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求富致强思想舆论的影响

二、近代求富致强思想舆论的影响

在跨入近代以前，中国是一个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封建国家。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在条约制度的特权保护下，“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52]随着外国廉价商品纷至沓来，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开始瓦解，中国社会开始一步步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苦难深渊迈进。近世中国逐渐沉沦的历程也是中国逐步走向近代化的过程。面对西方列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全面侵略，中国社会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觉醒，为探寻救国救民、国富民强的真理而不断努力，并相继提出了自己的社会改革主张，企图救中国于水火之中。

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首先使地主阶级中的一些开明之士开始觉醒，林则徐便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继林则徐之后的魏源，其思想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也很大，故后人给予了他很高的评价，把他在19世纪早期思想界的影响比作更早时期顾炎武或戴震对思想界的影响。“在魏源身上看到他是集十九世纪初一切主要思潮于一身的人，他这个人不仅是一位经世致用论作者和今文学的拥护者，而且也是他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变化的一面镜子。”^[53]面对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化，魏源在总结林则徐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同时他也是近代中国最先提出开矿主张的先进人物之一。他极力宣传开矿的好处，举实例驳斥了地主阶级顽固派所持的开矿“聚众难散”、“税课滋弊”等等谬说，指出:“有矿之地，不惟利足以实边储，且力足捍外侮，何反畏其生内患?”他还强调了在当时开矿的必要性，“矿课开采之事，可不行于雍正，断不可不行于今日”^[54]。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继魏源之后，农民阶级的领导人洪仁玕也提出了开采矿产的主张。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建议“兴宝藏”，凡测出金、银、煤、铁、锡各矿者，有民采出者准其禀报，并招募工匠探取，所获利润，“总领获十之二，国库获十之二，采者获十之六”^[55]。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后期代表人物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要求“采西学”、“制洋器”，同样也盛赞开矿实乃藏富之道，他说:“开矿一事，或疑矿税病民，矿徒扰民，且疑风水。不知风水渺茫之说，非经国者所宜言。开矿非利其税，即经费之外全以与民，不失为藏富之道。矿徒非贼比，在驾驭得人而已。诸夷以开矿为常政，不闻滋事。且夷书有云‘中国地多遗利’，设我不开，而彼开之，坐视其捆载而去，将若之何?”^[56]魏源、洪仁玕、冯桂芬等人的主张，在当时皆具有一定的影响，他们的思想为后来早期维新派进一步发挥，对近代中国新式矿业的诞生无疑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在这一时期，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等人目睹时艰，对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感到不满，对中国如何能致富致强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些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有体现。王韬在《理财》篇中提出了兴利的主张，并且把用西法开采煤铁五金等矿藏，用机器纺织耕播以及发展轮船货运、铸造金银铜币等列为“兴利”的具体内容。在其《兴利》一文中，列举了兴利的各个方面，包括“广贸易”、“开煤矿”、“兴铁路”、“兴织纴”、“造轮船”、“兴筑轮车铁路”等^[57]。薛福成在《西洋诸国导民生财说》中，指出中国贫弱的原因在于百工不兴，“若中国之矿务、商务、工务，无一振兴，坐视民之困穷而不为之所，虽人不满，奚能不贫也”^[58]。他们的经济思想反映了当时人们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强烈愿望，对后来近代新式矿业的产生不失为一剂催生的良药。

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在地位相对较低、往往充当高级官员的幕僚的人士中间得到了广泛讨论，在统治者中间也日益引起了重视。19世纪60年代，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捻军起义的沉重打击，清政府中的某些高级官员在同外国打交道的过程中开始认识到外国的“坚船利炮”，倡导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开始，“自强”一词在奏折、谕旨和士大夫的文章中经常出现。这表现出人们认识到需要一种新的政策，以应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所发生的史无前例的变化。为达此目的，一些社会贤达之士就提出了许许多多方案，虽然“并非每个建议都是付诸实施的，也不是所有建议都是成功地得到贯彻的”^[59]，但是在自强思想的指导下，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掀起了为时3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方面面，在经济方面的成就最初表现在一批近代军事工业的创办。但军事工业的兴起如果没有民用工业相匹配，没有稳固的社会经济作基础，如果能源缺乏、资金短缺，它的发展便困难重重。军事工业创办后需要大量的煤、铁等作材料或燃料，但“中国产煤铁少，则轮船所用必取给外洋”^[60]，如天津“自设火药局以来，需用煤铁，为款甚巨，皆从海外购来”^[61]。洋煤的入口“1867年为11.3万余吨，1869年增为12.6万吨，1872年更增加到13.4万余吨，1878年达到20.3万余吨”^[62]，而外国洋行则往往以此挟制，故意囤积居奇抬高售价，洋务派在同外国洋行打交道的过程中屡屡受气，逐步认识到自采煤铁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各厂添办船械，煤铁需用尤多，专恃购自外洋，殊不足备缓急”^[63]。早在同治七年(1868年)，曾国藩“初回江南，有试采煤窑之议，而未果行”^[64]。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李鸿章也向清政府提出了开采煤矿的必要性，指出:“设有闭关绝市之时，不但各铁厂废工坐困，即已成轮船，无煤则寸步不行，可忧孰甚。”^[65]可见近代军事工业能否正常运转，煤的供应至为关键，与其受人牵制，不如变被动为主动，自开煤矿，但这时的清政府鉴于明代弊政，再加上顽固势力的阻挠，对于采用西法开采矿产仍然疑虑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