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国时代的商路

锁国时代的商路

明末清初至鸦片战争前清朝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广州一地与外通商，湖南是广大巴蜀、西北、华北、中原腹地的货物运往广州的重要通道。因此，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湖南境内的商贸活动异常繁忙，形成了岳阳、长沙、湘潭、衡阳、郴州等商业中心。据记载，乾隆年间，“盐集于长沙，徽商也。湘潭，则衡、永、郴、桂、茶、攸二十余州县之食货，皆于是地取给，故江苏商客最多；又地宜泊舟，秋冬之交，米谷骈至，樯帆所舣，独盛于他邑。衡州以上，商多豫章，以地近而贸易至也。”^[1]岳州地处大湖南北要冲，乾隆年间，“十分其民而工贾居其四”，工商业人口已相当集中。湖南不少行业为苏商、徽商、晋商、闽商、粤商和江右商人垄断，“楚南民朴，所需者日用之常资，故富商大贾亦不出其间。惟米谷所聚，商贩通焉”。据载，乾隆年间，湘潭的五谷殿会馆即由湖南商人控制，醴陵商人亦以经营米谷致富，湘乡商人涉足资水的武冈粮米贸易，湖南各地米谷运往汉口的贸易亦由湖南商人控制。^[2]

长沙，自康熙三年置湖南省即成为省会。1726年，长沙城外有粮食、鱼、煤炭、白炭等35户牙行。1817年，新增牙行60户，其中有盐行、茶麻行、纸行、靛行、铁行、石灰行、枯饼行等。1772年，城外各市镇共有门摊189户，其中以粮食货门摊最多。长沙亦为外省客商云集之地，“秋冬之交，淮商载盐而来，载米而去；其贩卖皮币金玉玩好，列肆盈廛，则皆江苏、山陕、豫章、粤省之客商”；“北客西陕，其货毡皮之属；南客苏杭，其货绫罗古玩之属，繁华垄断，由南关内至臬署前，及上下坡子街为盛行”。

湘潭地处湘中，湘江蜿蜒通城而过，涟、涓二水在此汇入湘江，南扼交广要冲，西据滇黔转运通道，极具舟楫车马之利，自古四方商贾云集。清代，湘潭富甲湖南，称“天下第一壮县”，“凡捐摊皆倍列县”，“宇内称饶”，有“小南京”、“金湘潭”之称。湘潭为全国四大米市与四大药都之一，“岁一贾其入数千万”。嘉庆年间，湘潭的商业街设立了“总”的管理机构，各总之间设有门楼，入夜关栅，天明则启。“城总市铺相连几十里，其最稠者则在十总以上。甲乙之货云屯雾集，为湖南一大码头。客商凭行买卖。米谷自衡州而下，多聚于此，大约视湖北、江南之时价为低昂。”^[3]“日过桅帆千杆，夜泊舟船十里。”清初至五口通商之前，湘潭为海内外物资集散中心，“外国运来货物，至广东上岸后，必先集湘潭，由湘潭再分运至内地。又非独进口货为然，中国丝茶之运往外国者，必先在湘潭装箱，然后再运广州放洋。故湘潭及广州间，商务异常繁盛，交通皆以陆，劳动工人肩货往来于南风岭者，不下十万人”。^[4]湘潭城正街牙行铺栈林立，山西、陕西、苏州、江西、广东的客商往来其间，货物云集，贸易则以米为大宗，其他如烟、茶、桐油、鱼、盐、布匹、杂货、木材亦占相当比重。^[5]

衡阳地处湘中，“长沙未设巡抚布政使时，商贾皆主衡州，以通广西，书坊墨栈皆以长沙为子店，至今仍之”。特别是“衡烟”贸易十分兴隆。乾隆、嘉庆年间，“大商以烟草为货者，有九堂十三号，每堂资本出入，岁十余万金。号大于堂，兼通岭外，为飞钞交子，皆总于衡烟”。^[6]

郴州地近粤省，至嘉庆年间商业亦有相当发展。据载：“郴地南通交广，北达湖湘，为往来经商拨运之所。沿河一带，设立大客栈房十数间，客货自北至者，为拨夫为雇骡，由南至者为雇舡。他如盐贩运盐而来，广客买麻而去。六七月间收获，九十月收茶、桐油，行旅客商，络绎不绝，诚楚南一大会冲也。米码头则米贩泊舡之所，朝夕给应，郴人赖之。乡村墟场，各有定期，往往千百群聚，携货交易。”^[7]

靖港古时为沩水入湘江处的天然良港，周边益阳、湘阴、宁乡等地谷、米、油、茶等土特产在此集散转运，又是淮盐内销的主要口岸，商贾云集，市场活跃，与津市、洪江同为湖南繁盛三镇，被誉为“小汉口”，曾有“船到靖港口，顺风都不走”的民谣。

常德，“大江啮城，舳船帆楫，时上下商贾所聚，百货辏集，人语欢声，辄喧午夜，旧称鱼米之乡，良有以也”。“惟常德为黔、蜀之通衢，澧州居辰、沅水之总汇，舟车担负必集于常，而松杉、桐油、盐米之类必集于澧之津市。洞庭以西，市镇之殷繁无过于此。”^[8]在偏远的湘西苗疆也有苗族农民弃农经商致富的现象。据载：“清乾隆年间，有石季五者，永绥止耳寨人，勤于农事”，其次子石文贵“家产独蒸蒸日上，因其生性聪敏，书算俱能，故此弃农经商”。“自往来永绥各场，收买黄豆、包谷、米粮等项，运赴乾、泸、辰、常销售。一连经营十余年，赢余治产，家至数十万”。^[9]

由于中外商贸繁荣，五方信息荟萃，中西文化交融，地处内陆的湖南亦风气大开。北方的中原文明、西北的巴蜀文化、东南的江浙文明，都经汉口传入洞庭湖地区，南方西学之风也经广州吹越五岭，润泽三湘，东、西方文明在此碰撞，暖流、寒流在此交汇，守旧与改革在此搏击，刺激了近代湖湘各类人才的成长，如王夫之、陶澍、魏源、贺长龄……正如陈宝箴在《时务学堂招生示》中所云：“湖南地据上游，人文极盛，海疆互市，内地讲求西学者，湘人士实导其先。”

清代晚期，五口通商，商贸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湖南的交通区位优势丧失，商业日益衰败。如湘潭许多会所在民国时期改作他用。1945年日军在城区纵火，延烧了大半个湘潭城，人口锐减至原来的1/3。“文革”时又有一批会所建筑遭到破坏。目前湘潭尚存北五省会馆（关圣殿）、江西会馆（万寿宫）和泥木工人会所（鲁班殿），均被列为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随着“长株潭”经济圈的形成，湘潭的贸易功能日益凸显。在不久的将来，湘江有望成为“中国的莱茵河”，重现当年商贸的辉煌。

【注释】

[1]陈宏谋，范咸.乾隆湖南通志卷四九·风俗.

[2]田炯权.清末民国时期湖南的米谷市场和商品流通.清史研究，2006（1）.

[3]张云敖修，周系英纂.嘉庆湘潭县志卷三九.1818年刻本.

[4]容闳.西学东渐记.长沙：岳麓书社，1981：46.

[5]湘潭城正街千年活历史.湘潭晚报，2006－10－21.

[6]罗庆芗修，彭玉麟等纂.同治衡阳县志·货殖.1874年刻本.

[7]朱屋等修，陈昭谋纂.嘉庆郴县志.卷二一.

[8]陈宏谋，范咸.乾隆湖南通志卷四九·风俗.

[9]石启贵.湘西苗族实地调查报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