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制度改革对城市不同收入家庭的影响

在改革开放前，城镇各单位自己兴办从幼儿园到中学等各种教学实体，基础教育的主要投资主体是各个单位。当时的高等教育属于精英教育模式，不仅能上大学的人数少，而且国家承担了高校大学生的主要费用，对于贫困大学生采取人民助学金制度予以补贴，以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因此，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也不会给家庭造成负担。在这种教育投资格局下，居民家庭的教育投入实际上很少。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制度发生了重大改变，导致居民家庭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越来越大。首先，义务教育阶段支出的增加。1986年我国颁布了《义务教育法》，在法律上明确界定了义务教育的性质。但是，城镇居民家庭义务教育阶段费用支出负担实际上并不是学费，而是与择校、特长班等相关收费。由于义务教育在重点学校制度的框架下精英化和市场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基础教育质量的城乡差距、地区差距、阶层差距逐渐扩大。在这一背景下，城乡居民只能支付高昂的择校费、赞助费等以便让自己的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由于优质教育资源迅速向优势阶层集中，城镇低收入阶层子女义务教育质量面临严重问题。其次，较之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市场化倾向更加明显，招生收费政策在学生就读重点高中上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因此对于城镇居民家庭的压力也相对较大。第三，20世纪80年代末以前我国实行免费的高等教育。1989年我国高校开始试行收费以后，收费标准逐年提高。高等教育不仅不再是“免费午餐”，而且越来越成为城乡贫困家庭的沉重负担，贫困学生因缴纳不起学费而选择退学的事例也经常出现。尤其是近年来高等院校乱收费的现象屡禁不止，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城乡居民家庭的教育负担。

关于城镇居民的家庭教育负担问题有很多相关调查研究。2001年，“国家统计局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市部分居民中进行的调查表明，对各类教育向学生收取费用的增长速度，54.5%的居民认为过快，42.2%的居民认为目前各类教育院、校、班看重经济创收。央视会同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地700多位市民进行的一次抽样调查也显示，近55%的市民认为学校教育收费增长太快。由此可见，半数多的家庭教育经费支出大幅度增长，速度过快相应地造成了家庭经济的压力增大。在每一个家庭看来，原来被他们认为是“家常小菜”的教育费用变成了一份‘昂贵的大餐’”^[4]。教育支出增加对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影响是不同的。教育支出对于家庭的影响可以用教育负担系数这一概念来衡量。教育负担系数是指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与恩格尔系数类似，教育负担系数在不同的收入阶层间也存在差异。以下是2007年江西省城镇住户教育负担系数和恩格尔系数情况（见表6-1）：

表6-1　2007年江西省城镇住户教育负担系数与恩格尔系数

资料来源：《江西统计年鉴》2008。

教育负担系数与恩格尔系数具有相同的特征。收入越高的家庭其教育负担率却越低，而收入越低的家庭其教育负担系数越高。从上表可以看出，最低收入户的教育负担系数为9.0%，如果加上恩格系数将达到59.6%。低收入户也是重要的相对贫困家庭，其教育负担系数为7.2%，如果加上恩格尔系数将达到51.9%。而最高收入户的教育负担系数为3.1%，加上恩格尔系数也只有37%。尽管表中的结果显示，较之恩格尔系数，教育负担系数要小得多。但是教育不同于食品的地方在于：每个家庭的食品支出是必须项目而且差别相对不会太大，但教育支出负担则可能存在巨大差异。这主要是因为有些家庭可能有一个甚至多个孩子上学，有些家庭可能没有孩子上学。有些家庭可能只有接受义务教育的孩子，有些家庭则可能有接受高等教育孩子。对于那些本来就处于相对贫困中的家庭来说，食品开支已经占了消费支出的最大份额，如果因孩子上学而突然增加教育支出势必让他们很难承受。

如果分别考察城镇居民义务教育阶段的负担率和其他教育支出形成的负担系数，可以发现不同收入阶层在义务教育阶段和非义务教育阶段的负担率是不同的。丁小浩、薛海平使用1997年、1998年、1999年和2000年国家统计局对“城市住户基本情况的调查”数据，按照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状况从低到高将城镇家庭分为10组，并计算出每年各组的人均教育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例均值。他们发现，尽管不同年份教育支出占可支配支出的比例都是波动起伏的，但随着收入的上升，义务教育支出占可支配支出的比例总体在不断下降。也就是说低收入贫困家庭的义务教育负担系数偏高。而非义务教育支出占可支配支出的比例随家庭收入的增加呈上升的趋势，这与义务教育阶段情况恰好相反^[5]。这一结果说明，我们实际上可以将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费用看成两种不同性质的投入。义务教育阶段属于基本投入，表现出明显的刚性特征。对于城市居民家庭来说，不管其收入状况如何其投入在绝对量可能相差并不大。义务教育以外的教育支出弹性较大，低收入家庭由于总体可支配收入少，因此很难加大义务教育以外投入，而收入越高其加大其他教育投入的空间越大。这种教育负担的差异说明，城市贫困家庭要将有限的家庭资源用于子女完成义务教育，而对于其他教育投入则可能不足。这就意味着贫困家庭通过教育手段获得和改变生存状况的途径相对较窄，贫困文化有可能会在他们下一代中传递和加强，进而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