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证生活（下集）

票证生活（下集）

从1953年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经济政策到1963年，度过三年经济极度困难时期，老百姓已经和各种各样的票证共同生活十年了，大家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磨损的纸边，酱汁的污迹，油点儿，格子里填写着售货员潦草的出了边框的字迹，副食本掌握着全家生活的命脉。在商品极度匮乏的那些年里，票证是人们用来购买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的凭证。方寸之间的票证体现了社会发展的局限。由于很多生活必需品都要凭票证购买，而自给自足的农民并没有获得粮票、布票的机会，票证生活让中国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也长期处于严格的控制之下。

赵天林（原宁夏回族自治区粮食局局长）：“走哪儿都离不开票证，你走不动，你不能走，你到亲戚家，首先给你亲戚交一定粮票，你要吃他的，吃一天可以，吃多了把人家的粮吃掉了，亲戚也不干呀。人不能流动，这户口和粮证是挂钩的，全靠粮食，你看这票证就把中国的人与人固定死了。你是宁夏的，就在宁夏待着，出去你就要取粮票，到外省你就取全国粮票，在本省要取地方粮票。宁夏是区内粮票，才可以通用，所以就把人固定死了，不能随意流动，走动是不可能的事情，你不敢走呀，首先要粮票。”

当时粮票有全国通用粮票和地方粮票两种。全国通用粮票不能随意兑换，想得到它必须要有单位开具的申请证明，要有一定的理由，比如出差、学习或执行特殊任务等。不过，那时再困难的家庭往往也会攒上一些以备急用。如果没有这种粮票就没法出远门，有钱都买不到吃的。如果在买粮或买面时偶然找回一张全国通用粮票，会使人感到无比兴奋，像藏宝一样存放好，等待派上大用场。

1966年，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开始了。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农民也无法安心种地。在农村，出现了单一的粮食生产模式，农民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受到打击，粮食连年减产，产量大幅度下降。

赵天林（原宁夏回族自治区粮食局局长）：“1969年从中央调了五千万斤粮食、玉米，第二年，1970年还要了一亿斤，我们在北京开会，部长批评我们，宁夏粮食减产，哪能要粮食一年比一年多。没有粮不行啊，不能供应呀，那么多人，一百多万人口，城市人口要吃饭呀，农村粮食收不上来。1969年、1970年那时侯粮食产量低。”

张海晏（宁夏回族自治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票证在这个阶段也就显得更为重要。‘文革’期间你要到任何一个地方去，票证必须保管得好好的。当时的盗窃主要是盗窃票证，贼首先盯你的票证，把你的钱不是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上，而偷的话，首先把你的票证偷走。比如说粮票，你必须保管得好好的，那会儿我们出差的时候，粮票都是装在内衣口袋最贴心的地方，稍不慎把粮票丢了，那就不得了，那你纯粹没有饭吃，谁都解决不了你的吃饭问题。”

此时，已经实行23年的票证制度成为人们获得生活必需品的唯一通行证，同时计划经济所带来的问题也显现出来。那时除了票证之外，自由市场被严格地管理起来，既不允许农民将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拿到市场里去卖，也不许任何人通过市场的自由交易形式获得生活必需品，人们必须在计划供应范围内安排生活。因为当时人们认为，自由市场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人们更愿意接受这样一句话：市场是一个每时每刻都散发着资本主义气息的地方。

张海晏（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我记得在泾源县的时候，你要偷偷地买两个鸡蛋都不可能，当时组织的民兵小分队到处可以看到。我有一次在街上看到一个农民挑着一串红辣椒，后面有几个民兵在追这个农民，这个农民在前面跑，后面的就在追，后来那串辣椒甩着甩着，就把辣椒全部甩光了，我就在街上顺便捡了几个辣椒。当时根本买不上任何辣椒，捡了那几个辣椒我都非常高兴，我的饭就有味道了。当时你要买鸡蛋都要偷偷地买去，任何东西都不让上市场来的。”

这些听起来有些可笑的故事，是现在出生的年轻人无法想象的，而对于乔杰来说，他收藏这些花花绿绿的票证，不仅因为他也曾经历过那段难忘的岁月，也因为这些昔日最有价值的有价证券给今天的乔杰带来了一笔可观的财富。

乔杰（票证收藏者）：“靠票证我是挣了钱了，现在才有挣钱这个想法，当时不行，当时我只收藏，没有卖多少，就是卖得少，这几年经营才知道，这玩意儿还能挣钱，这是这几年的体会。当时转业的时候，说真心话没有过多地想过，或者只有启发性的一点点，可能有一些，现在我才感到，票证市场开拓的幅度是相当大的。”

从1992年开始接触票证收藏，到今天专职从事收藏品的买卖，乔杰已经干了15年了。如今，乔杰涉猎的范围已经不仅是票证收藏及买卖，他的经营范围已经扩大到钱币、书籍、奇石等多个种类。

乔杰（票证收藏者）：“主要目的还是经营，因为票证收藏花钱太大，钱不够用，必须挣点钱接着玩，行家叫以藏养藏。”

如今，乔杰在票证收藏方面，在银川已经可以被称为重量级的人物了。乔杰说，在收藏这条路上，他已经没办法刹车了，因为他感到这条路越走越顺，越走越宽。

钟虹（乔杰的爱人）：“他当时作这个决定，我不反对，也不支持。不是说特别支持，我也比较矛盾，但是后来想一想，不闯的话就这样默默的一辈子也就过去了，闯一闯也许有另外一番天地。不过做了六七年，感觉还行，应该不后悔走这条路。”

乔杰（票证收藏者）：“按照国家的统一规划，咱们宁夏要建好多博物馆，宁夏博物馆在2008年也要建成。据我所知，宁夏博物馆要有几个展厅，要对民间个人开放，就是个人的藏品要进入宁夏博物馆。目前宁夏博物馆也正在征集展品，有些人，包括文化厅，包括宁夏收藏家协会都推荐我的藏品，对我来讲，对于收藏这一块密不示人，藏而不露，好像价值不大，不管带来的效益如何，我感觉藏品假如要是放在博物馆对公众开放，起码我为社会做了点什么，我感觉不错，应该这样。”

到了“文革”结束的时候，中国的票证制度也快走到了尽头。因为当市场的调节功能被否定，当商品的流通魅力被取消，当生产商品的消费目的被忽视的时候，这样的经济发展肯定会越来越僵硬，越来越狭窄。于是一个新的名词——改革，成为了那个时代最流行的社会用语。

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肯定了商品经济的作用。于是在宁夏各县，包括银川的东环路上出现了大大小小的自由市场，虽然市场里的东西还很少，价格也比较贵，但人们总算可以不用随时拿着票证，去购买想要的东西，这已经大大缓解了供应紧张的状况。

张海晏（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我看咱们宁夏形势的好转，确实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对农村实行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把农民的这种热情和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以后，整个咱们宁夏的经济形势才呈现一片兴旺的局面”。

到了20世纪90年代，银川及周边各市县的粮食市场逐渐活跃起来，此时的居民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新鲜粮食，而不必到指定粮站购买陈粮。所以居民粮本上的粮被大量节余下来。

张海晏（宁夏回族自治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我记得是1990年的时候，我粮本上就有四百多斤粮，就再没在粮站里买过粮。这样一种局面的出现，使粮证的作用大大下降了，后来到1993年的时候，国家考虑粮证已经没什么意义了，粮食供应已经完全可以满足中国人口的需要了，所以就把粮证宣布取消。宁夏也是和全国一样，也是在1993年把粮食供应证整个取消掉了，就是粮食计划供应这种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是1993年7月1号的《宁夏日报》，刊登了有一条记者在6月30号采写的新闻，记录着粮证取消的前一天排队买粮的人们不同的心理感受。其中写到：人群中一位妇女说：“粮价就要放开了，我是向单位请了假跑来的，主要是怕粮食涨价。”此时旁边一位小伙插嘴说到：“搞市场经济，价格就得放开，我估计粮价不会大幅度上涨。”而旁边粮站的站长关心的是：“粮价一放开，对我们国营粮店冲击大，我们得在优质服务上下工夫，否则竞争不过个体户。”这就是当年粮食计划供应制度取消前一天不同人的想法。

乔杰（票证收藏者）：“我一看排队的有四五百人，排队买好号的就有二百多人，这拉粮的车还不停地往过拉。在这种情况之下，我因为收藏粮票，就心血来潮灵机一动，穿着军装加了个塞，拿着我的军官证说：‘同志，请给我把粮票换出来。’旁边听到的人都比较吃惊，认为这个人怎么换粮票，都领粮了他还领粮票，我换了四百多斤粮票出来。”

就在众人惊异的目光注视下，乔杰手拿粮票走出了粮店，在旁边一家个体粮店里买了一袋米回家了。此时，已经收藏了一年各类票证的乔杰似乎感觉到了一丝商机。

到了2001年，当部队决定乔杰转业，准备给他安排工作的时候，乔杰作出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决定，他选择了自主择业。

乔杰（票证收藏者）：“到这个古玩市场之后，可能接触人多，机会就多，我不干这个其他的都可以干。”

乔杰：“越往前面难度越大，现在还好配一点。”

顾客：“《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你这儿有吗？”

乔杰：“要有也就个别一两本。”

顾客：“有哪些？你给我找一找行吗？”

乔杰：“这本书不错，《咆哮的黑龙江》，这是本获奖的书，是本好书。这本书是宁夏出的最好的一本书，全国二等奖。”

顾客：“《咆哮的黑龙江》。”

乔杰：“那时为了保存加了一个封面。”

顾客：“这个多少钱？”

乔杰：“那个拿不了。”

顾客：“多少？你要多少？”

乔杰：“四十元。”

顾客：“二十五元。”

乔杰：“行吧，照顾你吧。”

顾客：“照顾我，一共多少钱？”

乔杰：“五零（五十元）。”

有人说：“有许多东西当失去时，才会发现它的珍贵和价值所在。”我国计划经济时期极具时代特色的票证，经历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完成了历史使命，退出了经济舞台。而像乔杰这样的人却从一枚枚小小的票证里看到了未来生活的希望。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从票证时代走向货币时代，然后走向投资时代过程中，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上的变革。

曾几何时，那些充斥在我们身边的票证已悄然消失。当它们再度出现时，这些曾左右过我们生活的纸片竟成了收藏家们青睐的藏品。历史的沧桑变化，怎不令人感慨万千！小小的票证，背后是中国农业、商业、工业、服务业的发展历史。今天我们集藏票证，不仅仅是为了保留那段艰苦岁月的痕迹，更重要的是抚今追昔，温故而知新。

编导：张维刚　　　　

撰稿：张维刚　　　　

摄像：袁梦刚　郑　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