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都”广州

一　“迁都”广州

从1948年底到1949年初，中国共产党胜利地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消灭国民党军154万余人，在根本上逆转了国共两党的军事实力对比。在主力被歼的情况下，蒋介石被迫改变态度，于1949年元旦发表声明，提出在保存国民党法统、宪法及军队等条件下愿意与共产党方面和平谈判。作为回应，毛泽东于1月14日亮出“新式武器”——《关于时局的声明》，提出“惩办战犯”、“改编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等八项条件，在国民党的阵营中引起山崩海啸的震动。迫于国民党党内与美国要求他下台的压力，1月21日，蒋介石终于宣布“引退”，提出“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与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他本人只作为党的“总裁”，离开了首都南京。日记里，他写道：“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而绝望。”^[4]

蒋介石的隐退已经不止一次，这次“退而不休”的隐退为第三次，因为他仍担任国民党总裁，实为党国的最高领袖^[5]。下野后在老家奉化幕后操纵政局，向李宗仁发难，并向美国友邦显示其在国内的巨大能量。李宗仁虽然想当总统，但是知道自己并不是蒋介石的对手，甚至只是他的棋子，于是顺水推舟，得过且过地当起了代总统。2月4日，行政院公布南迁决议，5日开始在广州办公，院长是与李宗仁一向不合的孙科^[6]。李宗仁对和谈的前景也甚为担忧，但李宗仁代总统为挽救危局，还是从三个方面提出施政纲要：（1）派代表团同共产党谈判；（2）竭力阻止解放军渡过长江，期望实行隔江而治；（3）寻求美国援助，制止通货膨胀带来的经济崩溃^[7]。但三方面的施政纲领均未成功。在寻求美国援助方面，拯救濒临崩溃的经济需要大量美元，美国不愿承担；在国共力量对比失衡后，中共只允许国民党在新政府中担任副手的角色，和谈注定破灭，隔江而治也只能是幻想。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长江防线当即崩溃，两天后南京失守，国民党政府无奈之下，正式迁都。

而早在南京国民政府土崩瓦解之前的1949年1月2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已经决定将中央党政机关迁移至广州^[8]。2月1日和5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行政院先后在广州开始办公。4月，行政院、中央党部、政府的主要行政机构纷纷南迁。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兼陕西省主席阎锡山、立法院长童冠贤、检察院长于右任等先后抵达广州。

就在国民党政府纷纷南迁广州的时候，代总统李宗仁却迟迟不肯抵穗坐镇，而是栖身桂林^[9]。李宗仁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试图以此为要挟，逼蒋介石交出军、政、财大权。具体来说，李宗仁向蒋介石提出重主中枢大政的六项先决条件：（1）关于指挥权：国防部应有完整的指挥权，蒋介石不得幕后指挥。（2）关于人事权：总统暨行政院有权根据宪法任免全国官吏，蒋介石不得幕后干涉。（3）关于财政金融：由行政院主管部门监督中央的金融机构，任何人不得操纵，中央银行运台之金银外汇，一律交出支付军费。（4）关于行政范围：各级政府应根据宪法向总统及行政院分层负责，不受任何个人指导。（5）关于党政：国民党只能依党规协助指导从政党员，不得干涉政务，控制政府。（6）关于蒋介石今后的出处：望其暂时赴欧美访问^[10]。5月4日，阎锡山携此六项条件交予蒋介石。蒋在“内心痛楚”之余，即作出堂皇回复：“代总统行使总统职权，有权自由调整军政和人事；国库移存台湾的金银，任何人不能无理干涉；国防部有权调配美国援助军械及调遣国家军权；党员要遵守党的决议，但若复迫我出国亡命，我不能忍受此悲惨之境遇。”^[11]蒋介石虚与委蛇，表面上同意并允诺交出权力，五年内不过问政治。这样，李宗仁才于5月9日乘坐“追云号”专机飞赴广州主政。至此，“国都”广州的地位完全奠定。新的机构也很快有了布局：

总统府——市立第三中学校址内（今石牌）；

总统办公室——广州市政府前座；

行政院——中华北路行政院（今解放北路迎宾馆）；

中央党部——长堤广东省党部二楼；

立法院——文德路市立中上图书馆；

监察院——逢源沙地两广监察署；

内政部——文明路广东文献馆（今市一宫）；

教育部——文明路旧中山大学（今广东省博物馆）；

外交部——沙面侨乐社；

国防部——沙河燕塘旧军校；

财政部——今省财政厅；

司法部——万福路联义社。

国民党政权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把中央政权机构南迁广州，试图以广州为据点，以两广为基地，在华南及西南地区作最后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