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系的形成逻辑

二、派系的形成逻辑

(一)关系

政治派系^[11]由一群群官员聚集而成，是一个由“不确定的成员组成的个人联系网络”^[12]，在上下等级链结构中共属于同一个领导人，“相互之间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感到很放松，相信与对方共享着信任与忠诚，意识到有共同的敌人存在”^[13]。建立个人化的特殊关系指在上下等级链中确定个人与上下级之间的特殊性，而非仅仅与其他人一样归属于同一个领导人。它是派系形成的第一步，其意图在于确保安全感，实现个人利益。为什么特殊的个人化关系能带来安全感？本来只是反映人与人之间客观联系的“关系”为什么在中国人这里能为人主动运用，满足个人利益需求？白鲁恂认为这显然跟中国人赋予“关系”的性质相关。^[14]

首先，“关系”被视为一种几乎有形的客观存在，而不仅只是为双方所感知的主观现象。换句话说，“关系”不仅反映交往的“质”，它还可以用“有无”乃至“多少”被揣度、量化。

更重要的是，“关系”的存在与否不仅涉及直接卷入“关系”的各方，还涉及与各方有关联的其他人。通过关联的各方，“关系”链得以建立。

最后，“关系”建立在共有的特殊性之上。“关系”各方或者来自同一地域、学校；或者与家庭成员、朋友共有相同的朋友或其他感情联系。

因此，中国人的“关系”中，包含了感情与算计的复杂结合。这一性质为人们获取个人利益和安全感提供了基础。不过“关系”并非安全感和个人利益的直接来源，人们只是利用它作为实现个人利益和强化安全感的纽带。那么能够实际地为个人提供利益与安全感，并导致派系形成的力量是什么？与诸多研究政治派系的西方观察者的观点不同^[15]，白鲁恂指出，形成政治派系最首要和决定性因素在于权力。^[16]因为权力是中国人社会生活中最少模糊性、最可预知的因素，从而最能保障安全感、最易于操纵以实现个人利益。

(二)权力

从逻辑上看，白鲁恂指出权力是政治派系形成的第一要素在于他认为：结成派系的心理动力来自于对安全感的追求；造成不安全感的原因是政治的不确定性；权力以其最少模糊性、最可预知性减小了政治的不确定性；人们通过与掌握权力的人建立特殊关系减少不安全感并获取个人利益；众多与掌握权力者具有个人化特殊关系的链条式集合组成政治派系。

显然，这里面最为关键的环节有两个：①政治的不确定性造成了人们的不安全感；②权力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政治的不确定性。对此，至少需要回答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①为什么中国人尤其是政治精英对政治的不确定性如此敏感？②导致中国政治不确定性的因素有哪些？③权力通过什么方式减少政治的不确定性？

先看第一个问题，何以政治的不确定性令中国政治精英极为敏感。^[17]依据白鲁恂的观点，它应归因于中国政治体系的一元性，即由官僚等级制度和官方意识形态所规定与一统的政治传统。官僚等级制度以单一的权威体系、明晰的上下关系和严格的礼仪制度为特征，官方意识形态要求服从正统、排斥异端。一元性的政治传统形成了中国人追求秩序与确定性、怕乱的政治思维，一旦政治秩序出现乱相，不但会在政治精英间引发普遍的焦虑，而且会令他们感到安全感受到威胁。

再看第二个问题，什么因素会造成政治的不确定性？在白鲁恂看来，首先在于政治的人治而非法治。^[18]在缺乏法治的政治体系里，人们无法依据非人格化的制度预知他人行为。尤其是在权力个人化现象严重时，政治的不确定性会越加强化。其次在于政治过程的神秘。当政治过程隐身在不透明的幕后，局外人自然既无法预知，也很难获知真实情形。

至于第三个问题，权力以怎样的方式减少政治的不确定性，白鲁恂的解释比较令人费解。他认为，中国人的权力观中，有的有助于减少政治的不确定性，有的却增加了不确定性。^[19]换句话说，中国人的权力观相互冲突。其中减少政治不确定性的权力观有两条：①视权力为一种单一明了的等级体系；②将地位等同于权力。这两个观念将权力套入一元性政治体系特征中，有助于减少政治的不确定性。但是中国人权力观中的另外一条——权力随时可能通过个人关系的纽带传递——却增加了中国政治的不确定性，并使得“中国政治过程成为世界上最神秘的政治之一”^[20]。

既然中国人的权力观含有增强政治不确定性的因素，那么中国人依据什么判断权力的运行过程与结果是可以预知和确定的？白鲁恂没有作出直接、具体的说明。^[21]他只是解释了中国人借以预知与确定权力运行过程与结果的方式：依靠与权力建立个人化的特殊关系。在大部分中国人看来，既然政治的不确定性源自权力不由制度而由某具体的个人操纵，那么“最可靠的方式就是判断谁在权力运行中具有较大范围的影响力”^[22]。之后，通过与之结成特殊的个人关系，加入权力运行过程，努力从局外人转入知情者，直接破解政治过程的神秘性。不过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既然与掌权者结成特殊的个人关系的心理动机是出于安全感的心理需要，那么形成派系后的安全感依靠什么来实现？白鲁恂认为，维系安全感的纽带来自于中国人的“忠诚”概念。^[23]

(三)忠诚

“忠诚”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具有极为崇高的地位，为人所珍视。下级加入派系后最需要向依附者或上级证明的素质，就是忠诚可靠、没有贰心。通常，付出“忠诚”的一方总能获得对方的保护与补偿。派系中的各方往往依赖这种互惠获得安全感。然而在白鲁恂看来，中国人的“忠诚”概念中，虽然并非完全缺乏尊敬与互惠的内容，但派系之中的“忠诚”，其基础并不是建立在相信对方的恩惠之上，而在于相信双方有相互伤害的能力。^[24]

白鲁恂认为，中国人的“忠诚”概念中有一点非常独特。即处于“忠诚”关系的各方都接受这样一个前提：“任何一方都可能因这种关系而不利，但如果打破这种关系，对自己造成的危害会更大。”^[25]一方历尽艰辛地支持另一方，是因为如果不这样做，可能产生更严重的伤害与混乱局面，其结果很可能将自己也毁了。在上下级都知道对方有毁灭自己的能力却出于考虑自身的安全而不会这样做的时候，“忠诚”就能存续。因此，中国人对于是否付出“忠诚”的计算，是从威慑力(deterrence)出发的。

此外，中国人对忠诚、可靠的重视度使得中国政治文化对于那种朝秦暮楚、改换门庭者，很少表示宽容；领导人对背弃前任或其他领导人的下属，亦很少表示信任；下属赢得上级的信任往往是在“献忠”过程中凭借其技能，证明自己能帮助上级办事或达到其他目的，才能在众多竞争者中被上级挑选成为派系中人等，诸多因素的结合使得政治派系中的“忠诚”纽带更加持久、不易被割断，而持久、坚韧的忠诚关系正是安全感的最好保证。

(四)安全感与正统的回归

在白鲁恂看来，中国政治派系形成的心理基础在于安全感。在一个以一元化为结构特征的政治体系中，安全感的主要来源是政治的确定性、有序和正统。凡是威胁到政治的确定性、有序与正统的因素，都可能构成对安全感的威胁。派系形成的心理基础也就初备。然而派系的存在不符合中国政治文化的正统，它挑战了政治的有序与和谐以及共识与服从的文化紧要性。这样，中国政治文化中一个明显的悖论或者说反向运动就形成了：人们可能“出于反对派系、支持共识的原因而结成派系、保护共识”^[26]。这说明，正统政治文化中共识与服从的文化紧要性，始终都是中国政治文化两股拉力中更强大的一股。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所有政治派系形成后，内部都同样强调服从、等级与有序。

同样的解释也适用于因害怕孤立而加入派系的心理。中国文化以集体为取向。生活在集体取向文化中的人，只要其个人取向无法超越集体取向，安全感来源于对某一集体(家庭、单位、政治派系等)的认同，在不加入派系就可能被集体排斥从而失去安全感的情况下，深深的焦虑会促使以集体认同为安全感的人被派系所吸引。而且一旦加入，“向派系的‘大我’尽忠的承诺就不能收回”^[27]。这也是正统文化占上风的证明。

一头是安全感的心理需要，一头是共识与服从的文化正统。两股拉力下形成了派系与反派系的斗争。虽然文化正统终居主流，但人类的基本心理需求总是无法全面扼杀。在白鲁恂看来，由于“派系主义来源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人格中的某些基本特征”^[28]，派系与共识的矛盾以及由此带来的悖论将继续存在，并且形成中国政治文化中的诸多景观，比如以寓言式的政治语言“掩盖共识受到挑战的事实”^[29]。