各庄到芦台这条运河未免有些使人失望。这条河运出的煤赶不上矿地生产出的煤那样快。高额的维持费，同驳船工人不时发生纠纷，在胥各庄改用水运时，煤的损耗很重以及在转运期间沿途的修漏很普遍，这一切指出了有把这个水运取消而把这条铁路由胥各庄伸展到芦台的必要”^[150]。开平矿务局虽然修建了铁路，开挖了煤河，但反复变换运输形式，反复装卸搬运，导致开平煤矿效率低、成本高。加之，煤河“春秋潮汛不大，煤船常有停棹候水之苦;河无来源，亦有岁淤月挑之费。而兵商各轮船欲多购煤而运不及，矿内积煤日多，欲运煤而路不畅”^[151]，因此，改善通往天津的运输线已成为矿务局亟待解决的问题。

光绪九年至光绪十一年(1883—1885年)中法战争的失败使倡议修铁路的呼声逐渐高涨，清政府逐渐认识到铁路对于巩固国防的重要性，铁路问题成为清政府廷议的重要内容。“虽然中法战争在不久以前业已结束，但在中国依然存在着一个时时会跟外国军队冲突的印象。当时清政府当局心里充满了恐惧外国侵略的情绪。因此焦急地讨论着可能实行的改良措施，借使中国能够有效地对抗列强。”^[152]开平总工程师金达借此机会向李鸿章面陈延长铁路的必要性，开平矿务局商董也邀集众商致书李鸿章，请求将唐胥铁路展至芦台以取代运煤河，李鸿章遂以“西洋煤矿必有火车接运乃能兴旺，开平即仿西法开采，日出煤八九百吨，北洋兵船、机器局实赖此煤应用，以敌洋产，遇事必当量力维持”^[153]为由，以收买唐胥铁路，成立国有开平铁路公司为名，上奏清政府获准，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将唐胥铁路西延至芦台阎庄储煤场，是为唐阎铁路，全长45公里。光绪十四年(1888年)，清政府又以“近畿海岸，自大沽、北塘以北五百余里之间，防营太少，究嫌空虚。如有铁路相通，遇警则朝发夕至，屯一路之兵，能抵数路之用，而养兵之费，亦因之省”，且“北洋兵船用煤，全恃开平矿产，尤为水师命脉所系。开平铁路若接至大沽北岸，则出矿之煤，半日可上兵船。若将铁路由大沽接至天津，商人运货最便”，出于对“军旅、商贾，两有裨益”^[154]的原因将铁路西延至天津。这样，铁路便从唐山直通天津，全长130公里，时称津沽铁路。在各地洋务派督抚的活动和大势所趋之下，清政府也终于改变了态度，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五月谕旨，肯定铁路“为自强要策”，“但冀有利于国，无损于民，定一至当不易之策，即可毅然兴办，毋庸筑室道谋”^[155]。

开平矿务局修成津沽铁路后，光绪十六年(1890年)开平铁路公司又从唐山一端起，“接续筹办”^[156]往山海关的线路，于当年修到古冶的林西矿区，后又从古冶向东延展，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修到山海关，全长348公里^[157]。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铁路延展到北京，至此，从唐山东至山海关，西至北京的关内铁路建成。运输的彻底改变，大大便利了开平煤矿的发展。

开平一向重视开辟市场，在开展铁路、煤河运输的同时，开平矿务局也积极发展海运。而且“开平发起人原来的希望是采矿有助于招商局为它的轮船找到南运的货物。但当开平正准备好了大量地运煤到通商港口的时候，唐景星已经不再是该局的首脑人物，因而该局和煤矿公司的关系也不如从前那样密切了。因此，当林西煤井带来了大量生产和沿海销场的扩充前途时，开平也不再关心招商局轮运回头货的事，并决定建立它自己的航线”^[158]。早在煤河通航时开平即建造了100多艘运煤驳船，从光绪十三年(1887年)开始，开平陆续购置海运货轮四艘，“自运本局煤斤之外，兼揽载客货搭趁仕商，客位生意蒸蒸日上，实与招商、怡和、太古三公司旗鼓相当，别树一帜，近以卖买日旺，原有之船不敷分布，本年向英厂、德厂各定造一艘，一切机器舱位均系新式”^[159]，以后又陆续购置，到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开平矿务局已建立起一支拥有6艘轮船、8300吨载重能力的海运船队，成为一支实力雄厚的航运力量。便利的交通是商品运行的大动脉，开平产品由此运往全国各地甚至海外。

表2－2－2　开平矿务局海运船队轮船一览表

资料来源:胡佛:《关于中国天津开平煤矿之调查报告》，见熊性美、阎光华主编:《开滦煤矿矿权史料》，第35页。

在开辟运输渠道的同时，开平矿务局在全国重要的通商口岸和沿海城市设立码头、货栈，广建销售网。自光绪四年(1878年)建矿后，已相继在天津、塘沽、广州等地购置地亩，修建码头。光绪十四年(1888年)张翼继任开平矿务局总办后，为更加有利地运输开平煤，开始着手进行秦皇岛港的建设，拟建筑一个具有近代化码头设施并以输出开平煤炭为主的优良港口。清政府许其出资，并在商港建成后，以输运煤炭为主，附以运送客旅、杂货、转递国家邮政文件及准许北洋水师驻扎、靠泊等交换条件，使开平局取得了勘察设港地段、购买土地、代理地亩、承揽筑港权及优先使用权等^[160]。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四月开始修筑初期防波堤及木质栈桥码头，截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上半年，防波堤已筑成300米，并在其内侧临时修建木质栈桥码头，码头总长200米，宽七八米，前沿水深18英尺，低潮时为14英尺，可泊靠当时较大型轮船两艘。在初期防波堤码头上，铺设了轻轨铁路，通过港域与津榆铁路汤河站接轨，全长约三英里，并设置栈房、堆煤厂等，初期防波堤及码头主体工程已简易投产使用^[161]。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时，开平矿务局已在天津、上海、广州、烟台、营口、塘沽、秦皇岛、香港共建码头九处，初步形成产、运、销的一体化，为开平煤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奠定了基石。

表2－2－3

资料来源:开滦矿务局史志办公室编:《开滦煤矿志》第三卷，第9页。

(六)严把质量关，为企业赢得市场

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线，是企业信用的重要标志和市场竞争力的基础。唐廷枢在商场打拼，深知优胜劣汰的竞争铁律，在生产过程中严把质量关。要求工人“抛煤必须留心，多出大块为好，又勿令所抛之煤与石块矸子土等掺杂为要”^[162]，“所有第五槽煤峒钻孔或别槽应钻之处须在三尺以下钻孔，以期多出块煤”^[163]，煤桶出井是否装满有无矸子由把钩等“随见报明，酌量给赏，如漫不经心含混不报定行议罚，倘桶面明有矸子，故意不报者立即开除以示惩儆，所有把钩不能分别煤与矸子者一概不用”。掌筛小工“必须时刻将筛条刮净”，以使煤末容易漏下而不致阻滞，“如见矸子过多立即报知楼总根究，桶属何槽何峒即将疏忽不报之把钩人拟罚，其罚款一半充公，一半奖赏首报之掌筛工人”^[164]。开平矿务局时期对煤质管理就有明文规定:“窑里提出之煤，应由井口把钩逐桶看明是否净煤，如见桶内有矸子土、碎石等掺杂，立将该桶放归一旁，报知楼总酌办，果不干净，立将该桶注销不算。”^[165]通过生产过程中的层层把关，使开平能够以优质煤炭投放市场。优质的产品为开平成功地占领市场提供了重要保证，也是开平经营成功的原因之一。

(七)注重先进设备的引进并适时更新

开平矿务局是中国近代较早采用西法开采的煤矿之一，在开采之前唐廷枢等人即对开平矿藏进行了调查分析，比较了中西采煤方法的不同，“土人之开煤者缺本多而获利少”，“每名工人每日至多采煤四五百斤而已”，而西法采煤“每日每人可采煤四吨半”，“英国山价每吨售银一两已有大利”^[166]。两相比较，当然西法更为经济，所以唐廷枢从一开始就想把它办成一个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进行开采的近代化的大型煤矿，这从《开平矿务局开办规条10则》也可看出，他认为当时“开采煤铁以英国为最，人力所不及者以机代之，今本局仿其法购其机用其人”^[167]，也表明了他的决心。开平煤矿从一开始即引进了英国先进的机器设备按一定的开发程序进行开发，“从前所用器具，今皆弃置，惟用新购者，以期事半功倍。……钻煤机器，不用人力火力，惟藉风势鼓荡，能钻透坚煤而使之炸裂，诚利便也”^[168]，钻探是从英国定造的一付700尺深之钻地机器。唐山矿投产后，即安装一台功率110.25千瓦的蒸汽绞车，日提煤500吨，光绪十七年(1891年)唐山矿一、三号井改装367.5千瓦蒸汽绞车^[169]，以机械代替人力，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抽水是从英国购置的以蒸汽为动力的大维式抽水机，每分钟可以从300米深的矿井中抽水3.55吨，以后随着生产的发展，还逐渐引进了不同型号的抽水机，但这一时期皆以蒸汽为动力^[170];通风设备也是从英国订购的以蒸汽为动力的扇风机，光绪八年(1882年)唐山矿安装三台古波尔式扇风机，林西矿建成后也照样安装^[171]。在提升、抽水、通风三个环节使用机械，所用油灯均用厚玻璃密罩，这样就摆脱了土法开采的种种局限，基本上做到了“路既干，灯既明”^[172]，有利于更深、更安全、更有效地开采。就连煤运河也采用了先进技术，“这运河是在中国第一次用外国方法开凿的水道，安装着有阔十四至三十尺的铁石水闸和坚固的桥梁”^[173]。煤炭运输设施，光绪七年(1881年)唐胥铁路是轻型钢轨和木枕，到光绪十年(1884年)为适应运量的加大，由原来重30磅(每米15公斤)的钢轨更换为60磅(每米30公斤)的钢轨，但在当时，各矿建设的通至火车站的铁路支线，其轨道还是较轻型的钢轨^[174]。开平煤矿由于注重设备的引进与更新，可以开掘更深层的资源，避免了土法开采所造成的浪费和局限，同时也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增强了其竞争力，这也是它得以成功的一个主要因素。西法开矿在近代中国属于创举，由于几千年来技术水平的停滞，不得不在引进机器设备的同时，也引进人才，因为只有较高的技术水平才能熟练驾驭引进的机器设备。当时从国外高薪聘请工程技术人员，安置在一些技术性较强的岗位，在他们的带领下，开平煤矿也逐渐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为煤矿生产的近代化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