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安全话语艾滋病传播作为安全问题的未来

2006年4月6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篇名为《非洲艾滋病问题是如何被夸大的？》报道。这篇报道认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高估了东非与西非地区的艾滋病传播情况。长期以来，测定一国范围内成年人艾滋病毒感染率的依据是，前往城市诊所进行孕期检查的妇女中艾滋病毒的感染率。但是，一些国家在全国范围内的抽样调查得到的数据低于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公布的数据。报道批评不准确的数据误导了政策与稀缺卫生资源的分配，也提出错误的数据本身是一些“倍感挫折的科学家”出于政治性考虑夸大传播情况的结果，为的是方便该机构筹措资金。^[1]

2009年3月18日，教皇本笃十六世首度以教宗身份访问非洲，并在从罗马飞往喀麦隆途中对媒体表示，他谴责使用安全套来防止艾滋病的做法。本笃十六世认为，预防艾滋病仰赖于“心灵与人类的觉醒”和“对受难者的友爱情感”。此言一出，即刻遭到德国、法国、比利时等国政府的相继批评。德国卫生部长乌拉·施密特称，“对发展中世界的现代援助必须让最贫困的人口能够获得计划生育的措施——尤其是对安全套的使用”，“其他的都是不负责任的”。^[2]

本书无意于评判上述两则报道中处于对立面的两方究竟孰是孰非，这也超过了本书作者能力之所及。但是本书想指出的一点是，在这些关于艾滋病传播的评估以及应对手段选择的问题上，很少能够听到发展中国家艾滋病毒感染者自己的声音。从艾滋病传播是安全威胁的观念如何被提出、并被各国广泛接受的过程就可以看出，这主要是由美国这一处于国际政治权力巅峰的国家全力推动的。在这场全球治理的运动中，发展中国家及其艾滋病毒感染者很大程度上处于“被治理者”，而非“世界公民”或“治理主体”的地位。

这种特征让艾滋病问题安全化的未来充满了变数。美国等发达国家可能维持对这一议题的兴趣，继续支持它作为安全问题被置于全球政治议程的前列，但是，正如另一些公共卫生问题——如疟疾流行——在过去经历的那样，发达国家可能因为关注点转移，或不愿继续增加投入等因素而故意回避此问题，甚至再发起一场关于艾滋病问题“去安全化”的讨论而重新压低这一议题的重要性。

从安全化的分析途径中能够得到的一点启示是，话语权也是政治权力的来源之一。通过塑造安全议程，特定的群体能够受到集中关注，特定的利益能够得到优先满足；而“去安全化”则会起到相反的效果。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全球政治中拥有突出地位，不仅仅表现在它们的物质实力上，同时也表现为在一些全球性事务上掌握了话语权和塑造议程的能力。尽管表面上看发展中国家能够从这一“安全化”过程中受益，例如在艾滋病问题上得到额外的援助，但这也使得双方在权力地位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而且，尽管目前发达国家对于艾滋病问题仍然十分关注，但也不能排除某些国家通过“去安全化”的手段逃脱国际责任的可能性。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在国际公共事务中地位日益重要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也应当重视、利用国际组织的会议、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等等平台，参与公共问题的讨论，平衡发达国家的话语霸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