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资本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三、家庭资本对教育获得的影响

上面我们已经对来自不同阶层背景家庭中的各类资本量进行了初步考察，这里我们将集中分析不同的社会阶层背景对教育获得的影响机制。首先我们来看个体教育水平与社会阶层背景之间的关系，笔者在这里采用线性回归模型，对1949年后入学的样本个体加以分析。

为了能够较好地用线性回归模型来测量社会阶层背景对个体教育水平的影响，我们利用了在第三章中的讨论，首先将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区县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性别差异（男性＝1）、城乡差异（城市＝1）和随学龄群体（＝出生年＋14岁）推移而出现的教育扩展等差异因素首先引入回归模型（即表6-9中的基本模型），然后在控制这些差异的影响后，再来考察社会阶层背景因素的影响。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地方经济发展差异的测量是用调查期的数据来代替的，而在较长的历史时期中，许多地方的经济都有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情况非常明显。但是笔者选用这个指标也是有一定的理由的。其一，我们事实上很难获得调查地经济发展数据；其二，即使有了这样的数据，我们也无法将它纳入一般线性回归模型来加以分析；其三，虽然这个指标是调查当期的经济发展的测量，但是相对100个调查区县来讲，它也反映了不同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相对性，而我们可以假定，在一个随机抽样的总体中，区县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相对位置的变化是比较小的，因此，某种程度上这一指标比较符合目前的分析要求。

表6-9　家庭的阶层背景对个体教育水平的影响（OLS模型，Survey I：1996）

*：P＜0.05，**：P＜0.01，***：P＜0.001

上文笔者已经指出，社会阶层背景对个体教育获得的影响分为直接和间接（中介机制）两个方面。针对中介机制的影响，笔者选用父亲教育程度（年）、14岁时父亲的文化活动（是否有读书或看报活动）作为文化资本变量，将14岁时家庭社会关系中有无科级以上干部作为社会资本变量，将父亲是否是党员作为政治资本变量引入方程；针对阶层关系的直接作用，笔者在控制上述中介机制的影响后，将各阶层化为虚拟变量引入模型，同时将父亲是否是科级以上干部作为权力资本变量也一同考察。对于整体的考察模型，于是有

这里，X_i-k表示三组自变量向量，其中，X_i表示经济发展水平、性别差异、城乡差异和教育扩展等因素对个体教育水平差异的影响，X_j表示阶层背景的中介化影响因素，X_k表示社会阶层差异的直接影响。_i, _j,_k分别表示相应的回归系数，α、分别表示截距项和误差项。分析的策略是，以四大因素的影响为基本模型，在控制基本模型变量的影响后，分别考察阶层背景对教育水平的中介影响和直接影响。模型数据请见表6-9。

在表6-9中，基本模型是对前一章中分析的四大主要因素的分析。我们发现，经济发展水平、性别差异、城乡差异和教育扩展等四个方面的差异可以解释建国以后开始进入学龄期的个体之间教育水平差异的30%（Adj-R²=0.30），这对上一章中得出的一些结论是进一步的证明。从模型中的标准化回归系数的比较来看，在控制了资本因素和阶层影响后（模型4），上述四大因素作用的强弱依次为城乡差别、性别差别、教育扩展程度和地方经济水平差异。

接下来，我们来分析父辈阶层背景对个体教育水平的影响。

我们首先来比较社会阶层背景的中介性影响与直接影响。模型2仅在“基本模型”中加入了文化、社会和政治资本变量。相对于基本模型来讲，模型2的Adj-R²提高4.2%，同时，除一个变量外，所有中介影响因素变量都在0.001的水平下是显著的。这意味着不同社会阶层可以通过利用各自的资本这一中介优势，来影响子代的教育获得。模型3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阶层直接影响变量，同时对中介影响因素未加控制。模型3与基本模型相比，Adj-R²提高1%，提高幅度相对较低，但除权力资本变量和自雇佣者变量外，其余阶层变量都是显著的。这个模型表明存在一定的阶层直接影响，但是作用力十分微弱。模型4将阶层的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同时加以考察。模型4的解释能力比模型2稍弱，与基本模型相比，约提高3.7%。我们可以看到，所有的间接因素仍然具有显著性，但所有的阶层直接影响都不具有显著性。

相对来讲，通过比较模型2与模型4中各类资本变量对教育获得影响，我们可以发现，阶层的中介作用是比较稳定的。从模型2到模型4，尽管控制了阶层的直接作用，但各资本变量对教育影响的显著性依然明显存在，同时通过比较各资本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我们还可以发现，各资本变量对于个体教育水平的影响作用的大小、方向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基本保持不变，甚至母亲教育的作用和社会资本变量的作用还略有上升。

从模型2的标准化回归系数的比较来看，我们可以继续发现，各阶层的文化、社会、政治资本的作用大小是不相同的，文化资本的作用明显要强于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的作用，其中父亲所具有的文化资本的作用强于其政治资本（党员变量）的作用，社会资本的作用相对较弱。

通过上述模型比较，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从社会阶层背景的影响来讲，最主要的机制在于个体家庭通过运用各类资本这一中介来作用于子代的教育获得；而直接的阶层作用，即通过阶层之间的排斥—团结关系来安排各阶层子弟的受教育的情况（或排斥其他阶层对教育机会的获得），从模型数据来看是极为敏感而不稳定的。

由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总体来讲，社会阶层背景对教育水平差异的影响是明显的。家庭的社会阶层特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子代接受教育的程度的高低。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家庭的不同资本形式对子代教育的影响存在差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资本并不是完全按照阶层分割的方式组合，也即是说，上述阶层并非一个完全封闭的社会资源的分配单位，在资源与机会的占有形式上，一些阶层尽管有着排斥性封闭的发展趋势，但作为阶层总体的封闭性优势并未在子代的教育获得方面体现出来。这说明，在个体受教育年限的差异方面，阶层性的差异主要是通过个体家庭的各类资本特征来体现的，它们虽然可以大致地化约到以阶层为单位的整体之中（根据前面我们关于家庭资源的阶层差异的讨论），但这并不一定表明教育机会或受教育年限是通过阶层之间的整体性排斥方式来分配的。

【注释】

[1]第一项调查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于1996年完成的一次全国性城乡抽样调查。该调查采用分层设计和PPS抽样方法，在全国26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城市和农村中完成调查样本6090个。本章在使用到这项调查数据时，以Survey I来标注。第二项调查是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郑杭生教授所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九五”重大课题委托研究项目“邓小平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和体制转换时期我国社会结构的现状、变迁及发展趋势”中的一项内容，实地调查完成于2000年夏天，通过随机抽样获取样本4730个。本书在用到该调查数据的时候，统一将之称为Survey II。

[2]程方平：《中国教育问题报告》（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23页。

[3]转引自程方平：《中国教育问题报告》，2002年，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